日本大报如何检讨本国战犯罪行：天皇该负什么责任 【下篇】

指挥实战

东条在昭和战争中首次登场是1928年(昭和3年)3月。当时作为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现在的课长代理)的东条在由革新派军部官僚组成的木曜会上宣布“要在满蒙确立完整的政治势力”。

木曜会的成员是毕业于陆军大学、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从事拟定国策的军部精英官僚。东条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一道试图打倒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掌握军队中枢的长州(现在的山口县)派，力争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和统帅权。特别是为了在日本树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提出的总体战体制，认为必须确保满洲。作为木曜会成员之一的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主谋的炸死张作霖事件(1928年)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吹响了国家大改革的号角。

1931年(昭和6年)9月，发生“满洲事变”时，东条是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其后，自1935年至1938年先后担任了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这也正是从“满洲事变”扩大到日中战争的时期。

在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东条参与了“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岸信介、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等人推行的殖民地政策。

1937年(昭和12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后，东条发表强硬论，亲率兵团进攻到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这是东条首次指挥实战，依靠冲锋一边倒的战术占领了内蒙古。据说当时有众多的中国人被处刑。

从“满洲事变”发展到日中战争这一过程中，日本所采取的行动脱离了规定要尊重中国的主权、门户开放等内容的九国条约。但是，据说当时的陆军，包括东条在内，都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国际条约。

东条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陆相入阁后，首次着手进行了日美军事力量的比较调查。调查的数字显示日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但是，东条却说：“美国缺乏国家的内核，而我们的帝国却拥有三千年的国体。” 　

虽然日本政府作为国策决定进驻法属印度*南部，东条却丝毫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采取石油禁运制裁的风险。而且，作为与美国谈判关键，即从中国撤军的选择也不在东条的思路之内。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一旦撤军，不仅是“满洲国”、乃至朝鲜统治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时瓦解。　　

东条主张对美开战，近卫因此退出了政权。其后任的座位就意外地落入到东条手中。东条从内大臣木户孝一那里得知天皇希望回避战争的意愿，开始重新研究国策。

铃木贯太郎，历任大隈重信内阁海军次官(1914年)，天皇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1929年)，枢密院副议长(1940年，后为议长)，首相(1945年)等。

木户幸一，历任内大臣府书记官长(1930年)，近卫内阁文部大臣(1937年)，近卫内阁厚生大臣(1938年)，平沼内阁内务大臣(1939年)，内大臣(1940年)等。还担任过天皇之首席机要顾问、“重臣会议”的主持人。

米内光政，历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兼第一舰队司令(1936年)，海军大臣(1937年2月)，首相( 1940年1月)等。因反对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被陆军视为亲英美派，1940年7月被迫辞职。此后以重臣资格反对军人组阁。1944年7月复任海军大臣，反对本土决战，主张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后参与解散日本海军的工作。

冈田启介，历任海军次官(1923年)，联合舰队司令(1924年)， 田中义一内阁海军大臣(1927年)，军事参议官(1929年)， 斋藤实内阁海军大臣1931年)，首相兼拓务大臣(1934年)等。1952年死亡。

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向东条进言：“如果朝着撤回(开战方针)的方向努力，就必须更换参谋本部的强硬派——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我也不惜为此辞职。” 但是，东条对人事未作任何调整。依靠原班人马即使再讨论也难以转换方针，东条回避战争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东条代表着缺乏基于国际主义(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战略观的陆军的利益，作为其最后一招，在他当上了最高指挥后就作出了冲入日美战争的决断。

压制言论

东条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宪兵的镇压和由国家垄断信息。

这些始于东条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时代。东条下令调查了对关东军持批评态度的民间人士，列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运动、皇道派有关的4000人名单。关东军参谋(负责情报、谋略)田中隆吉等人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把反日的中国人当做眼中钉，进行了彻底的清除。

这些行动同样也把矛头指向了“反东条”的政敌们。在1942年(昭和17年)4月的大选中，东条力图以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举的候选人获得全部议席。他命令宪兵队“监视”非推荐候选人的尾崎行雄、鸠山一郎、芦田均等人，还在选举期间强行逮捕了尾崎。　　

选举过后，成立了几乎所有议员都加入的翼赞政治会。由陆军出身的原首相阿部信行担任总裁。由此只剩下执政党一党，其他政治团体都被迫解散。议会就成为了批准协助战争的会场。　　

政治家中野正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杀的。中野是被曾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时期的东条的部下、东京宪兵队队长四方谅二胁迫自决的。据说宪兵队在中野家的隔壁房间一直看着中野咽气。伴随着战局的恶化，东条还派宪兵队到开始探索和平谈判的冈田启介和近卫文麿等重臣的身边，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

东条对传媒界也毫不留情。刚刚对美开战的1941年12月，就制定了有关言论出版*结社的临时管制法。只凭东条一个人的意向，就能随时让报纸停刊。东条对《每日新闻》“竹矛不够有力”的报道十分恼火，把执笔的记者新名丈夫征兵入伍，想送往战局激烈的第一线。

东条渐渐地被称为*者。但是，东条自己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说过“希特勒是兵卒出身，而我是大将，怎么能相提并论”。 在1943年(昭和18年)1月的议会上，东条说“我只是一个草莽之臣”，还在答辩中表示“如果失去天皇陛下的信任，陛下命令我辞职的话，那我就没有任何前途。我就好像是月亮，只是仰仗陛下的光芒才会发光”。虽然东条高喊要“承诏必谨”，即遵守天皇诏书行事，但是他认为对自己的叛逆就等于是对天皇的大逆不道。

强大的权力

东条抱有一种革新性的思想，那就是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官员，在天皇面前都是平等的。在日美开战后取得初期胜利时，有的舆论把东条描绘成“救世主”。

但实际上，他使众多平民百姓出身的士兵失去了生命，无所顾忌地压制了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内心的自由。

1944年(昭和19年)2月，联合舰队的据点特鲁克群岛瓦解后，东条开始兼任参谋总长。

若槻礼次郎，历任大藏省次官(1905年)，贵族院议员(1911年)， 第一次桂太郎内阁藏务大臣(1912年)，第二次大隈内阁藏务大臣(1914年)，第一次、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内务大臣(1924年)，宪政会总裁、首相(第一次内阁， 1926年)，民政党总裁、首相(第二次内阁，1931年)等。1949年死亡。

重光葵，历任驻华公使(1931年)，外务省次官(1933年)，驻苏大使(1936年11月)，驻英大使(1938年)，驻南京汪精卫傀儡政府大使(1941年12月)，东条内阁外务大臣(1943年4月)，小矶内阁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4年7月) 等。

他打算通过集权来转变政策，以渡过难关。真正了解败势明显的战局和日本仅存的国力的人只有东条。但是，他没有把手中的强大权力用于担负责任的政治上，却依旧鲁莽地继续战争。

东条在担任陆相时，发表了以“勿受生擒为俘虏之辱”为世人所知的《战阵训》。(1941年1月)不准当俘虏的战阵训也就是使敢死队的冲锋合法化，号召“玉碎”。

关于“特攻”，东条在1944年6月也说过“日本的长处就是大家都拼命勇往直前，根本不把死当成一回事。(省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长处，通过用我们的一架飞机歼灭敌人的一艘舰艇，用我们的特殊艇撞毁敌舰的敢死队，就一定能把敌人打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东京大学出版会) 　

“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东条还留下过这样的话。1944年6月，北九州遭受空袭时，东条不屑一顾地说“就好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泥地上溅起了一点儿泥”。轻视生命竟然达到了如此的极限。

当失守已成定局，东条被迫要下台时，他还口吐狂言。　　

“这是上天给我们日本人的启示。是说你们还不能认真吗？还不能拿出真正的干劲吗？……现在到了发挥我们最大力量的时候。用头撞墙觉得痛，才感觉前面有墙是不行的。”(保坂正康，《东条英机与天皇的时代》，筑摩文库) 　

东条下台后，宣扬通过敢死队“特攻”和本土决战要继续打下去，还直接向天皇进言。东条到最后一刻都丝毫不顾惜人民的生命。

贺屋兴宣，历任大藏省书记官长(1934年)，近卫内阁大藏大臣(1937年6月)，兴亚院顾问(1939年)，华北开发会社总裁(1939年)，东条内阁大藏大臣(1941年)，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等。

星野直树，历任“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34年)，“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1936年，事实上的独揽该部大权之最高长官)，“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1936年12月，事实上的国务总理，独揽“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权)，东条内阁官房长官兼国务大臣(1941年10月16日)；大藏省顾问官(1944年12月) 等。

平沼骐一郎，历任检察总长(1911年)，司法大臣(1923年)，枢密院议长(1936年)，近卫内阁内务大臣、国务大臣(1940年7月)，枢密院议长(1945年) 等。

松井石根，历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2年)，步兵第35旅团旅团长(1924年)，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25年)，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28年8月)，华中派遣军总司令(1937年10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内阁顾问官(1938年7月)，大政翼赞会大东亚事务部顾问(1943年)，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1944年) 等。

昭和战争主要是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争。特别是思考日美战争时，不能脱离与日中战争同步发展的日本国家的蜕变。这种蜕变既是向国际秩序的挑战，也是立宪体制的崩溃。同时还意味着以军部官僚主导的国策决定、国家总动员体制的确立。与这一系列变化密切相关的政治家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的政治思想可以从他于1918年(大正7年)发表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一见端倪。即，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英美所说的和平，是“对英美有利的维持现状”，像日本这样的落后国家“打破这种没有扩展余地的局面是正当的”。

近卫在“满洲事变”中积极地支持了军部。近卫强调欧美没有资格根据国际联盟规章和非战公约来非难日本，他的这种强硬论助长了军部的气焰，也赢得了国民的拥护。近卫在这些背景的推动下，1937年(昭和12年)当上了首相。

第一届近卫内阁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近卫在左思右想之后，终于屈从陆军的要求，批准派兵。甚至中止了有望实现停战的陶德曼和谈，还断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近卫曾经向天皇自嘲，把被军部官僚拖着走的自己形容为“一无所知的时装模特儿”。

近卫不仅没能控制军部官僚，反而给军部力图建立的国家总体战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就是1938年4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其内容是在“战时”和“相当于战争的事变”等紧急情况下，给予政府在国民统制方面的自由权。

1939年(昭和14年)1月，近卫在外交、内政两方面都束手无策，只能内阁总辞职。支持过他的西园寺公望曾私下偷偷地说：“近卫当上总理之后，搞了什么政治，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1940年7月起步的第二届近卫内阁的课题依然是如何解决日中战争。他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打算在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加入苏联构筑“四国协商”，逼迫美国坐到谈判桌边。但是，这一构想却以德苏开战而破灭。

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问题上，近卫也根本没考虑到美国会以禁运石油等对抗。他更换了松冈，组织了第三届内阁，希望通过与罗斯福总统的直接谈判实现圆满解决。但是，由于没能消除与坚持在中国驻军的东条陆相的意见对峙，1941年10月，万事休矣。

内大臣木户幸一忠告近卫：“让(决策开战的)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成立生效的不正是你吗？你丢下这个决定不管，而自己却辞职，太不负责任了。”但是，近卫仍然又一次地抛出了政权，撒手而去。

近卫也曾想过压制军部和官僚组织，并集结可以与其对抗的政治力量。他担任党领袖的“一国一党”的*组织把纳粹当做榜样。虽然，后来发展成大政翼赞会，但是，由于此举被批判为恢复篡夺天皇地位的“幕府”，又有传言要暗杀近卫，他也就此退缩了。

就这样，近卫的尝试一次次失败，日本一步步地走向对美国的战争。

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领导层接二连三的错误判断

日中战争期间，近卫的陪跑者就是广田弘毅。广田在陆军推进华北分离工作时期的斋藤实、冈田启介内阁中担任外相。他与外务次官重光葵等人一道提出了“停止排日、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等。广田外交意味着与英美的协调外交出现转折。

南次郎，历任朝鲜军总司令(1929年)，若内阁陆军大臣(1931年4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31年)，关东军总司令(1934年)，朝鲜总督(1936年)，枢密院顾问官(1942年)，大日本政治会总裁(1945年) 等。

木村兵太郎，历任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近卫内阁及东条内阁之陆军次官(1941年)，最高军事参议官(1943年)，缅甸日军总司令(1944年)等。

荒木贞夫，历任陆军教育总监部总务局局长(1931年)，犬养内阁及斋藤内阁陆军大臣(1931年12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34年)，内阁对华顾问委员会顾问官(1937年)，近卫内阁及平沼内阁文部大臣(1938年5月)，内阁顾问官(1940年)等。

畑俊六，历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1933年)，台湾军司令(1936年8月)。教育总监(1937年)，华中日军司令(1938年，指挥武汉方面作战)，侵华日军总司令(1941年)等。

“二二六事件”后，近卫推辞了众人上奏天皇让其出任首相的推举，而代替近卫担任首相的广田，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的制度，决定首次提议出兵东南亚的国策，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等，推行了亲军部的政策。

松冈外交不断追求的是近卫的所谓“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缔结了三国同盟之后，松冈立即飞往莫斯科，于1941年(昭和16年)4月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

为了与美英对抗，松冈想到的联手对象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可是，两个月后，德苏进入战争状态，松冈独到的势力圈外交也瓦解了。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北进论，困扰了军部，又搅乱了近卫推进的日美和谈。

杉山元“卢沟桥事变”时是陆相，向近卫要求派兵三个师团。“膺惩暴支”声明就是杉山准备的。在进驻法属印度*南部时，担任参谋总长的杉山胁迫近卫说“这种程度的进驻反而会*英美的策动”。在随后的对英美的战争中，杉山又确定了参谋本部的强硬主战论。

在日美开战以前，海军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被美军舰队会横渡太平洋进攻日本的幻觉所迷惑，断言说“到了这一步，就只有战争了”。永野表示“现在还有胜算，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越来越难”，主张应该由日本先下手打出去，把海军引向开战。　　

东条内阁再次研究“开战”国策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对付”被认为是亲避战派的海相嶋田繁太郎。1941年10月30日，嶋田不顾次官泽本赖雄等人的反对，表明了“此刻，决意战争”的态度。但是，在11月1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嶋田却吐露道“没有自信，没有妙案，没有外交谈判的希望。不得已而为之”。正如他所说，这的确是毫无战略的开战决定。嶋田被称为“东条的副官”，一直辅佐东条体制，东条兼任参谋总长之后，他就听命就任了军令部总长。

东条的接班人小矶国昭出身于陆军，在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期，密切参与了“满洲事变”。1944年7月，在*陷落后立刻就任首相的小矶得知日本处于劣势，铁和石油等国力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虽然尝试着开始和平谈判，但也以失败告终。在战局更加趋于恶化的情况下，还高喊“一亿总武装”的口号，提议全体国民参拜伊势神宫，祈求必胜等，无谓地继续了战争。

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在小矶内阁时期对开始敢死队“特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二和第三届近卫内阁中，及川作为海相一直参与了日德意三国同盟、进驻法属印度*南部、表明对美开战决心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等导致日美开战的一系列进程。

铃木内阁于1945年6月确定了本土决战的方针，参与这一决策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是在日中战争开始初期提倡积极论调的陆军次官；陆相阿南惟几在担任陆军次官时参与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则是在马里亚纳海战、台湾海面空战、莱特岛海战屡战屡败后下令进行大和舰敢死队“特攻”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梅津说过“无条件投降是对不起英灵”，陆相阿南也主张“一亿人‘玉碎’，死里求生”，顽固坚持本土决战。梅津、阿南、丰田一直到最后都抵制接受《波茨坦宣言》。

山本五十六，历任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1925年)，航空部部长(1935年)，海军联合舰队兼第一舰队司令(1939年)等。1941年1月7日，山本写信给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正式提出了偷袭珍珠港的设想，随后秘密制定“Z”作战方案。1941年12月7日凌晨，率联合舰队偷袭美国的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1943年4月18日，座机被美军战斗机击落，头部中弹死亡。

西园寺公望，历任驻德国兼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1887年)，枢密院顾问官、第二次伊藤内阁文部大臣(1894年)，第三次伊藤内阁文部大臣(1898年)，立宪政友会总裁(1903年)，首相(第一次内阁，1906年)，首相(第二次内阁，1911年)，巴黎和会日本全权委员(1919年)等。1940年死亡。

牧野伸显，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之子，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等。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侥幸躲过子弹。

失控的军部官僚也负有责任：介入政治，扭曲国策的“石原模式”　

昭和战争的沉重责任不仅在于高层的政治、军事领导。辅佐这些高层的众多参谋和官僚的“失控”与“误断”也给日本的政策方向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本来，参谋只是负责起草文件，并没有命令权。但是，说起随心所欲地摆弄指挥官、独断专行地推进作战的参谋之始祖，就是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1931年(昭和6年)发生“满洲事变”时，石原只不过是一名中佐，可是就连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都对石原唯命是从。

在获取了中国权益这一既成事实面前，若槻礼次郎内阁事后批准了派兵。石原不仅为对外侵略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还确立了幕僚掌握国家权力以实现国策的“石原模式”。这一模式被关东军参谋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等人所因袭继承。

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是石原的伙伴。他还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紧密联合，最后建立了“满洲国”。虽然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是反叛者，却被誉为“英雄”。板垣和土肥原还进行了华北分离工作，开展了阴谋活动。板垣更作为平沼内阁的陆相推动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

暗中活动　

陆军省军务局的中佐铃木贞一在以石原莞尔、东条英机等幕僚组成的“木曜会”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从陆军调任内阁调查官之后，经过兴亚院政务部长，就任企画院总裁。超越了军人的范围，铃木一直参与介入了政治、经济等整体国策。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对于关系到战争展望的物资国力判断，铃木通过拼凑数字，把讨论引向决定开战。

致力于改造国家的一部分革新派军官结成了“樱会”。作为领导人的桥本欣五郎中佐与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等人合谋，策划发动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政变。桥本的失控一直持续到日中战争，作为野战重炮兵第十三联队长，引发了炮击英国舰艇“瓢虫”号事件。

在一赌国家命运的日美战争开战前，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是武藤章，而海军省的军务局长是冈敬纯。军务局长既是制定国策的中枢，同时还参与首相和阁僚的人选推举。武藤迫使陆相畑俊六辞职，搞垮海军出身的米内内阁等，耍尽花招开展了政治工作。在接替米内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又促使决定了明确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构筑国防国家体制的《基本国策要纲》。

武藤的后任佐藤贤了是东条的亲信，他与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真田穰一郎等人是支撑东条体制的中心成员。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武藤动手殴打了反对东条意见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莱特岛决战之际，又主张“联合舰队的拼死决战，一定要以死为今后的战争指挥添彩”，推动了毫无胜算的战役。

隐瞒事实

海军内部主张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冈敬纯于1940年10月当上了军务局局长后，海军的对美强硬论就更高涨了。冈为了建立强于陆军的政策指导体制，新增辟了军务局第二课，并提拔“喜好政治”的石川信吾大佐担任这一重任。

石川与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和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等人一起对在进驻法属印度*南部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决策高层施加压力，力主日美开战。当时，中将井上成美说过“好像是石川大佐在牵动海军”，开战后，石川本人也声称“把日本带向战争的就是我”。

野村吉三郎，历任驻美大使馆武官(1914年)，新编第三舰队司令(1932年)， 阿部内阁外务大臣(1939年)，驻美大使(1940年)等。

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1925年起从事写作及讲演，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法西斯学说，并组织“老壮会”、“犹存社”等法西斯型的神秘团体。曾任南满铁路东亚研究所所长(1926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一贯鼓吹侵略战争。

日美开战前，军令部一直主张确保东南亚资源以预备长期作战的正规战略，但是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却坚持要突袭珍珠港。联合舰队参谋黑岛龟人大佐说服了军令部而发动的珍珠港攻击，招致了美国毫不手软的总反攻。山本死后，黑岛就任军令部第二部长，也感到凭借正面攻击无法取胜，于是着手开发“特攻”武器。

在中途岛败北的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因 “损失惨重”而隐瞒了事实。他当上联合舰队参谋长后依旧独断专行，对作战战略和战况一无所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直好向年轻军官询问“最近，战局怎么样了？”在1944年3月的帕劳群岛空袭时，福留的机密文件经由当地的游击队被美军掌握。

中泽佑接替福留担任作战部长后，战场上的“玉碎”频频发生。由于在马里亚纳海战、莱特湾海战中接连吃了败仗，中泽终于下令“特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大西泷治郎派出了第一支部队。

田中新一大佐作为陆军省军事课长使日中战争进一步扩大。他就任作战部长后，1941年6月德苏一开战，就加紧进行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动员70万兵力实施了关东军特种演习。同时，还推进向法属印度*南部进驻。陆军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许多幕僚面临危机却高声叫嚷积极论调，而田中就是其中之一。

鲁莽地高喊强硬论的军人还有第十五军司令牟田口廉也。他也是东条一手培养的忠实部下，指挥了英帕尔战役，造成72500名士兵死伤。

“亲德”的陷阱 　

另一方面，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是陆军出身，他的亲德态度也异乎寻常。在他做大使馆武官的1936年，就背着外务省私下和里宾特洛甫开始交涉，并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在日美开战前后，他不仅错误估计了德苏战争的前景，不断发送盲目相信德国定能胜利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