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 - 好文推荐 - 中央国家机关理论武装在线 - 宣讲家

　　【内容提要】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不绝于耳，赞同者有之，效仿者亦有之。相比较国外学者热炒“中国模式”，国内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明晰“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僵化、不教条、不照搬、不固化，永葆“中国模式”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 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并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模式”更是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热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凸现了“中国模式”的影响。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看，不同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界定颇有差异，这种概念界定上的差异又进一步带来了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在进一步讨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有必要先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界定。

　　一、“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到底是何时提出来的？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提出来的。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雷默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

　　其实，在雷默提出“中国模式”之前，国外早就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比如说1980年，日本季刊《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文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同年5月30日，前西德《时代》周报刊登罗斯·特里尔的一篇访华观感，题为“北京的粗暴刺耳的声音”，副标题为“‘中国模式’的结束”，该文谈到的中心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规模建设带来的问题。1984年12月，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广东沿海对外开放粗具规模之后，前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来华访问。英国路透社记者撰写的新闻分析指出：“苏联批评中国经济改革但却对中国的成功感兴趣。”此篇新闻分析多次提到“中国模式”，其含义是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1985年6月，阿根廷《一周》杂志刊登对阿根廷众议院议长卡洛斯·普格列塞的采访记，普格列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人探索的是走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方法。他认为，“中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代之以中国模式”。

　　1986年，南斯拉夫《战斗报》发表托·米利诺维奇的文章说：苏联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很感兴趣，并提出要研究“中国模式”。

　　1987年8月19日，巴西学者在比较中巴两国技术模式优劣之后，在《商业新闻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自主发展技术堪为楷模。文章还提出，“中国模式应成为巴西的榜样”。

　　1988年年底，法国《发展论坛报》发表《中国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证》的文章，认为自邓小平宣布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以来，“改革使中国模式逐渐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中间模式”。

　　1991年5月，前苏联尚未解体之前，一批有影响的苏联政治学家认为：苏联应进行接近于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在经济上以“技术突破”为基础，在政治上建立一种“强硬的权威的”政治结构。

　　1991年11月，已经失去执政地位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重新公开活动，并提出要在罗马尼亚采用中国模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之后，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1993年5月，《匈牙利新闻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模式”引起世界兴趣；7月，墨西哥《至上报》发表文章，认为古巴正在模仿中国，学习“中国模式”；9月，埃及《金字塔报》发表文章，盛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认为“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东欧模式，也不同于俄罗斯模式，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1997年11月，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在访问中国后，明确表示希望按“中国模式”进行经济改革。

　　1998年年底，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一些海外著名学者、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及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明智可取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继续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如2003年9月，俄罗斯《消息报》发表《什么是中国模式？》的文章，认为中国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改革注重民众利益。同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杰弗里·加滕的文章《中国的经验》，作者建议学习“中国模式”。2004年以来，雷默拉开了国际社会大范围内讨论“中国模式”的序幕。这种讨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际和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不断被引向深入。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模式”并不是进入新世纪才提出来的概念，它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在国际主流媒体上，雷默绝不是提出“中国模式”的第一人，而是“北京共识”的首创者。但需要承认的是，雷默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也许是国内学者认为雷默是“中国模式”的发明者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国外学者及政要的论述来看，他们使用“模式”这个概念比较随意。在讨论“中国模式”的同时，国外学者还使用了“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等概念。此外，“毛泽东模式”、“东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印度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美国模式”、“欧洲模式”等概念也在经常使用。“模式”这个概念并没有确切的内涵，有时指“发展道路”，有时指具体的方针政策。

　　第三，20世纪最后20年国外学者讨论“中国模式”时，多指中国改革开放模式，尤其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绝大多数学者政要是从经济的层面来概括“中国模式”的，很少涉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而进入21世纪，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参与这种讨论的人员也来自方方面面。这是“中国模式”广受世界各国关注的原因。

　　第四，近年来，“中国模式”之所以被国际社会热炒，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逐步扩大；三是西方发展模式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模式”正好显示出比较优势；四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担心欧美发展模式被超越，从而失去主导地位；五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模式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便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在国外学者热炒“中国模式”时，中国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有些学者甚至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有的学者主张用“中国特色”，还有人主张用“中国案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过去我们深受“模式”之苦。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曾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遭遇过曲折，出现过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首先针对的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二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来的，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受到其使用动机的影响（如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学者的解释有时难免有些偏颇，因此中国学者不太愿意接受。三是有一种担忧，害怕过多宣传“中国模式”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四是认为“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还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在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

　　我个人认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其理由如下：

　　第一，“模式”（Pattern）一词的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它标志了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而这些事物并不必然是图像、图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甚至思维的方式。就社会发展这个意义上而言，“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简单地说，就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可以视之为解决问题的经验的总结。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是一再重复出现的事物，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

　　“模式”可以指经济模式，如“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混合经济模式”，等等；“模式”也可以指政治模式，如“议会民主模式”、“多党制模式”、“三权分立模式”等；“模式”还可以指社会发展模式，如“社会主义模式”、“资本主义模式”等；“模式”可以指大的区域发展模式，如“北美发展模式”、“欧洲发展模式”、“北欧福利国家模式”、“拉丁美洲模式”、“非洲发展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等；“模式”也可以指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中国模式”、“瑞典模式”、“印度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等；“模式”还可以指一个国家内某个地区的发展模式，如中国浙江的“温州模式”、福建的“晋江模式”、广东的“深圳模式”，等等。因此，“模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社会发展意义上说，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

　　第二，经过60年的探索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定型的体制。党的十七大将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社会发展道路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理论”、“体制”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简洁，也有利于开展国际对话。因此，回避使用“中国模式”恐怕没有道理。即使这个概念是外国人使用的，但并不妨碍我们也使用这个概念，“民主”、“自由”、“公正”、“社会主义”等概念不是首先在西方使用的吗？有人认为，“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国模式”。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我们今天学术界和媒体所说的各种模式均处在变动、发展之中，都面临着挑战；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