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缔造者---吴焕先

  1985年10月，在当年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今河南新县），举办了吴焕先烈士英勇牺牲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吴焕先烈士题写了“吴焕先烈士纪念碑”碑名；国家主席李先念为纪念碑题词：“功勋卓著”；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题词：“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并题写了纪念碑碑文，将吴焕先烈士誉之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胡乔木、胡绳同志亲自审定修改了纪念文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为烈士的传记题写了书名。

     坐落于郑州烈士陵园的“焕先亭”，在中原大地上巍然矗立，令人肃然起敬。吴焕先烈士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中的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他的英名，他的丰功伟绩，早已载入党和军队的史册，引发人们不尽的怀念。

     吴焕先烈士以他的血肉之躯，肥沃了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的劲草，染红了陇东高原。七十年的漫漫长夜，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五十多个春秋，烈士的生平和事迹应该得到更为广泛传播。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我愿为大家采集几朵烈士鲜血浇灌的小花，把四十三万九千字的烈士长篇传记，摘编成大约十万字的文章，分批登录在这里，供大家分享。有些段落的衔接上可能转折有些突兀，请见谅。

 

一、        愧见心上人

    方面军主力北去以后，七里坪也相继失陷。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十师，这时也撤到了枟树岗，阻击南面的敌人。两天以后，吴焕先很快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先于十师撤回新集。从枟树岗到新集的途中，必须经过吴焕先的家门口——四角曹门。

    年根底下，吴焕先一回到家里，就发现妻子的两个眼泡哭得又红又肿，板着一副忧伤的面孔，似乎也清瘦了许多。那天，妻子一背过警卫员的面，就把她的“七相公”拉到房门背后，悄不声儿地问道：“焕先，我娘家哥的案子很重么？他……犯下了么子错误？”关于曹学楷的死，吴焕先确实是从皖西过来以后听说的，对于骇人听闻的“肃反”情况，他也只能告以“不知道”。妻子当然不肯相信，喃喃地说：“别人的事你不知道，我哥的案子，多少总知道个影影。你们一搭革命五六年，敌人都没有伤掉他的一个手指头，……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说着，忽然间又话头一转，两眼泪水汪汪地瞄着她的“七相公”，情不自禁地随口而出：“唉呀，你怎不说个人情，保他一命？”“唉唉，这事……说不得情！”吴焕先理所当然地回答。他当时要为曹学楷说个人情，就是开脱两句，也就步了戴继伦的后尘。他们夫妻之间，也就没得这一番感情上的纠葛。果真那样，吴焕先倒是省心多了，也不会在心灵深处遭受折磨，愧见他心上的人！临走时，吴焕先看到妻子那么一双红肿的眼睛，不禁又动了怜悯之情。随又安慰她说：“莫再伤心啰。等到革命胜利以后，一切都会好的，…………到时候，我好给你扯件阴丹士林衫子，穿穿！”

      转眼又过了半年。今人悲伤的事儿，并没有完全结束，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着。想到对妻子留下的一番话儿，也是昧着良心说的，更使他感到内疚、痛苦和悔恨。从家门口路过时，他怎么有脸相见，好意思跟她说句温存话儿？别的尚且不说，假若再要提起曹学楷的事，他身为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该怎么予以评说？然而，作为妻子心目中的“七相公”，总还是保留着“相公”的情缘。他们婚后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实在短促，就那么难得的两次，总共不到八九天的时间，来去都很匆忙。他很想忙为妻子扯上一件阴丹士林的衫子，穿上体面体面，借以弥补他心灵上的创伤。但在眼下，他实在愧见他心上的人儿，……曹干先浑身收拾得干干净净，手腕上挎着个竹篮儿，还拎着一个小包包，从倒水河那边走了过来。茶棚里顿时鸦雀无声。在场的好几个中年妇女，都不由眨动着两眼，瞧着即将到来的人儿出神。吴妈妈忍不住唉了一声，两眼热刺刺地瞅着吴焕先，缓缓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你前次从家门口路过，就没跟你媳妇照面……村里人嘈嘈开了，她的两个眼窝……都给哭红了。唉！难为了我的好媳妇……”话是悄悄儿说的，但还是被周围几个妇女听到啰，都不由愣着刺探性的目光，朝吴焕先瞄了几眼。曹干先一走上河岸，好几个年纪稍大的男女乡亲，都很知趣地借口告辞，相继离去。茶棚底下，就剩下最早相遇的母与子。

     恰在这时，曹干先不由把脸子往下一勾，满面绯红地闪了进来。她随手把竹篮子放在桌上，当着婆婆说：“娘，你给他们开饭，篮子里有芝麻饼子、腊肉、鸡蛋，……”忙又把个小包包递给姚小川（注：吴焕先警卫员），抿着嘴儿一笑，随后才说：“大兄弟，难为你了。这半年跟上队伍行军打仗，你也没少奔跑……这里面包着几双鞋袜，有你两双，也有他的……俺的针线活儿很粗，大兄弟也别见怪，穿上合适就是啰。俺是照你年下穿的鞋样剪的、做的……”她仿佛负有什么特别使命要匆匆离去似的，见了面也不跟丈夫打个招呼，就迫不及待地把她要做的事、要说的话，都一概料理妥当。沉了半晌，吴焕先才吩咐他的妻子说：“好了，我们该出发了。你去给娘打个招呼，把我们送上一程，……成么？”“嗯。俺听你的……”妻子转身去喊婆婆。

       谁知吴妈妈偏又回村子去了。吴焕先与邻近茶棚的男女乡亲打过招呼，给母亲留下几句话儿，就急急忙忙地上了路。三人一行，各自都紧绷着一副冷冷淡淡的面孔，默默无语地走着，走着。走不多远，姚小川忽然多了个心眼，知趣地笑了笑说：“首长，我先去打前站，在箭场河街口上等着，……”吴焕先想了想说：“唔，你去给苏维埃政府打个招呼，待会儿开个小会，……”姚小川兔子似地撒腿跑去。吴焕先这才跟妻子相跟着，肩并肩地压着步子，你一句我一句地拉了一番私情话儿。一路上，吴焕先又不自禁地念叨起来：“这半年，实在是难为你了！在家又当儿子，又媳妇的……眼前的形势很不好，你要把家里收拾一下，说不定哪会儿就得跑反！跑起反来……”

     “有俺在家，你就放心好了。就是跑反，也不会叫娘遭人，……”“好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我一定好好感谢你这个屋里人，……”“这又说这话！谁希罕你的感谢……“给你扯件阴丹士林衫子，穿穿！”“你给俺扯件阴丹士林，可俺……还没得给你抱上个伢子！”妻子不由得用双手把脸一捂，噗噗嗤嗤地笑！到了箭场河街上，吴焕先领着妻子转了几家杂货店铺。他们来到乡苏维埃政府兴办的一所“十美公杂货店”，便不由往柜台跟前一站。自作多情的“七相公”哟，他并没有等到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给妻子扯了七尺青蓝色的阴丹士林。另外还给他的母亲、二嫂和小荣荣，每人都扯了块棉衣料。随后才把妻子送到回家的路口，情意切切地说：“六姑，难为你了，回家去吧。我得赶天黑回到新集，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上级领导说啦，让我担任游击司令，八字还没得一撤呢，我得赶紧……”

     “嗯。俺听你的……”曹干先还是这么一句话儿。说罢，便一步一回头地慢慢走去。眼里，噙着几滴晶莹的泪珠，……吴焕先召集当地的党政领导开会，讲了将实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到有备无患。当天晚上，他就和警卫员回到了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集。战斗中，一批又一批的红军伤员，从前线转送下来。吴焕先听说陈赓身负重伤，从战场抬下来时，忙去看望了这位战将。陈赓的右腿膝盖处负伤，躺在担架上动弹不得。他的脸色发青，不象平常那么红润，黑糁糁的两道络腮胡子，好久没有刮过，倒是增添了几分威严。两人相见时，陈赓还是那么一副谈笑自若的神态，眯着一双乌黑的眼睛，躺在担架上说：“真他娘的扫兴！我还不曾发出‘转弯走’的口令，猛不防就被偷袭了一家伙，咬了个血窟窿……敌我双方交战，子弹头就是见面礼！”风趣幽默的“快乐师长“，仍少不了来上两句玩笑。随后才忧心地说：“张主席想要保住新集的作战计划，看来又要落空。新集保不住……”“你还是安心休养吧。”吴焕先安慰地说，“天塌下来，还有徐总指挥咧！”

        红四方面军临撤退时，张国焘把徐宝珊和吴焕先叫到当面，仓促决定成立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徐宝珊任道委书记，吴焕先任游击总司令，名为两个机构，实际只有一个空架子，吴焕先建议留下一些部队，借以巩固鄂东北根据地，张国焘不仅不同意，还把一些地方部队又编进主力部队带走。张国焘轻易放弃了鄂东北，完全是一走了之的态度。

      刘华清同志在他撰写的《记吴焕先同志二三事》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要离开苏区时，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吴焕先同志，留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9月中旬，吴焕先同志回到红安县紫云区的长冲，就任游击总司令职务。着手组建游击总司令部。将红安中心县委指挥部的机构，整编为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参谋处、政治部；原中央分局军委的经理处（即后勤部），改为游击司令部；将红安中心县委指挥部所属部队，以及红安县独立团的部分部队，整编为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和交通队。

        这一系列组建工作，使得鄂东北地区（包括豫南的部分县区）形成了统一领导的指挥机构，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敌‘反围剿’斗争，鄂东北和豫南等地的党政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听到根据地又有了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机构，群情振奋、斗争信心倍增。特别是听说吴焕先同志留下来领导武装斗争，更是顺乎民心，众望所归。”刘华清同志当时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吴焕先同志领导鄂东北武装斗争的初期的工作，总结归纳了“几件具有决定性的大事”：

一、统一了思想，要求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在一起，坚持对敌斗争；

二、健全和恢复了各级党的组织，及时稳定了根据地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加强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三、整顿和扩大了地方武装，将张国焘走时命令埋起来的武器弹药挖了出来，武装了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四、主动骚扰、打击敌人，游击武装逐步控制了广大乡村地区；

 一个月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皖西回到红安以西地区，10月8日、9日，方面军主力又在河口一线打了两仗，毙伤敌人两三千人。吴焕先听到方面军的消息，就和徐宝珊一起赶到黄柴畈，向中央分局和方面军总部报告和请示工作。10月10日晚，张国焘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徐向前、王平章、徐宝珊、吴焕先等人，会议认为鉴于敌情严重，红军在内线作战已经十分困难，决定红军主力去外线作战，暂时到平汉路以西活动，借以调动和歼灭敌人，伺机打回根据地。会后，中央分局和方面军总部即率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两万余人，于12日越过平汉路西去，。。。。

     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省委主要成员，除郭述申留在皖西，其它省委委员沈泽民、王平章、郑位三、成仿吾、徐宝珊、高敬亭、戴季英、吴焕先都留在了鄂东北。由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统一领导根据地军民的坚持斗争。留在鄂东北和皖西北的部队，只有红25军75师两个团和军部特务营，以及红27师三个团，约5000余人。分散于各县的地方武装，总共不过万余人，此外还留有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红军主力转出外线以后，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敌人以15个师又两个旅共20万的重兵，加上数万人的地方反动民团、保安队，“铲共义勇队”，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剿”。蒋介石设于汉口的“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命令是：“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除分给剿共义勇队以外，一律烧毁。。。”

     敌人对根据地实行“民尽匪尽”的方针，仅红安县境内，就有近十万人遭到屠杀。到处是尸骨累累的“百人井”、“千人坑”、“万人冢”；敌人第十二师在皖西的柳树湾和上楼房等地，两次屠杀都在二、三千人以上，他们惨无人道地割下死难群众的耳朵，用铁丝穿成串，装了七大担向其上级邀功请赏；据光山县29个乡大概的统计，全村被烧光有400多个村，全家被杀绝的有200多户，烧毁房间一万二千余间。杀害地方干部12400余人。敌人所到之地，人民财产被抢劫一空，村落成墟，田园荒芜，尸骨遍野，惨不忍睹。敌人妄图在12月15日之前，完全消灭留下的红军队伍，彻底摧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摧毁破坏之下，根据地原来拥有的几座县城全部失守，完整的鄂豫皖根据地被分割成鄂东北、皖西北两块互相隔绝的孤立之地，鄂豫边区的几十个中心村镇，如八里湾、河口镇、宣化店、七里坪、新集等地全都变成了敌人的驻扎地点。剩下八九个区的乡村根据地，也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碎块，七零八落。

     11月12日，吴焕先在参加省委长冲会议后，忽然听到一个更为吃惊的消息，敌人为了强化鄂豫边区的反动统治，居然打破县界、省界，以新集为中心将光山、罗山、麻城、红安等四县的边地，划为一个行政区域，于10月间设立了经扶县，委派了一名国民党师长当县长。吴焕先的家乡故土湖北红安县箭厂河乡，也被并入了经扶县的版图，置于河南军阀刘峙的魔爪之下。

      省委长冲会议之后，吴焕先带领游击总司令部的特务营，深入仙居顶以西地区，探听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消息。他哪里晓得，方面军主力转出外线后，敌人迅猛集中了四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进行跟踪追击，同时敌人又调集了两个师，从襄阳、宜城、枣阳方向对方面军迎面堵击，在敌人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方面军在枣阳地区与敌人浴血苦战，终于突出重围，不得不向西实行长途战略转移，至此，原来设想的伺机转移回到根据地的预案，这时彻底的破灭了，方面军主力一去不复返了。

 二、受任于危难之时

     11月中旬，吴焕先从仙居顶返回到红安檀树岗，鉴于红四方面军西去不归，根据地形势严重。他找到了省委书记沈泽民，当面陈述他的想法，建议省委把留在根据地的五个主力团尽快集中起来，组建一支主力红军，以扭转根据地的混乱局面，独立坚持武装斗争。沈泽民当时就采纳了这个建议。

     身材矮小的省委书记沈泽民，鬓发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着两撇批短短的八字胡须，噙着一个蝌蚪状的小烟斗，讲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沈泽民，三十二三岁，是中国文学巨匠沈雁冰（茅盾）的胞弟。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立志科学救国，做一名工程师。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于1921年，沈泽民与张闻天一道去日本求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遂立志献身革命，寻求救国之道。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沈泽民和爱人张琴秋先后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4月，被党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省委书记。他的爱人张琴秋曾担任鄂豫皖苏区河口县委书记。沈泽民提起张国焘就气不打一处来，见到吴焕先，他把几张缴获的报纸递给了吴焕先，白净的面孔变得铁青，两批八字胡一撅一撅的，把张国焘骂了个狗血淋头：“好个狗胆包天的张国焘，居然违背了他的诺言，彻底放弃了根据地，溜之大吉咯。。。。也不知转到陕西还是四川去了，拖他也拖不住，找也找不见。。。真他妈地倒霉！连我的老婆也给带走了，丢了！”

     “要组建就组建红25军！”吴焕先迫不及待地说，随后他把听说的各种议论向省委书记说了一遍。紧接着又说：“有关红25军的传说很多，根据地军民的思想比较混乱，敌人也在四下造谣，说红25军被消灭了。为了稳定军心民心，我们要把红25军的牌子打出来，把红25军的番号恢复起来，把红25军的旗子重新打起来！”“呵呵，我看成。。。红25军还留下个七十五师，完全可以扩建起来。”“就是嘛，红25军的几个老人手还在嘛！军政委王平章，七十五师师长廖荣坤。。。”“还有你呢，七十三师第一任政委，。。。。”

     沈泽民接着说：“组建红25军，最重要的是选谁来当军长！，无论如何，都要从省委领导成员中选一个。我看军长的人选，就是非你不可了。”“咳咳，你别在筷子里面拔旗杆了。”吴焕先说：“我没进过黄埔的门，黄麻起义以来，我一直都没担任过军事指挥员的职务。我当军长，比起蔡申煦来实在是难以胜任。”沈泽民当下就火了，两撇八字胡撅得老高，没好气地说：“老蔡死了，你叫鬼来当军长呀?大敌当前，可不是闹着玩的。”“实在不成，我当军政委。”

      “军政委用不着你，还有王平章哪。”“我提你当军长，不是没根据的，你这几个月的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我看干得就不错，有声有色。两个多月了，鄂东北基本还在我们手里，没有变成游击区，就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游击司令是打仗，军长也是打仗，怎么就干不了呢？你能不能当军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最后要提交省委讨论决定。不过，你要做好充分准备，担任军长职务。”过了几天，郑位三来找吴焕先，开门见山就说：“我是给沈胡子当说客来了。”“省委开过会了？”吴焕先问了一句。“没有。”郑位三笑了笑：“沈胡子和几位常委都交换了意见，徐宝珊表示同意，我也双手赞成，就看你了，少数服从多数，通不通，三分钟。”“沈胡子不知底，你还不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毛驴子怎么充战马？。。。”

        郑位三慢条斯理，侃侃道来：“胡子说了，现在不是懂不懂军事的问题，而是让谁来掌兵权的问题，几个能指挥作战的将领，都跟上方面军走了，目前在军事上没有个中心人物。只能从现有省委成员中挑选，你说，还不是只能你来干？就连我这个没放过枪的“苏先生”，也得接过你的游击总司令来干哪，沈胡子还答应给我派两个参谋主任，鸭子也得上架呀。”吴焕先对于当不当军长，不再表示自己的意见，他在期待着省委最后的决定。然而，郭家河战斗的结果，使他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向省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1月25日，敌人八十九师两个团向光山县郭家河根据地进犯，红军集中了鄂东北、皖西北五个主力团的兵力，于26日向进犯之敌发起攻击，激战竟日，未能全歼该地，双方伤亡相差无几。战斗中，吴焕先看到的是锣齐鼓不齐的混乱局面，心里油煎一样，可又使不上劲。

      这次战斗使他看清了指挥不统一，组织进攻不力带来的损失，解决主力部队的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的问题非常迫切。他心想，既然自己能提出组建红25军的建议，为什么不能更主动地挑起这副革命重担？他的良心上受到了谴责，在此危难之际，再不向省委表明态度，将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于是，他立即去找省委书记沈泽民，迫不及待地说：“大敌当前，刻不容缓，我作为省委常委，啥话也不说，奉命上阵就是！”历史，就这样选择了他，11月29日，省委在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决定组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重建后的红25军，下辖两个师，原27师改为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原七十五师番号不变，师长姚家方，政委高敬亭。全军约七千人

 三、初战的声威

   初战，往往是一支新建部队的试金石，也是起跑线上的里程碑！红二十五军第一次集中兵力作战，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就部队的战斗威力，还是今后的作战行动，关系都很重大，吴焕先想到三个月以前，就在这个郭家河，红军集中五个团的优势兵力，攻击敌八十九师两个团的战斗经过及其教训，心里也很不平静。

     现在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红二十五军成立了，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也得以解决，但对初出茅庐的军长来说，毕竟还是第一次指挥部队作战，若在战斗部署上有所忽略，或兵力使用不当，同样达不到预想的效果。他决心要打好这一仗，以实现省委前次尚未达到的作战目的，及早恢复根据地境内的一块中心区域。经过反复讨论，他才定下决心：以七十四师两个团和军部特务营进攻郭家河的敌人。七十五师一个团占领郭家河东北模云山一带高地阻敌增援，确保郭家河战斗的胜利。3月6拂晓，以徐海东七十四师为主攻的郭家河战斗，准时在羊人岩高地上打响了。歼敌一个营以后，红军即以夹击合围之势，迅速冲向郭家河街头，将敌分割开来，就地予以围歼。

    此战，我军仅以三十余人伤亡的代价，将敌两个团全部歼灭，毙伤敌数百余人，俘敌团长马鸣池以下官兵2，000余名，缴获山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骡马百余匹。郭家河首战告捷！这一极其出色的歼灭战，已作为战斗范例，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战斗史册。听说红军收复了郭家河，老百姓从四面八方纷纷而来，街道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有不少跑反在外的农民群众，都不约而同地串通起来，怒不可遏地闯入俘虏群里，要敌人赔偿损失。

     男人们多少都了解一些俘虏政策不便动用动脚，因为气愤不过，又唆使一伙妇女，揪住十来个军官模样的家伙，七手八脚地撕打怒骂，要他们赔偿房屋、粮食、耕牛。几个鬓发花白的老太婆，也在一旁“呸呸”喷着唾沫，痛哭流涕地骂个不休：“赔我家的牛！还我家的牛！丧尽天良的狗东西，叫我们怎么种地？……”是啊，春耕眼看就要开始了，许多农民的耕牛，都被敌人宰杀了，老百姓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吴焕先听说敌三十五师官兵回民居多，不吃猪肉，每到一地都如狼似虎一般，大量宰食老百姓的耕牛，心里也是火冒三丈，气得够呛。可他一看到这种阵势，还是压着心头的怒火，动员了两个红军连队，首先制止住妇女们的复仇举动，对所俘敌军官兵严加看管。随后又对群众做了一番解释工作，晓以政策纪律的重要性，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天，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等省委领导同志，先后都来到了郭家河，欢聚在当初的“列宁高等学校”里面，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的，又说又笑，好不热闹！“哈哈，红二十五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呵呵，第一仗就打出了威风！”“了不起！了不起的伟大胜利！”一派兴高采烈的谈笑声、赞美声中，情绪也显得十分活跃而又狂热。“嘿嘿，其实也不过是个开场锣鼓，迈出了第一步！”吴焕先谦恭地笑了笑。初战能够获胜，他心里当然也感到高兴。但他并没有沉醉于胜利后的狂欢之中，而是怀着一种焦急不安的心情，当着省委成员们讲道：“诸位赶快拿出意见，两千多俘虏怎么办？全部留下也是个累赘……”

    “你是军长嘛，”沈泽民首先表态说，“对于营职以上军官，该杀的就杀，该放就放。连以下官兵可以发给盘费，全部释放……”吴焕先也摆了摆情况，说营以上军官除了死亡的以外，剩下也不过七八个，其中最大的官儿马鸣池（二O五团团长），还是个回教信徒，一再哀求说家有老母，指望红军饶个活命因此，与其杀掉几个营以上军官，倒不如全部予以释放，日也许会起到瓦解敌人内部的作用。大家都以为很有道理，决定一个不杀，全部予以释放。第二天，省委在郭家河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除了王平章、郭述申远在皖西之外，沈泽民、徐宝珊、成仿吾、郑位三、戴季英、高敬亭、吴焕先等省委领导成员，大都参加了大会。

      沈泽民首先代表省委讲话，他对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功绩，给以充分的肯定、评论，大加称赞了一番。吴焕先也以军长身分讲了几句，表示要多打几个大胜仗，彻底打破敌人的“清剿”，尽快地恢复广大乡村根据地，等等。会场上，省委还及时散发了《鄂东北通讯》命名的油印小报，上面标着“1933年3月792次发稿”，印着一行赫赫醒目的大字标题：“红二十五军又在郭家河取得伟大胜利”！吴焕先拿着一张表示祝捷的油印小报，从头到尾地看了两遍。就其内容而言，除了战斗经过及缴获数目，最后还有几句非常振奋人心的政治口号：“同志们，起来，趁热打铁的起来！……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一页历史的真迹，早已翻了过去。而今人们一看便知，这些脱离实际的革命口号，完全是张国焘时代所遗留下的产物。张国焘人是走了，但在“夺取中心城市”的路线指导之下所产生的冒险主义倾向，则在大别山这块土地上延续了下来，在新的作战胜利之后又从人们的潜意识中萌发出来，……历史过了三十年以后，郑位三曾讲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不妨引来加以证实。郑位三说：“就领导人分析，是革命改造的知识分子，我也在内。我们这些人年青幼稚，马列主义有一点，革命精神很好，单凭热情干事，思想上夹杂。

      所说夹杂，就是有主观主义！这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不犯错误。……那时写的文件观点害人哪！文件中国际国内形势一部分，……那尽是吹牛，逼得人家同意，不要说现在不曾记得，当时就没注意。文件中只有实际行动那一些，是焕先同志出的主意。吴焕先重视实际的精神很强，不是靠书本过日子，他好多优点限制了‘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