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不垮的“陪都”

炸不垮的“陪都”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迅速下令改组防空司令部, 由贺国光任司令，人员一律专职，并由军政部调3 团兵力直属司令部，负责各种抢救工作；设立防护总团，负责防护、消防、救护和工务等工作，重组各区镇防护分团和分队；建立有关空难救济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锻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防空司令部为基本队伍，包括广大民众团体的防护体系。群众和民众团体自己动手、筹款，修筑大量防空洞。仅1940年3 月，同时就有120 处动工修建……
    1940年，参加反空袭服务的人员已近2 万人。这些待遇菲薄的空袭服务人员，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日机190 架次先后侵入市区投弹。30余处被炸起火，半个重庆烈焰冲天……广大防护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火海中救灾抢险，水电工人在日机轰炸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被炸的水电工程。蒋介石曾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
    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1939年平均5.5 人，1940年平均1 人，1942年平均0.3 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尤令人感动的是，连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的青壮僧人也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衣，每当大轰炸来时拿起担架就跑。《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防空当局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疏散的政策，统一运输工具价格。对无家可归的难民，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郊外疏散地后还发给救济费。防空当局还鼓励商家在郊外重组市场，繁荣经济……
    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最初主要是抚慰难胞，送发干粮，发放救济款……1940年后逐步把目标扩大到全社会。为保护劳工生命安全，市政府颁布的《空袭时间内工厂停工办法》，因空袭耽误工作的，工资照发。对被炸难胞，也由原来单纯发放救济款，过渡到小本贷款扶持其自救。在空袭防护方面，1941年“大隧道窒息案”发生后，当局迅速惩处相关人员、改组机构，改善洞、隧设施，并要求市民监督。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由于一些官吏腐败、玩忽职守、防空设施简陋等种种原因，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中枢工作正常，陪都各行业持续发展，市民生活基本正常……任日寇狂轰滥炸，重庆仍巍然屹立！
    政府各级防空机构领导反空袭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支持，轰炸愈烈而抗日斗志愈坚。八年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市民2.1 万余人，敌机袭渝次占对全国袭击总架次的27.3% ，而死亡数仅占3%左右。
    1941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为亚洲而战》，书中谈到日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重庆的轰炸，斯诺说：
    “日机几年来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首都的民气，反而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轰炸所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者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和破碎头颅的悲哀，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种憎恨！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
    抗战时期四川各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茶馆酒店，艺人们纷纷唱道：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吼，打散敌机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 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重庆大轰炸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沦陷，国民党、政首脑机关相继移驻重庆。沿海及其它沦陷地区的工商业、金融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学校团体也纷纷内迁重庆。重庆这一战时首都就成为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重要目标，犯下滔天罪行。
    阴险的战略残暴的计划
    １９３８年武汉、广州战役以后，日寇“速战速决”的阴谋破产，转而采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时加紧策动汪精卫集团叛逃，扶植汉奸傀儡政权；另一方面，配合军事进攻，实施以重庆为中心的“战略轰炸”
计划，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达到其动摇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最终迫使中国屈服投降的罪恶目的。
    日军经过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２月１８日两次对重庆市郊广阳坝的试探性空袭轰炸以后，日本天皇于８月２日下达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的命令，由大本营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侵华日军传达“第２４１号”大陆敕令，要求对中国的航空作战，尤其要压制和扰乱中国的战略和政略中枢，并尽力消灭中国航空军力，整个轰炸任务由华中派遣司令官负责，海军密切协作。
   为实施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侵华日军迅速抽调了由陆军第１２、５９飞行战斗队；航空兵团第１、３飞行团；海军第１、２联合飞行队、第３航空战斗队合成的空军兵力，拥有多达４０２架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攻击机、战斗机。
    日寇采用了长达数月、不分昼夜的“疲劳轰炸”，大批飞机的“轮番轰炸”，少量飞机“乘隙骚扰”和利用夜间、黎明的“月光轰炸”等战术。统观日机迭次轰炸的特点：
    一是规模大。日空军每次轰炸重庆，出动的飞机，多则百余架，少则数十架，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倾巢出动；
    二是持续时间长。日空军避开重庆每年从秋未到初春的雾季，轰炸多集中于５月至９月间，以求“辉煌战果”；
    三是具有明显的大屠杀性质，每次轰炸都以人口稠密、工商繁盛的市区为主要目标。日寇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性与疯狂性，在重庆大轰炸中暴露无遗！
    灭绝人性的“五·三”、“五·四”大轰炸５月的山城重庆，已摆脱了近半年的浓雾和连绵阴雨，到处阳光灿烂，春意盎然。
    ５月３日上午，日本侵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部队第１３、１４航空中队的３６架攻击机，从武汉起飞，沿长江越过宜昌、奉节、万县，朝重庆飞来。这天一早，鄂西第六战区即电告敌机西进，似有袭击重庆企图。最高军事委员会转告驻渝各军事机关，重庆防空司令部一直到中午１２时４５分才发出空袭警报，１２时５５分发出紧急警报，重庆全城顿时人拥车挤，堵门塞路，乱作一团。ｌ时１７分，敌机飞临重庆上空，中国空军３０架战斗机升空迎战（后击落敌机两架），日机以１８架为一队，分二队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弹，燃烧弹。三个一束、五个一群，直泻而下，顷刻间，重庆全城淹没在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焰之中。
    敌机投掷的９８式２５０公斤级炸弹，爆炸时约有一万块弹片呈１５—２５度扇面向四周迸发，可把４５公尺以内的人杀死，把２００公尺以内的人杀伤，在重庆的岩石地面，也能炸出一个直径８公尺，深１.５公尺的大坑。而９８式７号、６号燃烧弹靠落地冲击力引燃内装１７.８公斤的铝热剂或镁合金、释放出２—３千度高温，燃烧时间达１０—１５分钟，具有烧穿２０公分水泥房顶的威力。
    在敌机的猛烈轰炸下，闹市区的新丰街、陕西街一带被炸得满目疮庚，不少街区一片瓦砾，几成废墟。许多市民来不及进入防空洞，纷纷拥入中央公园。随着隆隆的爆炸声，孙中山先生雕像被炸毁，花草树木成片连根掀起，“树上七零八落地挂着被炸死的人腿和胳膊”，“地面上乱七八糟地躺着许多尸体”，“公园里一片喊叫声、呻吟声”，垂死的人“在血泊中痛苦的扭转着身体，周围一片火海”。美丰银行大楼、四川盐务银行大楼等全市最高大的建筑被撕裂，在燃烧。《新华日报》社、《大公报》馆、《新蜀报》馆等均被炸，学校、商店、工厂被炸，一栋栋民房被大舌舐光了。由于人力不足，药品缺乏，医务人员面对众多的负伤市民“毫无办法”；由于自来水管炸裂，道路堵塞，消防队员眼看着茫茫火海“束手无策”。
    刽子手仅用了１３分钟的时间，在市内４０余处街区２７条主要街道投弹，顷刻间，大梁子、左营门、苍坪街、新丰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太平门、商业场、神仙口、陕西路、西四路、朝天门、玛瑙溪等１７条街道几乎被炸成废墟，到处是焦土烟火，断垣残壁、死尸枕藉、血肉横飞……。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当时粗略统计，５月３日一天造成６７３人死亡、３５０人受伤、毁房近千栋的深重灾难。 残暴的日寇紧接着又进行了更加疯狂更加野蛮的大屠杀。
    ５月３日夜，日塚原少将决定于第二天傍晚再度对重庆进行全面的“猛烈轰炸”。轰炸目标，是３日未遭大规模轰炸的另一半城市街区，即习惯上称为：下半城的沿嘉陵江边毫无军事设施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日本帝国主义官方宣称，重庆大轰炸只是“偶然有炸弹伤及市民”。这是恬不知耻的谎言，是对全世界的欺骗。塚原少将关于对重庆下半城进行轰炸的决定是赤裸裸地把中国平民作为直接屠杀对象，犯下了不可恕饶的罪行。
    ５月４日下午，日军２７架攻击机分３批由武汉起飞向重庆。１７时１７分，重庆拉响空袭警报，１８时２０分，拉响紧急警报。日机从四面八方朝市中区扑来。敌机投弹集中在小梁子、都邮街、夫子池、七星岗一带的近４０个街区。
    由于大量投掷燃烧弹，而下半城居民商肆多为木板房，故火灾比３日更为严重。仅朝天门到七星岗东西２公里，中山公园至嘉陵江边南北７００公尺的区域内，就引起１４处大火：“不一会便成了一片火海”。都邮街１５家丝绸店悉数烧塌，损失绸缎１６７２００匹；整条鸡街全部被炸毁，国泰电影院被炸弹直接命中，死伤民众２００余人；商务印书馆全部焚毁；全市３７家银行中就有
１４家被烧毁；几乎所有的广播、报馆、出版社均毁于一旦位于上下城之间的
    罗汉寺，是已有近千年历史的重庆第一禅林古刹，正在做佛事的僧侣们刚听到紧急警报，还没来得及进防空洞，无情的炸弹便从天而降。爆炸声中，一片火光中８个和尚当场丧生，其中一个和尚事后挖出来时仍保持着盘膝打坐的姿势。整个罗汉寺连同神态各异、精美绝伦的５００尊罗汉以及四周许多民居，全部被熊熊烈火所吞噬。美国记者罗伯待·马丁和塞德·怀特目睹了这座历史文化古迹和佛教圣地的毁灭：“房屋烧塌，佛象露了出来，寺庙倒塌，崖面一边的巨大青铜佛象显现出来，火光照射得光辉灿烂。坐佛的慈善面容，含着微笑，凝视着哭泣的首都”。
   除了罗汉寺之外，还有长安寺、二郎庙、离明宫等寺庙，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和教堂也同时罹难。
   驻重庆的外国使领馆也未能逃脱大轰炸的厄运。重庆市警察局长徐中齐在当年５月５日的一份报告中记录：“１.领事巷英副领事馆大班房间被炸、被毁，死伤妇孺数十人；２.领事巷三号英国大使馆落一巨弹，死男女各９人，压在瓦砾内尚未掘出者未详，毁房屋５０余间；又燃烧弹一枚，落于英大使馆厨房附近，幸未起火，但全部房屋震塌；３.英领事花园内落一弹，炸死二三十人，重伤３０人；４，德国领事馆附近中弹起火（震塌使馆门窗墙壁并延烧使馆房屋——作者注）；５.法国领事馆被焚”。日寇无视国际公法，狂炸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各国使馆，对此暴行竟然辩称只是出于“自卫”！这就是侵略者的强盗逻辑。
    著名作家老舍记述了当夜所见到的情景：“这晚上有月，可是天空中的光亮并非月色，而是红色的火光！……只见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灼于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
    第二天中午，记者梦醒从光华街大阳沟走到油市街，一路上火继续在燃烧，房屋还在不断倒塌，沿途到处是尸体，稍不留心，“脚下往往会踏到断肢碎肉，那殷红的血渍，虽给泥尘瓦砾吸收了，尚可很明显地看出来。”最怵目惊心的是那些被活活烧死的人，我虽竭力缩小我的视野，但那烧焦了的尸体，还是不断地跃进我的眼帘，有的横卧在铺店的门首，有的横七竖八地倒在街头，被火烧焦了的尸首像烧焦的木头，辨不出四肢来了；有的给火力的压迫腹部异样的膨大，肠子也爆裂出来了，眼珠鼓凸着像是切齿痛恨敌人“。和平居民何罪之有？竟遭如此惨酷的劫难。
    据重庆防空司令部不完全统计，５月４日这一天，被炸死３３１８人，炸伤１９７３人，毁房２８４０栋又２９６３间。因一次空袭死伤５０００多人，创下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罕见的记录！日寇对此却得意忘形地宣称：“为事变以来最猛烈之轰炸”，“轰炸尤其燃烧弹命中之正确，殊为惊异”，“商业中心区及住宅区破破坏甚重，兼以当日风势极强，致燃烧波及各方，七日方始消灭，全市约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
   “五·三”、“五·四”大轰炸，敌机共投掷爆炸弹２６２枚，燃烧弹１６８枚，仅从“重庆空袭救济紧急联合办事处”截止５月３１日从事救治、掩埋的统计，两天内共炸死４５７２人（包括伤重不治致死），炸伤３６３７人，已大大超过防空司令部的统计，实际伤亡人员肯定不止此数。恰如日本学者前田哲南所说，日寇没有踏上重庆这块土地，没有持刀握枪面对重庆的中国人，他们在高空只是搬动投弹杆，就像操作汽车变速杆一样，疯狂而卑劣地制造了这一人间惨
    坚不可摧的“重庆精神”
    日寇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重庆人民屈服，更动摇不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５月４日，《新华日报》发表《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的短评，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敌人的每次兽行，只能更坚强我军民奋斗的决心，鼓励我全国抗战的勇气。”“我们要以工作和战斗把日寇葬送在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血火交流的愤怒中”。 幸免于难的“生活书店”照常营业，吸引了更多的青年阅读和购买各种书报。
    南开中学在５日、６日照常举行运动会，校长张伯苓勉励师生，“敌人想威胁屈服我们，我们偏不怕他的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情，必须按着规定夫做，我们要于到底，要顶到头“。救护队、医疗队、服务队、军队、工友、学生分赴各灾区为清理、抬埋、治疗、抢救而汗流浃背、废寝忘食。生活教育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慰问、赈济、输送难民、为介绍、帮助工人、厂商复业而不分昼夜忙碌。各工厂迅速迁入防空洞、山洞或乡村日夜开工、加紧生产。 日寇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曾与蒋介石及其他包括共产党方面之要人会见，彼等不顾日本之空袭，精神饱满，一般人民亦较武汉、广东陷落之后士气旺盛，且皆发奋自强，“”空袭之结果，与其谓四川人对战争之惨酷起恐怖之心，毋宁谓徒使增强其抗日气焰而已“。
    日本侵略者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到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３日为止，共空袭重庆２１８次，（其中１２２次在市区内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主要集中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平均每年空袭７０次，共出动飞机９５１３架次，投弹２２３１２枚，（爆炸弹１５４７６枚，燃烧弹３７５１枚，空爆弹２７９１枚，未爆弹２９４枚）。其间又发生了１９４０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和１９４１年“六·五”大隧道毒气窒息等惨案，分别伤亡数干人。累计被炸、焚、震毁房屋１１５１０幢３４８５４间和５４２艘船只、５７辆汽车，共炸死２万余人，炸伤１５０００亲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公私财产损失超过６９２亿元。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轰炸”计划并没有得逞，重庆人民并没有被狂轰滥炸所吓倒，而是与之展开了顽强的、持久的反轰炸斗争，直至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驻渝空军（包括苏美盟军）和高炮部队浴血奋战，先后击落击伤数百架日机，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寇的狂妄气焰。全市防空设施日趋完善，拥有可容纳４４万余人的公私防空洞，建立起适应战时需要的情报、警报、消防、救护、赈济体系，并积极疏散市民近百万，有效地减轻了无谓的牺牲。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得到了包括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内的全国军民的配合和支持；得到了广大爱国华侨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全世界 反法西斯国家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慰问和援助。重庆人民在轰炸声中坚持生产、发展经济；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拓展城区。战时重庆的钢铁冶炼业、军工兵器业、化学纺织业……迅猛发展，为支持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重庆人民节衣缩食捐献数千万元购买飞机、枪炮、药品、衣物，支援前线；有数十万子弟从军参战，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愿尽天职。
    遭狂炸的山城重庆巍然屹立、雄姿英发。在反轰炸牛争中磨炼出来的重庆人民不屈不挠、抵抗横暴的精神光耀日月、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