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青春 一,一个闷热的暑期

他们没有青春
一,一个闷热的暑期
1
1957年的暑期是一个闷热的暑期。17岁的一年级大学生戴真上车的最迟，气喘吁吁。行李架上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她的提包不算大可装满了书，沉甸甸的，她吃力地提着一下子找不到搁放的位子。火车开动了她还站在那里。
从北京上火车都是对号入座，那年月一般是很少过问卧铺的。戴真的车票是13号，她的对座14 号也坐着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穿一件白衬衫留着长长的头发。他的年龄却比戴真大多了廿四、五岁，像是调干学生。他一直好奇地打量着戴真，想说什么可又尽量克制住，他似乎认识她，要么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哦，对了，刚才上车前在站外北侧“和平万岁”下（当时北京火车站在前门东边,站外北侧不高的墙壁上大书“和平万岁”四个大字，醒目而和详，人们惯常在这里约会）和那个伪君子卑鄙小人的一番较量——原是他的女友李芝娴要来送他，他等了很久她没有来，来的却是他们系党总支书记那个肾病患者周正峰。周一来就向他摊牌说：“要政治，还是要爱情？”又说，“李之娴已经想通了，如果不给诸葛智平定性，她宁可放弃这段关系。”“放弃？”“她为什么不来呢？”“她原本是要来的，只是头痛得厉害，才委托我来。”这不是在做戏？诸葛智平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望着这个肾病患者的两排被烟薰黑的牙齿，进一步问道：“你是代表组织，还是个人？”“都一样，一个意思。”周板着面孔说，“我之所以来和你谈，只是想和你私了。”“私了？”诸葛智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是的，私了！”周肯定地点头回答。“哼，私了，共产党还没有开过这样的先例！卑鄙，你真卑鄙！”诸葛智平不自觉地突口骂了起来。他震怒万分，咬得牙齿咯咯响。
望着系党总支书记这个肾病患者远去的背影，诸葛智平的愤怒慢慢平息下去，嘴角上露出了一股嘲讽意味儿。就在这时，他看见她提着这沉甸甸的提包，走来向他打听，“哪里有发电报的？”对的，就是她！说话这么稚嫩。戴真掉过头来，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便默默地垂下了眼睑。嗯，她浑身都还透着一股乳气，他不禁笑了，嘴角上露出一丝嘲讽意味儿。戴真不屑地背转了身，他却熟人般地招呼道：“这里，这里有一个挂钩，我帮你好吗？”不等戴真答应，他就伸手接过提包。当他移动脚步时，戴真发现他的腿有点瘸，她微微皱起了眉头，悄然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随着列车的震颤，那个人又挑起了话头，一面掏出一支劣质香烟，慢吞吞地划着了火柴。他已经仔细端详过了她，在他的眼里，这个梳短辫子的女大学生尽管稚气得很，但说不出她有一股什么魅力使他相当着迷。此刻他是看着她胸前的条形校徽发话的。戴真点点头算是回答，眼睛却只是低垂着。
“哪一系？”“新闻系。”戴真不情愿地回答说，翘起了她那轮廓分明的上唇。她的无限的心事把她的声音变得好凄凉。他不觉一惊，万万没有想到连这么稚嫩的小姑娘也——，他掐灭了烟头，沉思起来。如果晚两年上学，她只不过还是个中学生，或者她干脆不进学校，对，这年头不上学最好，越是白痴才更好咧，她应当是妈妈膝前撒娇的小女儿。但是不幸她这么小就上了大学，偏偏又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这个当前斗争的前沿阵地，中心的中心，焦点的焦点，难怪像她这么小的大学生也很难逃脱眼前的厄运。
火车驶出了北京市，速度加快了。气笛长啸一声，这位调干学生摇了摇头才从沉思中惊觉过来。“我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四年级。”他自我介绍说，声音诚恳多了。“我叫诸葛智平，基本算是成都人，因为我家在成都，母亲在成都。”
听着他叙说，戴真没有答话只用眼睛瞅着他。她的眼睛不算大，眸子却是乌黑的，像婴儿的眼睛那么清澈、那么纯洁，她闪动眼光时又是那么明朗、那么真诚，也许这就是她的迷人之处。她的紧闭的双唇鲜红鲜红,就像刚抹上唇膏,那线条那轮廓,诸葛智平敢断定,不管是谁只要留心看她一眼,便会倾倒。她要说话上唇总是先翘起来，同时她的白皙的面颊便会漾出一对浅浅的酒窝儿。
要爱情还是要政治？这简直是商家交易！“和平万岁”下的那一场恶战，诸葛智平本已陷入深深的苦闷中了，但是眼前这位小姑娘一出现，心中便豁然开朗，几乎把烦恼完全抛在了脑后。有失就有得，眼前的厄运也许是他人生中的另一条新的起跑线，瞧，这位小姑娘不正和他奔驰在这同一条跑道上吗？
列车飞驰，窗外的景物变换流动，生命本也是变换流动的啊！诸葛智平想。
一路上他们不再多说什么，各人都在想心事。车厢里如果有事，他们便会交换一下眼色，显得很知己。戴真那双乌黑的眼睛,有时还会不经意地默默盯住他几秒钟，只这几秒钟，仿佛就有一股清泉从他胸膛淌过，是那么滋润那么甘甜。他满脸笑意迎住她，她却又垂下了眼睑想起心事来。服务员来倒开水，他先把她的杯子递过去，戴真便微笑说：“我来，我自己。”饭车推过来，他也总是先帮她拿盒饭，她也微笑说：“我来，我自己。”入夜，他见她闭上了眼睛，便替她披上一件衣服，她抬起头说：“谢谢，可我睡不着。”诸葛智平说：“心事不要太重了啊，觉还是要睡的嘛！”
火车路经黄河大桥时，诸葛智平有些激动，他把头伸向窗外，滔滔的黄水使他震奋。“啊，黄河，你是我们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他哼起了《黄河颂》。戴真也不禁跟着哼起来。她的声音柔美而圆润，很受听，邻座竟鼓起掌来，戴真吐了一下舌头，翘起她那轮廓分明的嘴唇说：“对不起！”“唱呀，接着唱！”好几个声音。戴真脸红了说什么也不肯唱。黄河大桥很长火车行进了十多分钟。黄河使人震奋，旅客谈起了黄河，车厢里一下子活跃起来。
火车进入四川境内时山洞增多了，人们谈起修筑铁路之艰辛。过去四川没有铁路，宝成路是最近刚竣工通车的，所以四川人坐火车都很新鲜，有的还是第一次坐火车呢！四川山多山洞也多，车上的人都说共有三百多个山洞呢。山洞长长短短，最长的山洞火车要行进十多分钟。那浓烈的煤烟把空气搅得十分浑浊，满车的人都在捏鼻涕咳嗽不止。每要钻山洞人们都忙着关窗户，山洞一过，又连忙把窗户打开，好换取一点新鲜空气。在开窗和关窗的连续运动中，诸葛智平和戴真配合默契，虽然汗水和煤灰把他们的衣服弄得污迹斑斑，他们反倒很开心。
尽管前途茫茫，下一步是生是死很难预料，两个人就像正在遭受冰暴的小树，歪歪斜斜，但是这次旅途的愉悦却是很难得，以致多少年后想起来还是那么回味无尽。
成都车站快到了，成都站牌跃进了旅客眼中。诸葛智平抽出一张英语单词卡，在空白处写了几个字。戴真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成都北门外簸箕街山东巷16号。不禁抬头望着他，翘起了那轮廓分明的嘴唇，想说什么，却轻轻地叹了口气又把话咽了回去。“希望你能来我家做客。”诸葛智平微微一笑，嘴角上又恢复了那讽刺意味儿，他试探着说，“不过，若是你允许我想送送你。你家住？”“我家住在望江楼川大宿舍。”“你父亲是教授？”“是的。”“你的大名？哦，这么多天，竟不知道你的姓名。”“我叫戴真。”“那么你父亲是戴明教授，研究唐史的，对吧？”“是的。”“好像他还是民盟的？”“怎么，你都知道？”“我读过他的书。”诸葛智平笑笑说。“那么你呢？你父亲也是教师？”戴真问转动着她那乌黑的眼珠，一派天真。“哈哈，不对了，我是一个走方郎中的儿子。”“走方郎中？”戴真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看着他不修边幅的样子，她眨了眨眼睛，脸上隐隐显出一对洒窝儿。
火车抖动一阵，终于停了下来。旅客纷纷都起身下车。告别声呼叫声搬动行李声立刻响成一片，大家都急着往外走，只有这两位大学生还坐在原处不动。“走方郎中，”诸葛智平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对戴真说，“我父亲是家传中医，可他老人家早已去世，只有母亲守着我这么个儿子靠搓麻绳糊口。其实我们并不是成都人，我的祖籍河北省安新县，是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一家才逃难到四川。我的祖父母都是被日本兵枪杀了，村子全烧光了。后来呢？戴真问。后来我家总算在成都安顿下来，我父亲会中医啊，日子还算过得去。很早我就参加革命，参加地下工作，解放后上工农速成中学，后又考上了外国语学院。我是贫农的儿子，解放后才有了文化，差一点就大学毕业了，可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今生恐怕很难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了。”
诸葛智平的声音比起戴真来，要凄凉得多。他们虽然同了一路的车，彼此还不能算熟悉，他为何这么动感情，说得这么深沉？戴真有些不解，不自觉地仰头望着他。这时他刚好站起身来，因为距离太近，戴真看见他下巴颏上浓黑的胡茬一根一根。是好久没有刮脸了，戴真想，不知怎么眼泪就要往外涌，她忙把脸别向窗外。有人从她面前闪过她都视而不见，好半天她才转过身来，抖抖地向他伸出了手。“生活现在才向你真正展开，要坚强啊！”诸葛智平紧紧握住她的手，用力地摇晃着说。他的表情是这么严肃，那讥讽的意味始终挂在嘴角上。
2
诸葛智平一瘸一拐地走了。戴真说是有人来接她便独自在月台上徘徊，直到旅客已经不多，她才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向外走去。她几乎是最后一个通过收票处的。
看见她吃力地提着提包踽踽地，一位热心的服务员对她说了句什么，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走了过去。
“江平哥！”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她偏过头去，惊住了。
江素贞！戴真的中学同学，拖着一只大皮箱正欢快地向她哥哥江平跑去。江素贞比戴真年纪稍长，18岁，她是华北医学院医疗系一年级学生。她个子高大，讲究衣着，性格开朗活泼热情。她也是从北京回家度假的。江平是她的异母兄弟，他的眼神有些像妹妹，只是瘦长个子，也沉稳得多。他22岁四川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眼前就算毕业了，只因运动而拖延下来。
他正是戴真恋爱了一年多的男朋友，此刻戴真热切盼望的也正就是他。戴真眼见他向妹妹江素贞迎上去，并接过那只大皮箱。他就站在这里，距离她这么近，他竟没有看见她，是真的没有看见吗？电报肯定是收到了。戴真的心一动，热血涌上了脸孔，她含着眼泪用力咬住嘴唇想把涌到喉咙的那股苦涩味咽回去。
“你瘦多了。”江素贞几乎把脸贴在了哥哥的胸上，关切地问道，“你，不会出事吧？”“我，没有事！”江平摇头一笑，像恋人一样抚摸着妹妹剪得短短的头发。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
一切都被戴真预料到了，她最怕的也正是她所预料的，也正就是事实。是的，江平收到了电报并准时到车站接她，但是临了他无意碰到了他妹妹江素贞，他又改变了主意。那年月，谁不撕破脸皮和右派分子决裂呢？结了婚的人拉家带口都纷纷提出离婚，仅仅是恋爱关系，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告吹。那年月，站稳立场划清界线被称为先进，是最光荣最时髦的，若是站出来揭发检举大义灭亲，便更是顶顶呱呱的英雄好汉了。人活一世，谁不追求时髦？谁不想当英雄？
戴真放慢了脚步希望和他们拉开距离，但是他们的对话还是尖锐地传进了她的耳朵。“……人大法律系的林希翎校内校外四处演讲，凡听过她讲话的，受害不少。北大民主墙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翻译过来啦，凡对此发表见解的，抄录了的，一个也跑不掉。”江素贞急急地向哥哥介绍着北京地区的反右情况，“北大有一位教授先让全家服毒然后自杀。北京师范学院有一位教写作课的女讲师，运动还没有展开她就卧轨了。”“卧轨？岂不是第二个安娜·卡列尼拉！”江平的声音。
“啊唷唷，不对嘛，安娜·卡列尼拉是为了爱情为了自由为了一种理想。她为了什么？只不过多说了几句话，还不一定是不对。真理是需要事实证明的，谁对谁错？需要时间，若干年后才能见分晓。”江素贞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的观点。那年月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多的，或者说公开暴露的不多。
“听说北大人大右派最多，对吗？”江平问。
“毛主席说北大右派学生是百分之一、二、三，可实际数目远不止这些。北大、人大、北师大这三所大学首当其冲。”妹妹滔滔不绝地倾诉开了，“北大搞了一个民主墙，不知谁，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翻译出来了。看的人很多，我们也去看了。北大真不愧为北大，有人才啊！谭天荣、刘奇弟真了不起有学问。他们演讲时谁跟着跑，谁就是右派。人大就因为林希翎，法律系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右派，有的竟是整班整班。林希翎还跑到北大去演讲。她口才好，谈问题深刻很带鼓动性，拥护她的人很多。所以人大反右运动搞得最激烈，不像我们医学院，冷冷清清，特别是我们医疗系，运动开始一周了，我们还在搞球赛。嘻，有人给我们系贴大字报质问：‘医疗系为什么没有学生右派？’我们班篮球赛得了冠军，系团总支正计划着要给做锦旗，果真是没有紧跟形势，还没有来得及开展运动，哪里去找右派？于是我们系就遭到全校大字报围攻。我班有个章大勇绰号章大炮，是52年从香港回来的。我们叫他权且扮一扮右派，掩人耳目，他真听我们的，就扮演起来。我们在报上替他找了几条右派言论，什么教授治校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啦，我们围住他，假装和他辩论喊他的号。他放一句毒，我们驳他一条。他扮演右派急先锋，我扮演反右英雄，我擂着桌子朝他吼。我的发言并不一定是我的观点，都是照抄报纸。这样果真惊动了学校，别的系都组织来参观，说我们医疗系大有转变，进步很快。还叫我到学校做典型发言，搞得可隆重了。还特为我们拍了照片，第二天校刊就登出来了。章大勇那副模样，真好笑，我领着大家喊口号像个真正的英雄，他歪歪着嘴低着头和右派没有什么两样。多有意思！我们班人人都是天生的演员，人人都挺会做戏，不需要导演。”
“怎能这样呢？你们真是疯子，拿政治开玩笑早晚会吃亏。”江平一下子严肃起来，他越听妹妹叙说越觉得不像话，“你太不慎重，太孩子气。运动当中，你应该多一个心眼儿，学校不比在家里，应当内外有别。要知道这是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哼，真的江平哥，你真是瘦多了，原因就是遇事你总比我多一个心眼儿。你太认真了，居然和我也讲起政治来。眼前的政治，难道你真的相信？一会儿号召鸣放、鼓动鸣放，还没有放够就反起右来，什么阳谋，什么引蛇出洞，五花八门，搞得人人晕头转向，这难道不是做戏？不错，我们是在做戏，可也是被逼的，我们班都说：‘眼前的社会就是一个大戏台，全国上下，人人都在做戏！’现在人们讲话有几句是真的？有几句是发自内心的？”
“算了，”江平挥着手说，“别说了，越说越不像话了，我看你们班包括你，都已经滑向了右派和边沿。”
“右派的边沿？你在说我？”江素贞指着自己的鼻子问。
“是的，说的就是你！”
“嘻嘻！你以为我会划右派么？”江素贞不住地冷笑，一面大步向前走去，她觉得这个哥哥真别扭，想甩开他，不想和他再多费唇舌了。
“我问你有没有戴真的消息？”江平追了过去，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一见面就和这个妹妹辩论起来？而且他觉得她确实是长大了，他不得不转换话题，也终于把话转入了正题，这才是他的本意，是他今天早晨急于想知道的。
戴真不得不也追上一步侧耳细听。
“实话告诉你，人家还要我入党呢！”江素贞转过身来双手叉要，对着哥哥的脸笑着说。
“你又在异想天开！”江平也笑着说，态度温和多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咱们说说戴真，你能告诉我你的好朋友戴真吗？”
“不，不知道，运动一来大家都烧日记烧信件，谁都避免多和人接触。再说天气这么热，我们又光顾着做戏搞假反右，自从我上了校刊，老有人来找我介绍经验，党支部还总催着我写入党申请书。其实我对党的认识肤浅得很，可人家硬说我发言够水平。一时间我成了大忙人，就顾不上和戴真联系。哥，你也不写信提醒提醒我。现在你这么一问我似乎预感到有点不妙，戴真她太玄乎了，人大的学生个个都够危险的。我若是在人大，肯定右派了。可在医学院我就是反右英雄，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可笑、这么奇妙。”
江素贞说到这里，江平心不觉一颤，蹙起他剑一样的浓眉，环顾四周。
戴真急忙闪身躲在一个背小孩的农妇身后，不小心碰着了那个小孩。
“啊，对不起！”戴真忙道歉。
“莫要紧。”女人宽厚地一笑，反手拍了拍孩子。
3
山东巷16号的门上着锁，还是那把大铜锁。母亲她老人家总是很忙，她做什么去了呢？总不回来。诸葛智平回不了家，便提着行李一瘸一拐，走进了街口斜对角的丽春园茶馆。
茶馆，在成都决不单意味着口渴了去喝一杯茶解解渴，也决不单是为人们消闲聊天摆龙门阵。成都茶馆五花八门渊源流长包罗万象，早期茶馆有说圣谕讲评书的，有摆围鼓清唱的，有算命看相的，有评理打官司的，有议价做买卖的，有拿八字相亲的，三教九流都光顾茶馆。解放后虽说是剔出了封建迷信，没有了说圣谕和公开算命看相，但许多习惯传统却还仍然保留着。改革开放以后算命看相又复活了。进入九十年代成都打麻将成风，茶馆卖茶还兼出租麻将牌。成都茶馆要一杯茶便有一个座位，这杯茶不计时间，喝一天也是它，如果有事人走了，把茶盖扣在椅子上，过几个时辰转回来还可以接着喝茶，服务员照常给你上开水。另外成都茶馆卖茶还兼卖开水。远近居民住户，有的不在自己家里烧开水，习惯提着水壶暖瓶上茶馆买开水。拉车赶脚卖苦力的尤其喜欢坐茶馆打尖休息，洗洗涮涮，对于他们，茶馆就等于简易旅馆，几乎全包了。
诸葛智平走进丽春园虽然是一早，已经没有几个空座位了。老远便看见，几个赶脚的光着大膀子弯着腰，正在茶馆正中天井里擦洗身子。1957年宝成路刚通车不久，从北京到成都直快要五个晚上三个白天。几天来的旅途困顿，诸葛智平非常疲倦多么想洗一个澡。跑堂的把他安顿在临街的一个位置，给他沏了一碗四川龙井。他呷了一口，真是好滋味儿！
“要洗脸水吗？”看着他一脸困顿跑堂的殷勤地问道。
“啊，请来一盆吧！”诸葛智平把椅子往外拉了拉，为的是能看见母亲是否回来了。很快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摆在了面前，一并拿来的还有一条毛巾一块药皂。诸葛智平把毛巾甩过一边，拿出自己的毛巾打上药皂搓洗起来。头发弄湿了，索兴洗个头。水太脏了，人家又替他换了一盆清水。洗了之后真是清爽也不再犯困了。只是母亲还没有回来，于是又要来一盆洗脚水。他那关节炎的脚一泡进热水，真是无异于做理疗，那个舒服劲从脚底一直钻进了心窝儿。
茶馆正中柱子上挂着一块水牌，上面用娟秀的笔体写着：花茶叁分、春茶伍分、龙井茶柒分、白开水壹分。诸葛智平双脚泡在热水里，抬头看见了这块水牌。他想起刚学识字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念水牌上的字的情景。父亲用他那粗大的食指蘸着茶水，在茶桌上横一笔竖一笔地写着画着。诸葛智平也伸出小手指，学着父亲的样蘸着茶水在茶桌上写着画着。多少年了这块水牌还挂在那里，还是刷得那么崭新，那娟秀的小楷仍是那么醒目。啊，时间真是催人！父亲没有了，父亲的一般茶友没有了。想到这里，诸葛智平抬起手掌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颏，硬硬的胡茬标志着自己不再年轻了，可昔日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
突然一阵呜呜的女人哭骂声隐隐约约从茶馆里面传了出来，接着一个男人匆匆走了出来。他年近50岁背有些佝偻，戴一副黑边眼镜穿一件白衬衫手持瓦盆，文质彬彬。茶客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他，江教授！诸葛智平也在辨认着这个男人。
原来丽春园茶馆的主人就是江教授的结发妻子邓丽春。公私合营之后她是资方，独自一人仍住在茶馆后面的一个小院里。邓丽春今年50岁有一个儿子就是江平，江平跟随父亲生活，住在华西坝。她和丈夫算是留守夫妻，分居将近20年却并不打算离婚。
邓丽春出生在川西乡下一个大地主家，她和她的孪生姐妹邓丽英因为逃避封建婚姻，双双从乡下跑到成都，并都考进了四川高等女子师范学校。邓丽春有一副好嗓子，毕业后在市内一所私立小学教音乐课。妹妹邓丽英嫁给了一位高级军官，姐妹俩便分了手。邓丽春所在学校的江董事长就是江海涛的父亲。年轻的江海涛一表人才，当时在北平上大学。有一年夏天江海涛回家度暑假，俏丽的音乐教师邓丽春小姐一首歌让他倾倒。俩人一见钟情，不久便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江平。这以后江海涛仍在北平上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海涛声称要回成都可是又一直迟迟不回来，也许是因为战乱交通不便之故。处在大后方的成都也是惊惊惶惶，天空中经常出现日本飞机，有时飞机飞得很低几乎是扫房而过。只要那尖锐的警报气笛发出凄厉的哀鸣，人们便扶老携幼四处逃奔。至今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还记得，那一年，是1940年吧，那时正当酷暑，30多架日本飞连续机轰炸成都，春熙路等40多条大街，一时间火光冲天，往日繁华的街市倾刻之间变成一片焦土，哭爹喊娘的叫声呻吟号哭之声，多少日子不绝于耳。邓丽春所在的私立小学正处其间，当然不能幸免，江董事长就是被炸死在小学校的。……后据统计，此次被炸被延烧的街道，房屋上千间，死亡102人，伤亡133人！
可巧那次空袭，正当暑假，邓丽春带着五岁的儿子江平，去远离成都的小镇唐家寺消夏。几天后回来，到处都还在冒烟，倒塌的房屋烧焦的尸体毁坏的家什遍地皆是，目不忍睹，小学校的遗址都很难辨别了。凄苦之中邓丽春无处安身，回乡下去吧拖着这么个吃累的儿子，又怕古板的父母为难。多亏江海涛的叔公可怜这年轻的母子，他在北门外簸箕街街口开着一爿茶园，便留他们母子在茶园住下了。叔公看重邓丽春有文化，便让她暂时在茶园帮忙记帐。总是说以后要在学校帮她谋事，但那年月没有门路，想要找个称心的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这样，邓丽春便长期住在叔公的茶馆了。
落脚以后，邓丽春三天两头给北平的江海涛又是去信又是拍电报，催促他赶紧回四川。江海涛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伤心之至不久果真回来了。其时北平早已经沦陷，留在那里没有意义，江海涛一直就盼着回成都。他已大学毕业是堂堂正正的外科医生了。但是这次他回成都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一个北平姑娘名叫白裳琼。据说姑娘的父母惨死在日本兵的屠刀下，无家可归，江海涛收留她让她当了自己的护士。姑娘聪明好学，到成都不几年就考上了华西大学，这时江海涛已在华西大学做了讲师。
自打第一眼看见白裳琼，邓丽春便怒不可遏把儿子推到江海涛跟前，让他带走，并骂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叔公怎么也劝不住。邓丽春硬着心肠任凭儿子怎么哭叫喊妈妈，她也不动心不让步。江海涛无奈只好把儿子带到华西坝。以后江海涛每次去看望邓丽春，她都是哭骂吵闹。果然不到半年，这个不声不响的北平姑娘白裳琼，就在华西坝替江海涛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就叫江素贞。这么一来，邓丽春的理由更充足了，专程跑到华西坝去大闹了几场。
不管是多么大的冤仇，不管是多么深的怨恨，生活总归是生活，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日深月久一年一年，江海涛一家就这么凑合过日子。白裳琼大学毕业后，江海涛恰好晋升为教授，白裳琼就做了他的助教。
1952年为了全盘苏化，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华西大学，这所被认定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影响的学校，改名为四川医学院。
江平和江素贞兄妹俩一块儿长大，在白裳琼妈妈的热心抚养下，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了缓和父母间的矛盾江平稍一懂事就定期去茶馆看望自己的亲生母亲。叔公是在1948年成都解放前一年去世的。叔公没有子女，他死后邓丽春继承了这爿茶园，改名叫丽春园。
江海涛教授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待人诚恳热情，可就是无法处理好家务纷争，他自觉对不起邓丽春，因此不管她怎么辱骂他，每月他都要定期给她送去生活费，寒暑假他都是在她那里过的。20年来他们的家庭，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别别扭扭地过来了。左邻右舍对他们的家庭纷争吵闹，也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诸葛见江海涛苦着脸走出来，连忙起身迎上去唤了声“江老师！”江海涛先是一怔，盯睛看清楚眼前这个青年时，才笑着说：“你是诸葛家的智平？真是变多了，我老了眼睛昏花一时真还未认出来呢。怎么？是回家度暑假么？啊啊，我现在不得空，”他看看手里的瓦盆说，“等转来再说话。”
诸葛智平望着他佝镂的背影心想，人生真是易老。江教授当年风度翩翩的样子，还深深留在他的记意里。那时诸葛父亲是家传中医，江教授并不小看他，愿意和他交往。父亲很受感动，常夸他的人品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出众的才学。“要像江教授那样，好好读书！”他总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诸葛智平从小就认定了，像江教授那样上了大学才会有出息。而现在他大学即将毕业，就要实现父亲的愿望了快要有出息了，却赶上了这股政治风浪，自己莫明其妙地卷了进去。好像有人特意设置陷阱，诸葛智平眼睁睁地往里跳，是那么自然，却又是那么滑稽可笑那么不可理喻。大鸣大放刚开始时，系党总支书记周正峰先传达了批判陈其通马寒冰“左”的报告，又着手创办《百花学社》。他多次对诸葛智平说：“要紧跟形势，大鸣大放，咱们系要在学校带头，要轰轰烈烈。”一时，诸葛智平还真被他感动了。紧接着周正峰因肾病急性发作住进了医院，《百花学社》还来不及开展工作，只好由诸葛智平接办。诸葛智平是系团总支书记。周正峰惋惜地对他说：“可惜我参加不了大鸣大放啦，领导全系运动的责任就落在了你肩上。”还说什么“党总支书记不在，团总支书记代理是理所当然的。”并又摇着他的手许愿说：“办《好百花学社》，这是咱们系的门面，这场运动完了就可以解决你的党籍问题了，要好好接受考验。”又还一再嘱咐：“眼下正在批陈其通马寒冰的‘左’，毛主席亲自点了他们的名，千万不能‘左”， 要大胆，要紧跟，要放手发动群众带头大鸣大放！”
可惜周正峰周大书记的话还没有变凉，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再反‘左’了，反右的号角吹响了。大鸣大放提的意见通通都是毒草，《百花学社》刚出了两期就成了黑窝点，带头鸣放的人第一个被揪了出来。恰正这时周正峰病愈出院，正好赶上主持第一场批斗诸葛智平的大会。他的腔调全变了，他把不久前自己说的话全扣在了诸葛智平头上。说，诸葛智平抢班夺权狼子野心，钻了他因病住院的空子。斗倒斗臭，他狠狠地把诸葛智平往死里打。在阵阵口号声中，诸葛智平有口难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已经偏离了政治偏离了反右，完全是在泄私愤。
原来他看上了诸葛智平的女友李芝娴。李比诸葛智平高一年级，去年毕业留校在系党总支工作。周正峰时时都在对她讨好，她却用情专一，正眼也不瞧他。周正峰很恼火，把诸葛智平当成他情场上的对手，也就是他的眼中钉。他本计划等诸葛智平毕业，设法做些手脚把他分配到偏远地区去。那时他再对李芝娴展开攻势，不就唾手可得了吗？不想诸葛智平办《百花学社》发动鸣放，现在被揪出来了，大有划右派的可能，真是天赐良机，岂能放过？所以他对待诸葛智平的手段比对任何人，都要来得狠来得毒辣。
李芝娴是工人家庭出身，凡事最讲原则最相信党相信组织。在她的眼中周正峰是系党总支书记，他的话就是党的话，他就是党的化身，换句话说，他就是党，周正峰就是党，很少有什么怀疑。但是在对待诸葛智平的问题上又另当别论了，反右一开始她就觉得不对劲，几次找周谈话想替他辨白，她说诸葛智平是苦出身，对革命忠贞不贰是决不会反党的。周正峰却一本正经地要她站稳立场，要她和诸葛智平划清界线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决不！李芝娴对诸葛智平是深有感情的，她说：“他真要是右派，那才是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友谊的时候，我怎能和他一刀两断呢？”她的话音刚落，周正峰便连声说笑着说：“小资，又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是不是？”看着她离去的美丽的背影，周正峰咬着嘴唇，不住地摇头，觉得这个丫头很难应付，很难办啦！她弄得他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很费了一番脑子，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于是他装着很难办的样子问她：“你若是真的爱他，你肯为他牺牲吗？”“当然。”李芝娴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她的神态扎痛了系党总支书记周正峰的心窝，他搞不懂诸葛智平用什么魔力迷住了她？他竭力压住心中的欲火，装着很关切的样子压低声音说：“他定不定性不是没有办法，既然他的出身好。”“什么办法？”李芝娴忙问。“如果你和他一刀两断——”“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和他一刀两断，定性问题是可以考虑的。”“真的吗？只要不给诸葛智平划右派，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愿意和他分开？”李芝娴含着眼泪点点头。周正峰乘虚而入，就在李芝娴情急迷乱当中，他急急地跑到前门火车站，当面和诸葛智平摊了牌。什么事只要和爱情纠缠在一起，就全乱了套，尤其对于一个热衷政治的人，就更加更加乱，更加残酷。诸葛智平珍视政治前途，珍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如果真刀真枪和敌人拼杀，他也会像李大钊方志敏一样是不吝惜自己的生命的。他从小就经历了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日子，每当想起祖父母想起乡亲们，他就认定出路只有革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会有前途。那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抱定了这个信念，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千千万个青年人追求共产党和对革命的狂热，都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成都还未解放，诸葛智平就参加了民联，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迎解放他做了许多党指派的工作。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必将会建成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世界，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世界。新中国太辉煌了，诸葛智平一直就是这么认定就是这么幻想的。四川土改时，他带领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帮助他们种红苕碾米挑粪车水，他跑到金沙江去拉船，和纤夫一样的脱光了衣服整天泡在水里。按毛主席说的，他真正做到了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他也落上了全身的关节炎病。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多么豪迈的言词！诸葛智平无限崇拜毛泽东！
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文化太低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他满以为毕业后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施展抱负了，但是现在他，诸葛智平，右派？如果放弃爱情和李芝娴一刀两断，就可以不定性就可以苟延残喘。可是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诸葛智平是好强的，是有独立见解的。江海涛曾是他崇拜的偶像，但他毕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身上自有旧社会的痕迹。江海涛的复杂的家庭纷争，他成年累月被邓丽春辱骂，自有他的理亏之处。而诸葛智平出身贫苦，长在红旗下，应当是全新的，可是全新的也会是右派，这决不是开玩笑，这是严酷的现实。望着江教授佝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街头，诸葛智平想到了很多很多。
4
戴真不记得她是怎样走出火车站的，从北门火车站到东门外望江楼是一段相当远的路程。那时公共汽车很少很不方便，人们都习惯步行。戴真提着沉重的提包，一步一步地捱着走着，汗水浸透了她的衬衫，太热了很气闷，便解开领口把领子翻得大大的。她不看四周也不觉得有人会注意她，她就这样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机械地走着。也许江平做得对，他应当和她划清界线，此时此刻人人都应当选择自己的道路。只是什么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呢？戴真十分困惑，在这危难关头，友谊爱情都如同虚设，她不愿再有什么奢想，脑子里只凝固着一个慨念：前途，人生道路！怎么办，今生今世怎么办？她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她才上大学一年级，才刚刚17岁，还不到公民年龄，可已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了。右派是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代言人，即是人民的罪人，罪人？怎么一下子她就和帝国主义挂上了钩？戴真怎么也想不通，她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戴真在人大新闻系，新闻系的右派并不算多，按说是可以逃脱这场厄运的。人大的右派都集中在法律系，法律系的可是整班整班，是百分之九十几的右派。鸣放期间法律系最活跃，他们走出了校外，还和别的大学挂了钩。北大的谭天荣、刘奇弟和林希翎关系很密切。林希翎的演讲究竟如何？当时听的人都说精彩。比如她提出“法制问题”，谁不鼓掌？偌大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法制，怎么成呢？戴真觉得她分析得头头是道，便和别的同学一齐去林希翎宿舍坐了一会儿。其实戴真并未发言，她只是听只是跟着大家鼓掌。可鼓掌就不行，鼓掌就是为右派摇旗呐喊，就是一丘之貉。想到教授，毛主席说是百分之十。中国的教授并不多，解放后到1957年几乎没有晋升过什么教授，百分之十这个数字太可怕了。会是真的吗？毛主席的讲话符合客观现实吗？对他老人家，戴真脑子里第一次画上了一个大大的“？”。联想到父亲，毛主席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也就是说右派分子最多。”父亲恰恰是历史系的著名教授，再加上他那个固执脾气，戴真不敢多想下去。此刻她的舌头发干，口苦得很，张不开嘴。
成都最繁华最热闹的街市是市中心的春熙路，戴真在路经这里时，一抬眼“民生照相馆”五个金灿灿的大字闯进她的眼帘。她不觉一笑，猛地想起了新结婚的大表姐夫，舅舅的大女婿不就是这里的照相师吗？突然她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照一张右派纪念照！不知什么力量产生了这股冲动，她决心把眼前的特殊形象保留下来，她想，若干年后再把这张照片拿出来，再揣摩这个形象，那时又会是什么心情呢？是苦还是甜？戴真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她相信社会进步，相信人类繁衍的社会总是会越来越好的，眼前虽是苦涩，想到将来却也怪有意思的，这张照片非照不可！可是当她举步走上台阶，她又犹豫了，她和这位大表姐夫仅只一面之交，人家会记得她吗？管它呢说出舅舅来也许就行得通。于是迳直走了进去，问一位营业员：“请问金少湘在吗？”“啊，你找金师傅，他在，他正在暗室忙着呢。”于是戴真掏出一支笔，偏着头在一张纸片上写道：“大表姐夫，汤鸿钧是我舅父，我叫戴真。我要照一张相片，希望快一点洗出来，能否帮个忙？”年轻的营业员接过字条走了进去，很快便转出来对戴真说，“唔来吧，跟我上楼，金师傅走不开，你要照相我带你去！”戴真就这么汗湿涔涔散乱的头发粘得满脸都是，她只是随便把头发绞在脑后，她不想照出辫子来。照相师问她：“不洗洗脸梳梳头么？”“不了，就这样吧。”照相师不解地摇摇头，不再说什么，调好焦距，啪地一按快门，戴真的十七岁的右派形象，便这样拍摄了下来。多少年后再拿出这张照片来，反而觉得很珍贵。不少当过右派的都后悔说，当初就想不到去照一张“右派纪念照”。
走出民生照相馆，戴真的脚步轻快了许多。这时天空中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太阳，一丝风也没有，街道两旁的树稍一动不动，戴真觉得更闷热了，她的心情又沉重起来。路口是孙中山的铜像，每次路过这里她都要上前瞻仰一番，这时她加快了脚步，但是突然“戴明”两个字在她眼前跳动。她急速瞪大眼睛，这才看清旁边报拦里“声讨右派急先锋戴明”的通拦大标题。父亲？她焦燥的心在呐喊，但是她矜持着努力矜持着，不再上前一步。她还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报拦里的每一张报纸，四川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用整版篇幅声讨戴明的大块文章。一切都是这么突然，一切又是她预料到的。她心头一热脚下一滑，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潸然从她脸上流下，她的眼前一黑，便栽倒在孙中山的铜像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