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和谐吗？又是一年清明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3 12:32:40
和谐吗？又是一年清明时...... 五岳盟主/编辑 这已经是我第N遍观看《潜伏》了，每次看到《潜伏》的结尾，我总有一种黯然的感觉，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积郁，这种积郁是从2008年清明节开始的。我第一次回外公家乡扫墓，从族谱和家乡老人的叙述中，我第一次完整的了解了一段历史记忆。 
潘汉年/董慧夫妇
我的外公，一位余则成式的潜伏者，他有没有余则成那样的传奇故事，我无从考证。我所知道的是他在上海亲自迎接解放，50年代留学苏联，为中国的军工和机床工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激情。60年代初，他孤身一人抛妻别子赴兰州创建新的军工企业，临行前，他带了一个远房亲戚的侄子，家乡老人托他带上这个年轻人去兰州做一名工人。他总是每个月给刚参军的女儿（我的母亲）写信，教她工作生活经验。直到1966年8月，我母亲接到他的来信，谈生活的越来越少，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越来越多，通篇抄录毛主席语录，虽然还是一月一信，但是内容味同嚼蜡，直到1967年7月，再也没有来信了。
多年以后，在他的平反追悼会上，亲属们知道了他的死因，但是没有任何详细情况的通报，直到2000年前后，老家族人重修族谱，重访当年一些还健在的老人，才逐渐了解了一些真相。
由于外公派留学苏联，于是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少不了了。孤身一人的他挖不出什么贪污腐化的把柄，于是做为当权派的他暂时靠边站，先接受劳动改造，属于管制对象，因此所有私人信件都要受到检查。但是,终于还是噩梦降临，那个侄子为了在伟大的革命历史潮流中冲在最前沿，他检举了一件事。那是他曾经帮助我的外公整理私人信件时，看到过一封我外公一个高中同学在1948年写的信，信的大致内容是做为国民政府公务员的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表示忧虑，感觉前途渺茫。问题是，这位同学去了台湾，并且据说当上了60年代台湾某市的副市长。于是，1967年的7月，苏修和美蒋双料特务的帽子不期而至，曾经的革命同志开始了无情的斗争，他们用灌铅加重的铁质高帽加热后戴在他的头上，由于长时间做“喷气式”，他的双臂骨折了。可是，他根本无法让革命同志相信，他自己都忘记了的同学来信和特务活动没有任何联系。他又一次成了“潜伏者”，不过这一次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潜伏者。1967年7月的一天深夜，就在他双臂折断的当天，我不知道他依靠什么样的意志，爬上了关押他的单位厂房的窗台，纵身一跃，跃入那“深海”般无尽的黑暗中。我不知道在他接触大地前的霎那，他如何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在2000年重修的族谱上，我看见那位台湾归来的外公同学赫然在册，听老人说这位同学成了地方统战名人，年年回家祭祖，备受尊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披露了当年的“余则成 巩向光”们——潜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地下工作”乃至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党员——的情况，他们在打败国民党的斗争中曾起到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说他们是中共革命的“功臣”毫不为过，但是，革命胜利后“余则成 巩向光”们得到的却并不是“功臣”的待遇。有学者研究发现，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当时批示道：“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虽然“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但后来在全国是照此执行了的。（见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可见，大局已定、政权在手之后，曾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余则成 巩向光”们就被列为猜疑防范的对象，不受重用。试列举1949年后的政界高官名人，的确找不到几个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前几年出版的一部纪实性很强的书《英雄无语》也对此有所涉及。书中的“爷爷”1930年代是上海中共秘密情报机构“特科”的成员，很干了一些暗杀或“锄奸”的事儿，后来打入江西国民党军队中做情报工作，1934年底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军的军事部署送往赣南，使红军主力得以轻而易举地躲过包围开始“长征”。然而，革命胜利后他“和他的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白区战友们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进入关键岗位，也没有一个能升入高位，他们不是在计量局就是在林业厅，而且一律是副职，至于组织、人事、公安、司法部门是不会让他们进去的”，而“那些资历比他们浅得多的‘红区’干部一个个后来居上，先是做了他们的同事，再后来做了他们的领导”。（见项小米著《英雄无语》，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这显然就是所谓“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生动写照。 不过，“降级安排，控制使用”还算好的，更多的“余则成 巩向光”们甚至为此锒铛入狱。最有名的当然是五十年代初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他是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功勋卓著，但因四十年代初为获取情报而与汪伪汉奸有过接触，1955年“肃反”时就被当成“叛徒”遭关押，最后死在监禁中。还有1930年代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左联”女诗人关露，抗日战争期间她受指派打入汪伪特工机关策反特工头子李士群并搜集情报，1955年也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遭受牢狱之灾。到了“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大多数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巩向光”们都被打成“叛徒”、“特务”或“汉奸”（比如刘少奇被强加的罪名之一就是他1930年前后在东北领导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是“叛徒”），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到“文革”结束后，他们中有幸捱过磨难的人大多垂垂老病、时日无多了。
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红白区权利之争。苦了这些不在权利机杼位置的地下党了。据我了解。当时红首是毛和高岗等人，白首是周，刘少其等人。要不是后来出了高饶事件，红区自己出现了权利相争。给了白区喘息的机会。“余则成 巩向光”们的最好结果也是蹲大牢一辈子。
今天总有一种声音要我们记住1946的主义之争，忘记1966的焚书坑儒，记住1947的兄弟相残，忘记1957地毯式的反右。就像你告诉德国人民，记住1936年的德国，忘记1945年的德国，记住柏林奥运会的辉煌，忘记奥斯威辛和柏林攻克后的一片废墟。 有些人总是刻意地割断我们完整的历史记忆，以为这样就是和谐，以为这样曾经的一切就都没有发生过。每当我在买影碟的商店看到有人要买《亮剑》，我就告诉他，请看看都梁的同名原著小说，再来买他本人改编的电视剧影碟，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回避历史，使我们更加质疑信仰，失去信仰，我们“高兴”不起来，没有“高兴”的底气，我们的软实力如何使世界认同？德国人民反思而不是回避当年的罪行，他们民族的软实力今天成了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日本民族的怯懦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他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大清洗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如果革命的结果是“吞噬自己的孩子”，那么英雄们抛弃个人一切的意义何在？革命的意义又何在？
又一个清明过去了，仅以此文纪念我们完整记忆中所有的死难者们。
无人永生
潘汉年/董慧夫妇我的外公，一位余则成式的潜伏者，他有没有余则成那样的传奇故事，我无从考证。我所知道的是他在上海亲自迎接解放，50年代留学苏联，为中国的军工和机床工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激情。60年代初，他孤身一人抛妻别子赴兰州创建新的军工企业，临行前，他带了一个远房亲戚的侄子，家乡老人托他带上这个年轻人去兰州做一名工人。他总是每个月给刚参军的女儿（我的母亲）写信，教她工作生活经验。直到1966年8月，我母亲接到他的来信，谈生活的越来越少，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越来越多，通篇抄录毛主席语录，虽然还是一月一信，但是内容味同嚼蜡，直到1967年7月，再也没有来信了。
多年以后，在他的平反追悼会上，亲属们知道了他的死因，但是没有任何详细情况的通报，直到2000年前后，老家族人重修族谱，重访当年一些还健在的老人，才逐渐了解了一些真相。
由于外公派留学苏联，于是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少不了了。孤身一人的他挖不出什么贪污腐化的把柄，于是做为当权派的他暂时靠边站，先接受劳动改造，属于管制对象，因此所有私人信件都要受到检查。但是,终于还是噩梦降临，那个侄子为了在伟大的革命历史潮流中冲在最前沿，他检举了一件事。那是他曾经帮助我的外公整理私人信件时，看到过一封我外公一个高中同学在1948年写的信，信的大致内容是做为国民政府公务员的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表示忧虑，感觉前途渺茫。问题是，这位同学去了台湾，并且据说当上了60年代台湾某市的副市长。于是，1967年的7月，苏修和美蒋双料特务的帽子不期而至，曾经的革命同志开始了无情的斗争，他们用灌铅加重的铁质高帽加热后戴在他的头上，由于长时间做“喷气式”，他的双臂骨折了。可是，他根本无法让革命同志相信，他自己都忘记了的同学来信和特务活动没有任何联系。他又一次成了“潜伏者”，不过这一次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潜伏者。1967年7月的一天深夜，就在他双臂折断的当天，我不知道他依靠什么样的意志，爬上了关押他的单位厂房的窗台，纵身一跃，跃入那“深海”般无尽的黑暗中。我不知道在他接触大地前的霎那，他如何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在2000年重修的族谱上，我看见那位台湾归来的外公同学赫然在册，听老人说这位同学成了地方统战名人，年年回家祭祖，备受尊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披露了当年的“余则成 巩向光”们——潜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地下工作”乃至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党员——的情况，他们在打败国民党的斗争中曾起到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说他们是中共革命的“功臣”毫不为过，但是，革命胜利后“余则成 巩向光”们得到的却并不是“功臣”的待遇。有学者研究发现，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当时批示道：“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虽然“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但后来在全国是照此执行了的。（见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可见，大局已定、政权在手之后，曾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余则成 巩向光”们就被列为猜疑防范的对象，不受重用。试列举1949年后的政界高官名人，的确找不到几个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前几年出版的一部纪实性很强的书《英雄无语》也对此有所涉及。书中的“爷爷”1930年代是上海中共秘密情报机构“特科”的成员，很干了一些暗杀或“锄奸”的事儿，后来打入江西国民党军队中做情报工作，1934年底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军的军事部署送往赣南，使红军主力得以轻而易举地躲过包围开始“长征”。然而，革命胜利后他“和他的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白区战友们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进入关键岗位，也没有一个能升入高位，他们不是在计量局就是在林业厅，而且一律是副职，至于组织、人事、公安、司法部门是不会让他们进去的”，而“那些资历比他们浅得多的‘红区’干部一个个后来居上，先是做了他们的同事，再后来做了他们的领导”。（见项小米著《英雄无语》，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这显然就是所谓“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生动写照。 不过，“降级安排，控制使用”还算好的，更多的“余则成 巩向光”们甚至为此锒铛入狱。最有名的当然是五十年代初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他是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功勋卓著，但因四十年代初为获取情报而与汪伪汉奸有过接触，1955年“肃反”时就被当成“叛徒”遭关押，最后死在监禁中。还有1930年代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左联”女诗人关露，抗日战争期间她受指派打入汪伪特工机关策反特工头子李士群并搜集情报，1955年也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遭受牢狱之灾。到了“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大多数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巩向光”们都被打成“叛徒”、“特务”或“汉奸”（比如刘少奇被强加的罪名之一就是他1930年前后在东北领导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是“叛徒”），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到“文革”结束后，他们中有幸捱过磨难的人大多垂垂老病、时日无多了。
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红白区权利之争。苦了这些不在权利机杼位置的地下党了。据我了解。当时红首是毛和高岗等人，白首是周，刘少其等人。要不是后来出了高饶事件，红区自己出现了权利相争。给了白区喘息的机会。“余则成 巩向光”们的最好结果也是蹲大牢一辈子。
今天总有一种声音要我们记住1946的主义之争，忘记1966的焚书坑儒，记住1947的兄弟相残，忘记1957地毯式的反右。就像你告诉德国人民，记住1936年的德国，忘记1945年的德国，记住柏林奥运会的辉煌，忘记奥斯威辛和柏林攻克后的一片废墟。 有些人总是刻意地割断我们完整的历史记忆，以为这样就是和谐，以为这样曾经的一切就都没有发生过。每当我在买影碟的商店看到有人要买《亮剑》，我就告诉他，请看看都梁的同名原著小说，再来买他本人改编的电视剧影碟，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回避历史，使我们更加质疑信仰，失去信仰，我们“高兴”不起来，没有“高兴”的底气，我们的软实力如何使世界认同？德国人民反思而不是回避当年的罪行，他们民族的软实力今天成了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日本民族的怯懦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他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大清洗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如果革命的结果是“吞噬自己的孩子”，那么英雄们抛弃个人一切的意义何在？革命的意义又何在？
又一个清明过去了，仅以此文纪念我们完整记忆中所有的死难者们。
无人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