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周恩来在广州的日子

记周恩来在欧洲的日子

赵 云 毛宗俊

   飞机从东方著名的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向西北过济南、北京，进入蒙古草原，然后一直往西，越过白雪皑皑的乌拉尔山脉，当大片翡翠般的绿洲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欧洲就到了。

   三月的欧洲有暖暖的阳光，有丝丝的春雨，空气中弥漫着碧草的芳香。在这块高度发达与文明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地共存：便捷的公路和铁路连接着每座城市，绿茵茵的牧场环抱静谧的村庄，塞纳河上的红嘴鸥像愉快的精灵翻飞上下，日内瓦湖畔白天鹅和黑天鹅在悠闲地寻食。

   马赛港到了，地中海的海浪拍打着海边坚实的驳岸，地中海的海风吹拂着岸边高高的椰树。我们登上位于山顶上的圣母大教堂，看海天一色中一艘艘巨轮劈波斩浪，也让我们的思绪沿着周总理的足迹回到80年前的马赛，80年前的欧洲……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前往欧洲。12月中旬到达法国马赛，换乘火车到了巴黎。1921年1月来到伦敦。

   周恩来为什么要选择去伦敦？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把伦敦看着“世界之缩影”，伦敦的实际，正是他需要通过亲身考察来了解的。临来欧洲之前，周恩来同天津的《益世报》商定，当《益世报》旅欧记者。欧洲给周恩来第一印象就是，欧战后各国人民生活的严重动荡和不安，他在1921年2月1日给《益世报》撰写的第一篇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写道：“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均是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在英国，周恩来对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在他到达伦敦的前两个月，英国煤矿工人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1921年4月后，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百万人。周恩来对这次运动全过程进行认真而全面的考察研究，包括离开英国后，他撰写《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潮之影响》等九篇通讯约3.5万字，载于《益世报》。

   周恩来在英国居留的时间只有五个星期，2月上旬，又到法国。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周恩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考，周恩来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念。1921年春天，经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介绍（张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最早的成员之一，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1922年3月，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到德国，住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即现柏林市内联邦大道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刘夫妇以及原在柏林的共产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国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他们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的学生和进步华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在柏林期间，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为寻找救国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同志，在倾听朱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他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一块空场上举行，周恩来专程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新的执行委员推举周恩来为书记。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的一个小旅馆里，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他们积极地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发展团员，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出版了理论刊物《少年》。

   《少年》创刊于1922年8月1日，由于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处于建党建团初期，因此，《少年》上发表的文章大多为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意义等。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

   国内的革命在这时发展很快，它的重要标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取得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先决条件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这个任务异常艰巨，只靠少数人不行，必须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共同奋斗。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1923年6月，周恩来等人到里昂与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支部工作。旅欧中国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在1924年2月改为《赤光》。

   《赤光》同《少年》相比较，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李富春、邓小平等也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周恩来和邓小平便是在这时起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周恩来在《赤光》上先后发表30多篇文章，他对中国的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阐述。他在《革命救国论》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必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也就是说，要分清革命的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说：帝国主义列强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国民革命的依靠的力量是什么？他说：“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

   旅欧期间，周恩来与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邓颖超和觉悟社的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等，第二期又发表周恩来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伍的誓词》。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期开始确定。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县，1904年生于广西南宁。1913年至1920年在北京、天津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在五四运动中。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从那时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成了生死不渝的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里，他们执手相伴，同当风险，为党、为民鞠躬尽瘁，给后人留下永远传诵的佳话。

   1924年，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这个情况，于7月下旬选派周恩来回国，与他同行的有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

   从1920年冬天远涉重洋，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他将近4年的难忘岁月：刚踏上欧洲大地，他是一个追求革命真理的热血青年，而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等待和迎接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大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