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古代五个最大胆的女性：如此追求爱情婚姻 - Qzone日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28 10:58:36
明代曹荩之的《舌华录》说：三国时期，魏国人许允的妻子，是阮卫尉的女儿，模样奇丑。结婚那天，许允揭开盖头一看，转身就走。新娘料定丈夫这一出去，必将抛弃自己，当即扯住新郎的衣袖不让他走。许允怨气冲冲地说：“妇人有四种美德，你有几种？”新娘说：“我所缺少的仅仅是容貌罢了。但大丈夫有百种品行，你有多少？”许允说：“我全都具备。”新娘说：“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都具备呢？”许允闻听，面带惭愧之色，从此不敢小觑妻子，与其相敬如宾。
你看这位许夫人与新婚丈夫初次谋面，三言两语便让丈夫回心转意。如此辩才，与诸葛亮舌战群儒，真是好有一比。郭沫若的结发妻子张重华，生于一千七百年后，也遭遇到新郎同样的冷落，因为没有阮女的智慧和勇气，虽然相貌并不“奇丑”，却落得终身“守寡”。说明封建礼教的黑暗，与个人悲剧，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两相比较，可谓“阮女折夫留美谈，千古谁堪伯仲间”。如果说阮女与许允的婚姻，显然是父母包办，两人并无婚前的接触，那么以下来自史书记载的两桩婚姻，就简直如同现代版的自由恋爱。
南北朝时期，东魏大丞相高欢的结发妻子婁氏，据《婁妃本传》记载，此女子年轻时，看见尚未发迹的高欢在城楼上执勤，一见倾心，惊呼：“此真吾夫也！”也不征询父母意见，即唤贴身婢女代其转达爱慕之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婁氏夫妇是富裕阶级，自然瞧不上高欢这样的穷小子，一度试图阻挠。但婁女嫁意甚坚，爹妈只好屈服。
距此数百年后，另一个自主嫁人的女子是五代时候的柴氏。其父为一教书先生，并不十分富裕。柴氏早年选入宫中，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掖庭中的一名嫔妃。唐庄宗兵败身亡后，柴氏被明宗遣放出宫。柴先生夫妇前往洛阳接女儿回家，于归途中突遇大雨。这雨一连下了数天，一家三口遂被滞留在旅店中无法上路。只因这番阻隔，令柴氏在史书上留下惊人的一笔。这天，好不容易盼来天色放晴，柴氏夫妇正准备收拾行李上路，女儿却拿出所有从宫中偷偷带出的金银首饰，“计值千万”，将其中一半分给父母，让他们自己回家，并坦然相告说：“我前些日子看见一个男子，相貌异常，已决定嫁他为妻。”柴氏夫妇自然很不放心，一调查，原来是一位姓郭的小子，穷得连衣服都遮不住身体。但无论怎样劝说，也不能使柴女回心转意，只有任随女儿自作主张。更惊人的举动是，柴老夫妇一走，这位柴女便自己去找姓郭的小子面谈，直截了当地说：“君贵不可言，我有五百万嫁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机不可失。”
柴女眼力没错，二十六年后，姓郭的小子果然贵为天子，他就是后周太祖皇帝郭威。
民间的普通女子又如何呢？清朝采蘅子的《虫鸣漫录》，记一奇女子自择夫婿。某处饭馆中，有天来一女子，年约十六七岁。饭毕，应付账十八文。女说：“我系下游遭水灾而外出逃荒者，因行走匆忙，未带一钱银两，家中人随后便到，来时即可付账。”店主遂让其坐于门外等候。时近黄昏，并不见有人来店。当时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女子终无一言。后遇一丝店少年，询问店主原委，知是下游灾民，不免心生怜悯，于是代其偿付饭费。因彼此俱是少男少女，恐碍授受不亲，遂转求一老翁将钱交与女子。女子付账脱身后，尾随少年来到丝店。店主问其原因，女子回答说：“逃荒在外已有两天，再走亦无归所，且无故受恩，无以回报，想来想去，不如嫁与少年为妻。”店主征求少年意见，少年以家贫婉辞。女子撩开衣袖，臂露三只金钏，说：“此乃嫁资，不足忧也。”店主察言观色，知女子不是歹人，遂邀约街邻为之撮合，择日完婚。
此女观人于微，不动声色，堪称沉静智慧，胆识过人。证之今日之大学女生不辨骗局，陷人罗网，可谓高明多矣！看来素质教育与学历高低，并无必然联系。
对于封建社会中之女性，我们有时可能不免概念化，以为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其实下层女子，对于宋明理学的倡导，要看她愿不愿意信奉。倘若她不信那套迂腐的说教，谁也拿她无可奈何。《金瓶梅》第16回写李瓶儿丈夫花子虚死后，急迫欲嫁与西门庆为妾。西门担心李瓶儿大伯子说瓶儿孝服不满。瓶儿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说各衣另饭，当官写立分单，已倒断开了。只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常言'嫂叔不通问'，大伯管不的我暗里事。”
姑且撇开李瓶儿个人品行不说，单看这“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则妇女改嫁完全自己做主，别人不能横加干涉。虽说小说是文学作品，但小说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当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俞樾《耳邮》言顺德人陈元绍，“家小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骄蹇也。甚不修妇职，陈责之，辄为唇。父母戒陈曰：'和气致祥，慎勿尔也。'陈恐伤亲心，亦曲忍之。会陈父病，汤药皆母子经理，妇若无其事者。陈因心衔（怨恨）之。及父病愈，陈薄责妇，妇怒曰：'谁无父母，小恙（病）非大事，何便作践人家儿女哉！'陈闻言，忿不可遏，挥以老拳，妇亦攘臂与争。母出排解，陈偶一举手，误挤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请罪。母麾之出，陈惊惧不自安，竟亡去。”
以今人标准来看，陈元绍应该是个孝子。可惜皇天不佑，偏让他遇着个恶婆娘。平素稍有责备，便成口角纠纷，婆婆不能约束儿媳，只敢训斥儿子，致使陈元绍两头受气。终于是忍无可忍，想要一展男人雄风。不意女人武功了得，散打时并不吃亏，让陈元绍领教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他最终逃离家庭，并不解决问题。但当时社会，也让我们不好理解。姑且不言“出嫁从夫”的礼教观念，就拿我们读过的《孔雀东南飞》来衡量，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婆媳关系，焦母是何等蛮横，刘兰芝又是何等的屈辱退让。以刘兰芝的罕有贤惠，居然不能求得婆婆的谅解；而陈妻横行家庭，无人能敌，竟迫使丈夫出逃异乡，则婆媳地位的颠倒，让我们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便已提前看到了今天某些女子的逞横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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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离婚率为何居高不下:因提倡好合好散
在夫权弥漫的封建社会，女人离婚或再嫁是件极其艰难的事，可谓“离婚难，难于上青天！”。究其原因，是古代人近乎变态的贞操观，按照孔老夫子等人的观点，所谓贞节不只是单纯的不失身，还包括不改嫁、丧偶的情况下坚持守寡等等。当时的广大妇女同胞别说提出离婚，就是产生这种想法都是相当可耻的行为，但是男人却可以随时提出离婚，即所谓的“休妻”。所以婚姻对男人来说就如同脸上的青春痘，想挤随时都可以挤，但对女人来说却如同脸上的皱纹，想丢是不可能的。现在人形容被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叫房奴，那么古代被婚姻压迫的妇女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婚奴”！这里举个例子，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想要离婚，按照当时的法律她必须要入狱一年才能如愿以偿。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根本没有离婚这个词，有的只是休妻。
但凡事都有例外，中国的历史跨度漫长，也就有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例外机会，这个例外就是唐朝。唐朝是个“80后”性格极重的王朝，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的颠覆，比如先前的女人以瘦为美，唐朝的女人就以胖为美；先前的后妃都住宫里，唐朝的后妃却能在宫外自建府第；先前的大臣不敢对本朝皇帝说三道四，唐朝的大臣除了对本朝皇帝公开说三道四，像白居易这样的文学泰斗还为皇帝编爱情故事。没有颠覆，就没有进步，所以颠覆本身就是一种美。唐朝的女性那叫一个幸福，《唐律》规定，结婚前可以自由恋爱、私订终身，如果父母不同意那是父母的事，只要二人情投意合，法律会给与绝对的支持，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真可谓我的爱情我做主。
那么结婚后如果婚姻不幸，女性想要离婚又会怎么样呢？《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以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中的这些明文规定，就本质来说还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度之下的夫权。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积极和开放的一面，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无论是在之前的朝代还是在后来的朝代，其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此外，唐朝也不鼓励妇女守寡，在丈夫死后把大把的青春和岁月交给篱笆和狗，半辈子过着“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的无聊日子。《唐律》中对于妇子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唐代所生的公主中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就有23人，三嫁者也有4人。上有天堂，下有李唐，水银河估计生活在唐朝的广大妇女同胞们一定会这么说。在男人失去提出离婚的专利权的唐朝，女人第一次有了对婚姻说不的权力，第一次可以和丈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一次可以仰首挺胸对别人说自己要离婚，于是乎离婚率一下子高了起来。据史实记录，唐朝离婚还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驰、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但另一方面，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婚姻限制的相对宽松、贞节观念的淡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社会风气的相对下降。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较普遍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与男子的纳妾嫖妓、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了暧昧关系，当皇帝后，更广置面首，大选美少年为内侍。《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昼梦与国忠交而孕，后生男名助。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高笑也。”梦中有孕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杨国忠对妻子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怪罪，反而为其开脱，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外，只能说夫妻间有一种不相禁忌的默契。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也就歪了。唐朝的妇女私奔、私通之类的花边新闻，几乎天天都有，层出不穷。唐代的笔记小说在这方面为提供了许多例子。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为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并不十分严格，女子在“不相禁忌”的形势下，同样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就像广告说的那样，做女人真的很舒服。
最早离婚协议书 唐朝提倡好合好散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译文大意：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是错误，不如痛快地分手来得超脱，希望你重整山河再攀高枝，也胜过两人看不顺眼互相挤兑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2000年在庆祝敦煌藏经发现百年的时候曾来北京展出过，而且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放妻协议”实为“离婚协议书”
专家介绍，“放妻协议”也叫“放妻书”。顾名思义就是放妻，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离婚协议”。
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
而这份“放妻协议”却给后人展示了历史上真实的一幕：妇女地位极高，夫妻之间提倡“好合好散”。
这张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放妻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简单的解释，就是丈夫很宽容地说：如果没有缘分，咱俩不如好合好散，离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的确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但这份协议的内容也只单单说了夫妻离婚的原因：感情不和。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男尊女卑的一面，看到的反而是男女平等，改嫁似乎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样一份“放妻协议”也许在今天看来，人们都还很羡慕，男方有如此的宽宏胸襟，女方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封建社会里，人们也能如此的和平分手真是令人感到惊奇。
何人留下“放妻协议”？
这份令后人感到惊奇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人留下的呢？
据国家博物馆研究唐代史的副研究员王义康介绍，“古代的'放妻'现象很正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放妻协议'有可能是当时作为范文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当时哪一家真的要离婚而拟的'放妻协议'。”
他介绍，这种协议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应用文，它只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大家都会照这样的固定模式去写。王义康还说，像这种“放妻协议”看上去双方都比较和谐，也似乎挺合理的，但是，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至于当事人的心情怎样谁也不好说。他认为，保留协议书的也不一定就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
像这样的“放妻书”也不只这一份，记者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放妻协议”，有双方不合的，还有谴责妻子的，还有妻子主动提出的，还有一种就是夫死可以任意改嫁的。在敦煌的考古发掘中，同时发现了几份这样的“放妻书”，说明在当时的敦煌民间也是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