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新加坡工人的几次斗争

抗日战争前新加坡工人的几次斗争

自从马来亚共产党在1930年4月30日正式成立之后，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三十年代初期，党在十分困难的地下斗争的条件下，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赤色工会。1953年，希特勒德国加紧整军，对外侵略计划已定，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马来亚内部形势也起了很大变化。这一年的下半年，马来亚共产党积极响应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着手纠正实际活动中存在的 “左” 倾关门主义，制定了利用公开合法、广泛发动群众的方针，党要求一切群众组织和斗争，都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要充分利用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形式。1936年中，党取消了赤色工会，建立了地下的马来亚各民族各业总工会，全马规模的各行业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立刻如潮水般地涌起。从1937年起，党的工运指导方针更密切符合政治形势和客观实际，总工会在新加坡各行业华族工人中的工作，成绩尤其显著。

1939年上半年，党为了加强反对美英搞东方幕尼黑阴谋的斗争，广泛发动各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这年的9月3日，英德战争爆发，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起反对这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新加坡总工会于是又发动了广泛的罢工运动，一直到1941年中，全新加坡各行业的罢工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未曾停顿过。1941年6月，苏联抗德卫国战争爆发，新加坡罢工运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39年以来的斗争，形式上都是经济斗争，实际上则是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斗争。斗争的规模遍及军港的军事工业、海港局、市政局和英美垄断资本的企业、马来亚大资产阶级的企业，以及中小资本的企业。连新加坡警察也自发罢工，同志们公开到各个警察局去向罢工警察散发党的传单，对警察的罢工行动表示支持，还得到警察的亲切的感谢。

当时党对工运的方针政策已进一步完备，在领导罢工方面，明确地要求：

一、每一次罢工斗争，都必须从始到终，都能紧紧团结进步、中间、落后三部分群众，反对少数人包办强迫以致脱离群众、孤军突出作战的“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结果必须达到扩大组织、巩固组织，而不是相反。

二、提出的要求必须合理，必须考虑到资方接受的能力。可以逐厂斗争，也可以统一提条件，分别谈判，分别解决，先解决的单位帮后解决的，做到团结工人队伍，瓦解资方联盟。

三、争取受资方收买来与罢工工人作对的私会党员和不明真相的新工，使他们同情斗争的工人。用集体的和平的纠察行动严密防守，避免用少数人的暴力打新工，纠察队应做到张而不发，要做到不让统治者有借口使用警察镇压罢工，要做到警察的暴行受社会的诅咒。四、分别对待外资和民族资本。对外资条件可以比一般的高些，对民族资本的斗争要讲究斗争的形式和条件的合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以谅解其困难，并照顾其面子，考虑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长期联合反帝的需要。五、重视争取社会同情，重视爱国民主人士的调停，该妥协时不拒绝妥协，不可能坚持时要找到吃亏最小的条件结束斗争，不可盲目冒险而招致大的挫折。

新加坡工人蓬蓬勃勃的斗争，对全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以下是有关1939年党在新加坡领导火锯工人大罢工和建筑工人大罢工，以及在这段期间领导开展总工会女工部工作的简略介绍。

(取自《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材料》)

1939年新加坡火锯工人大罢工
抗日战争前，新加坡加冷路（俗称火城）一带，是火锯业的集中地，有十多家火锯厂，总共雇用一千多名工人。火锯厂里管锯木、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工人人数较少，当时称为内工，工资是计件制；管搬运树桐和板料的工人占大多数，叫做外工，工资是日薪制。火锯厂工人的伙食、住宿都由资方供给。他们工资少，伙食差，每天工作超过8 小时，星期日没有休息，工伤和疾病也没有适当的照顾。

1938年初，新加坡火锯业只有几个内工参加过地下工会。到1938年中，剩下的这几个参加地下工会的火锯业工人也离开工厂迁移了。1938年中党派在火锯厂有熟人的干部陈炳宏同志进行组织火锯工人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到当年年底便第一次在外工中建立起火锯业地下工会，并且筹建了公开的“火锯联友会”，为火锯业工人自觉地投身革命运动奠下了基础。

1939年初，党给新加坡地下总工会党团（即相当于现在的党组）下达了计划在三个月内突击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一、在火锯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二、扩大和巩固火锯工人的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在各厂建立基层机构，把内工部工人也组织起来，并成立一支除奸队；三、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领导火锯业工友进行一次全业大罢工；四、在全体工人中进行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宣传，揭露美英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提高工友的政治认识，为计划中的反东方慕尼黑阴谋大游行示威作准备。

当时火锯业外工部工人有组织的仅一半左右，未有工厂干事会，地下积极分子也不多，内工还未组织。在这样的一点基础上，与工人搞熟了的陈炳宏同志又已调走，要实现这样多的任务，确实很不容易。但是 ，当计划传达给火锯业干部时，同志们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传统，愉快地接受了党所交付的各项任务。

在新加坡火锯业中最先建立地下工会小组而组织力量又最强的广福昌火锯工友，带头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增加菜金，改善伙食；二、不得借故开除工人，解雇工人要先同联友会商量。由于宣传鼓励工作做得好，这两项合理要求获得全厂工人的一致拥护，资方很难拒绝，斗争未经罢工就取得胜利。通过这一斗争，火锯业工友们普遍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各厂工友不少自动报名加入联友会，联友会也很快地在各厂建立了干事会或委任了厂干事。

就在这个时候，火锯业资方结成攻守联盟，要打垮联友会。工会组织最弱的松林火锯厂，资方受领打先锋的任务，首先发动了对工会的进攻，威胁工人退出联友会，并开除一位工会厂干事。地下总工会党团（即相当于现在的党组）的同志们看出这是资方为防止工人进行大罢工的一项大阴谋，于是决定联合各厂力量对松林资方进行反击，并借此机会来一次大练兵。

经过地下总工会代表亲自到松林厂向工友们做工作，该厂工人选出了两名代表向资方提出四项要求，并限期资方在24小时内答复。这四项要求是：收回被开除工人；曾加工资；改善伙食以及如果工人被迫罢工，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松林厂资方态度非常顽固并进行种种破坏工人团结的阴谋活动。这样，罢工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地下总工会代表又再亲自到松林厂秘密领导这一罢工斗争。依照预定计划，各厂都派来了纠察人员，组成联合纠察队在该厂周围巡逻戒备，同时，各厂又派来了代表，把全部罢工工友（除担任纠察工作者外）分别接到各厂去住宿、吃饭及做替工，与各厂工人座谈串连，从而使资方企图分化工人、瓦解罢工斗争的种种卑鄙伎俩完全破产。面对着工人团结一致采取史无前例的这种罢工形式以及罢工对营业收入造成的巨大损失，松林厂老板顾不得和各厂资方所订的有关工人工资的盟约，在工人罢工的第二天晚上就接受工人的全部条件。

这两次斗争的胜利把全星火锯业工人开展大斗争的条件准备成熟了。不久，各厂工人自己选了代表，并召开了全星火锯业工人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向各厂资方提出共同的要求。这些要求除增加菜金、提高工资、保障职业之外，还包括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 小时、星期日有薪例假、工伤赔偿、死亡抚恤、有薪病假、医药照顾等，并限期资方在24 小时内答复。

向资方的要求提出后，限期一满，各厂工人立刻宣布罢工。罢工后，那些接受要求的厂就先复工。这样，先复工的工人既可以在人力和经济支援坚持罢工的同业工友，又分化了资方的战线。大罢工进行了几天，各厂资方都或先或后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工友们的斗争获得了全 胜。党所下达的三个月突击完成的各项任务，也都很顺利地完成了。

经过了大罢工斗争的锻炼，火锯业工人后来在1940年“五一”大示威时，成为工人斗争队伍中的主力之一。

(取自《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材料》)

1939年新加坡建筑工人大罢工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新加坡建筑业工人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组织最坚强的工人队伍。1939年欧战爆发后不久，10月新加坡建筑工人响应党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罢工运动的号召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并且在一个星期内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在当时不但给了新加坡各业工人很大的鼓舞，有力地把新加坡工人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同时也推动了全马各州工人斗争的蓬勃开展。那次大罢工，突出地显示了党的工运干部已经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斗争纲领和策略，从而提高了广大工人的政治觉悟，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大罢工以前，建筑工人在建筑商和大小包工的层层剥削下，工资非常低微，工作流动性很大，生活毫无保障。那时的工资没有统一标准，包工们竞相压低工程标价来争夺承包权。他们往往以卷逃工资作为转嫁亏蚀和获取非法利润的手段。地下工会过去每年领导的斗争，主要就是争取曾加现场工人的工资以及追讨包工头卷逃工资等等。由于每项工程的时间不长，工程一结束，斗争成果也跟着完结。

1939年9月30日。英德战争爆发，在这前后，新加坡殖民当局已加紧备战，赶建兵营和防务工事。工人被要求提高劳动强度。战争爆发后，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生活日益贫困。马来亚共产党新加坡市委员会在中央的指示下，提出了广泛发动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传打倒英殖民政权建立马来亚共和国纲领、要求改善生活的大罢工运动的号召。地下的新加坡总工会决定把发动建筑业全体工人争取实现统一的起码工资，作为在新形势下打响新加坡工人罢工浪潮的第一炮。

为了保证斗争顺利开展，总工会和建筑业的党支部召开了全新加坡各建筑工场工人和建筑估俚间工人（即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代表会议。经过认真细致的讨论，会议制定了争取统一的起码工资的口号以及各项劳作的工资标准，作为这次大罢工的斗争纲领。这一斗争纲领的特点是：既符合建筑工人的当前要求，又照顾到能争取中小包工、特别是本人有参加劳动的三、四手小包工（即 “ 劳动包工” )的支持或中立。会议也订出了一套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同情和分化、瓦解雇主阵线的策略和措施，这就是：充分估计了大多数雇主可能接受的合理要求，在对斗争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调解人，灵活地运用 “ 统一谈判和分别谈判结合，一致行动、各个击破 ”的策略，把统一的工资标准通过各个单位分别签订合同的办法去求得全面解决。

会后，代表们和地下工会宣传队分头出发到全岛各处民事、军事建筑工场和估俚间去宣传这个斗争纲领，很快就把工友们发动起来，热情高涨地投入这场斗争。由于提出统一合理的工资标准，可以消除包工们盲目的、低价的投标竞争，对一向参加劳动的小包工和条件不如别人的一部分二手包工显然有利，因此，中小包工多数对斗争表示同情或中立。这样，以地下斗争委员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就形成了，斗争也顺利开展了。

当时新加坡建筑工场，包括军港的几处军事工程、柔佛新山的一处政府工程以及若干外资和民族资本家的私人建筑，大小共十多处，在业工人数千人都受雇于新加坡建筑商公会属下的建筑商。由建筑工人代表会议选出的全行业代表团，不但向建筑商公会提出要求，同时也分别向各现场的建筑商提出要求。这个办法使包工们可以有理由去和建筑商重议工程包价，而建筑商也可以有理由去和业主重议工程包价，对于促进包工们更多地趋向同情或中立起了很大作用，对于建筑商内部分化也起了很大作用。

谈判中暴露了资方的态度很不一致。那些承建军港工程的单位，其承建价格较一般的工程高，工人的工资也较一般的工资高，同工人的要求差距少，接受工人的要求之后仍有很高的利润可得，同时工程合同期限较为紧迫，又有新的工程在等待开始，因而资方在谈判中较倾向于愿意妥协解决。但是，其他一些资方的态度则很顽固，因此，在工人规定的一个星期的限期内，谈判不能达成协议。

罢工爆发了，所有建筑现场都停止了工作，失业的同行工友也来支援罢工，工人队伍表现得空前的一致和团结，中小包工们也绝大多数在行动上表现了他们对斗争的同情或中立。形势对工人确实十分有利，出现了第一次没有英帝军警镇压和资方打手捣乱的建筑工人大罢工。

罢工刚开始，资产阶级分子侯西反便以筹赈会代表的身份出来召开劳资会议，充当调解人。筹赈会是当时新加坡和半岛华人资本家募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机构。他提出仲裁意见，要求工人先复工，并保证由他劝说资方接受仲裁条件。他要求劳资双方在三天内答复。

市委同志和总工会同志研究之后，认为侯西反出来充当调解人是英帝同意的，他提出的仲裁意见中是建议每天提高工资数角，很接近工人的要求，可以看出英帝军方害怕工潮拖延会耽误它的军事建设。如果不接受先复工，军警必然镇压，军港戒严，可能给斗争带来难以解决的困难，但也不能无条件复工。然而，侯西反的建议又是作为筹赈会的代表提出来的，这恰好说明 斗争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斗争正处在转折关头。于是，便按照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决定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对策。

第二晚，总工会代表召开了地下斗争委员会、宣传队和工人代表团的联席会议，统一了对当前斗争形势的认识，并一致 同意采取以下对策：利用仲裁建议和调解人的保证，促进斗争取得完全胜利；接受仲裁意见中关于工资的建议，因为它符合预期的最高限度，可以作为当前阶段新加坡建筑业的工资标准；为了争取社会同情和分化资方阵线，充分利用调解人的积极性，可以接受先复工再谈判，但复工以一个星期为限；可以在复工后以仲裁意见为标准，各工场分别谈判，各个解决；一个星期内没有解决的单位到期恢复罢工，已解决的单位在经济上、人力上、道义上给未解决的单位全力支持。

实行这一对策的结果，工人队伍始终保持一致和动员状况，情绪高昂、乐观；资方阵线则迅速崩溃瓦解，各行其是。一个星期的期限刚满，多数单位已经签订合同，接受统一工资标准。余下几家不肯接受，非常孤立，在罢工恢复不多天后，也就不得不接受了。

建筑工人这一仗 打得漂亮，给了各业工人很大鼓舞，各业工人的斗争相继爆发，形成了新加坡工运史上一个新高潮，也推动了全马各州工人的斗争。

(取自《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材料》)

1939――1940年新加坡的女工运动
1936年下半年，新加坡地下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1937年起，地下总工会在新加坡华族工人中的工作有了显著的发展，女工部工作和女工运动也获得很大发展。

年约30 岁的建筑女工江润是星华建筑公司（合作社）的工人积极分子，曾多次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她被建筑业地下党支部吸收培养，成为当时地下总工会三名女干部的核心。另外两人都是理发女工。

1937年上半年，江润同志所在工场的包工头把所积欠一百多名男女工人的几个月工资全部卷逃了。有关建筑商又因为面对全盘亏本没有力量再发工资。但是，跑了工头，跑不了业主，同时更因为包工头的执照是劳工司发给的，于是江润同志便带领受损失的工友一齐到殖民政府的劳工司署，要劳工司负责向业主追讨赔偿。由于劳工司推卸责任而导致一场当时获得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和支持的追讨工资的建筑工人占据劳工司大楼的抗议斗争。这场斗争终于以全胜结束，江润同志成为受建筑女工称赞和爱戴的英雄。建筑业党支部接受她为党员。1938年她代表女工在新加坡各界妇女庆祝“ 三•八 ” 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上讲话，号召知识妇女要到女工中去，同女工一起为妇女解放和马来亚民族解放而战斗。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地下总工会在新加坡的华工组织改名为星洲华工抗敌后援会。这时候，党的新加坡市委成立了女工支部，协助各工会推动女工参加本行业工人的合法团体，进行歌咏、演戏、募捐的抗日活动；推动她们参加宣传队，到处演讲反对英帝搞东方慕尼黑阴谋，揭露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准备对日投降的阴谋；推动女工们参加反对英帝监禁抗日团体领袖的游行示威。女工们积极投入这些抗日活动和斗争，增加了华工抗敌后援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女工部同志还推动女工们在工作场所进行捍卫自身权益及周围工友权益的斗争。对于无法采取集体行动的家务女佣，女工部推动她们之中的各个姐妹宿舍联合制定统一的待遇公约，通知雇用女佣的雇主，只有给予不低于这些规定或更高待遇，才能聘请到能令他们满意的女佣，特别是经验丰富的女佣。这些行动，使女工们得到切身利益，并认识到自己团结的力量，认识到马来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也是自己的党。到1938年底，团结在女工部周围的有形组织与无形组织的女工，将近有一千人，其中有一些参加了党。

1939年初，马来亚共产党为了加强反对英帝搞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力量，部署了发展革命群众组织的突击计划，做好斗争准备。这个突击计划要求在六月内发展地下工会领导下的合法工会成员一万名，主要目标是把胶制品工厂和树胶进出口商的工人都组织起来。总工会从黄梨业、建筑业、海员、电车等工会调动干部协助这场突击。女工部也暂时放松原先那些零星组织的联系，集中全力参加突击成立胶业工会的计划。

这时候刚好碰上武吉知马路一家胶制品厂的厂方企图开除几个工人积极分子，总工会便以此为导火线，点燃一场斗争，反抗资方无理开除工人，要求职业保障和提高待遇、男女同工同酬。女工部同志向该厂全体女工有效地进行了动员工作，斗争终于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爆发了。工会的主要目标是要通过这场斗争把全厂男女工人组织起来，这时毛泽东思想包括城市工作方针已经比较多地传播到马来亚革命队伍中，并在党的指导方针中部分地体现出来，因此对这个支持抗日的民族资本家的斗争，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尊重筹赈会调解人的意见，很快就在互让互谅、团结抗日的气氛中，使劳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场斗争前后用了一个多月，全厂一千多男女工人都加入了筹备中的胶业工友联合会。

女工部同志们接着又卓有成效地在当时树胶加工厂比较集中的后港区动员工人们参加胶业工友联合会，准备开展反对欺压、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待遇的斗争。每晚，同志们深入群众家中开座谈会，入会工人的数目象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不久，该区的胶业工人、便差不多都加入了工会。接着，新加坡的外资的轮胎厂工人、树胶烟片土库的加工工人和搬运工人，也全都组织起来了。到突击计划结束时，合法工会增加了成万名会员，其中女工会员约增加了五千。到这时，全新加坡各行业的大小企业男女工人好几万人参加了地下总工会及其领导下的合法工会，其中女工约万人。

1939年9 月，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新加坡有组织的各民族工人响应马来亚共产党的号召，纷纷举行罢工，反对英帝掠夺马来亚人民钱财和国家资源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争取补偿物价高涨造成的工人经济损失。党提出打倒英帝国主义、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纲领，斗争中心转入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马来亚民族解放战争作准备。

1940年5月1日，全新加坡男女工人五万人举行国际劳动节示威，女工们举着大旗站在队伍的前列。1941年12月，新加坡工人组成抗日义勇军奋勇抵抗入侵新加坡的日本法西斯，不少女工参加了三年八个月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取自《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