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戳破历史泡沫(2004-6-1)

戳破历史泡沫
2004年06月01日 00:50:03
本报记者 王尧 周欣宇
编辑部也曾大炼钢铁
“我把家里的铁锅拿到报社砸碎了。妻子想制止我的行动。我说，马上实行公共食堂了，吃大锅饭，不用自己做饭了，还要铁锅干什么？”今年70多岁的铁矛说。他曾是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位摄影记者1958年拍摄的照片，留下了当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大院里，新闻工作者“大炼钢铁”的场面。
铁矛回忆说，当时，为了响应党中央大炼钢铁的号召，全国广大城乡都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来。报社从各部门抽调50多名职工，组成了军事化的“红钢连”，就在报社大院内摆开架势，土法上马，从“炒钢”到用汽油桶自制“小转炉”，日夜奋战70余天。我们这些记者炼出了20余吨钢坯。
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记录了历史的铁矛，没有回避自己参与那段荒谬历史的行动。他说：“为了给报社炼钢提供原材料，报社号召职工献铁，我就把家里的铁锅拿来了。我对老伴说，你就等着共产主义的好消息吧！可是热闹了不久，钢炼得不怎么样，浪费很大，得不偿失，我只得给家里买了个新锅。”
中国青年报社大院———北京东直门海运仓2号，院里几棵槐树见证了记者们大炼钢铁的场面，也见证着今天中国青年报人对科学和理性精神的思考。
2004年5月16日，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学谦说：“理性！一份主流大报的第一个特质，应该是理性。”
他说：“我喜欢记者用会说话的事实来表达有思想的新闻，不喜欢夹叙夹议爱评论的记者。”
“我们中国青年报人始终要以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
三峡反对派声音首次见诸主流媒体
理性！什么是理性？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有个自己的解读：“科学决策是最大的理性。”
卢跃刚出生在记者铁矛们大炼钢铁的1958年。今天，被称为“以人民的名义写作”的记者卢跃刚，和一篇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联系在了一起。他和本报记者李雪红合写的《半个世纪的论证》，发表在1992年3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卢跃刚说：“我的准则是：舌头长在自己的嘴里，我可以不说，但不能胡说；有时不能说真话，但不能趋炎附势去说假话，或昧着良心说话。”
卢跃刚回忆说，在三峡采访中我们强烈地意识到：第一，三峡宏观决策，反对派的意见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二，三峡决策的关键不是一般的科学家，而是伟人和天才。反对派意见的存在是三峡科学和民主论证的根本保证。这些与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不重视科学民主、决策屡屡失误搅和在一起，构成了一堵思想认识的巨大屏障。
“不见到李锐、林一山不写一个字！不让写反对派，我也不会写一个字。写伟人，写天才，写反对派，强化科学和民主精神，是我写《半个世纪的论证》的不可动摇的想法。”
见报次日，文中所写的三峡工程反对派和促上派的代表人物都打来电话说好。完全出乎意料：一对冤家对同一篇文章居然持同样的态度。三峡“反对派”李锐读完报纸后说：“真是后生可畏！”同一天，三峡大坝最积极的推动者、原长委会主任林一山说：“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看、这样写！”
李锐曾是党内高级干部中的才子，是三峡工程上马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反对派。而林一山领导长江水利委员会几十年，从未放弃过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努力。
三峡工程该修吗？他们作为三峡工程反对派和促上派的代表人物，以对中华民族和科学负责的精神争执了近半个世纪。
卢跃刚写道：李锐和他所代表的一批“缓上派”专家们，林一山和他所代表的“主上派”专家们，还有已故的毛泽东、周恩来、萨凡奇、曹乐安等伟人、大师和科学家们，一块筑起了一座“中国大坝”。这座“大坝”向世界顽强地证明着一种生命现象：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对人格的追求，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都将经受历史的考验，直至永恒！
2004年5月，卢跃刚说：“在《半个世纪的论证》里，除了三峡工程，我还写出了葛洲坝是个悲剧的产物。”
“按照长江规划，应该先建三峡，后建葛洲坝。但是，当时有人想把毛泽东的生日作为开工日期，把这个工程当作生日礼物。结果在根本没有进行初步设计的情况下，主张上马的意见竟一边倒，葛洲坝工程居然被批准了。”
《半个世纪的论证》引林一山的话说：“这严重违背了基建程序，违背了科学。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很有艺术，我理解是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同意；第二层意思是有可能干不成；第三层意思是修改设计、换人。”
据说，事情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葛洲坝在动工两年后，由于重大的设计和施工问题而被迫停工。当时的情况在今天简直不可想像。葛洲坝工程设计团1000多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实行军队建制，出现了“千人设计，万人审核”的荒唐局面。而且工程设计图纸都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签字！
卢跃刚说：“工地第一指挥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第二指挥是宜昌军分区司令员。林一山等专家位列十几名副指挥之中。没有实权。”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说：“科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科学上的争论，比如克隆人的争论和三峡工程的争论，就不会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治。”
他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甚至决策者，不理解科学的发展前景和科学的局限性，而如果公众和决策者缺乏科学素养和广博的知识，他们在涉及重大问题时，就无法做出知情的决策。媒体通过准确地传播科技信息，可以减少公共风险，帮助政府制定一个良好的政策。”
《半个世纪的论证》见报后的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三峡决议”。三峡工程反对派李锐，促上派林一山，还有卢跃刚看到了这样的结果———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
卢跃刚在1999年总结说：“我们也曾文过饰非，我们也曾逃避现实，我们也曾说过大话空话套话违心话；我们顽强地坚持过，我们无奈地放弃过，我们痛苦地反思过。然而，我们将不懈地坚持新闻在文明社会里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惟有此，才有可能使‘新闻记者’无愧于艰难的人民与前进着的历史。”
为麻雀平反
“疯了！那个年代中国人真的疯了！”2004年5月，一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记者翻着发黄的5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说。
1956年1月14日，《中国青年报》社论：《开展一个消灭麻雀的突击月运动》。一版报道吉林、陕西、山东、河南青少年已消灭麻雀、老鼠533万多只。
1958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文章：《青年们，振奋精神，誓把我国改造成为第一个“四无”国》。
1958年4月22月，《中国青年报》报道：《首都三天歼麻雀40万多》。
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和邓琮琮的特稿《麻雀的故事》，在1997年3月25日，挽回了记者这个职业在麻雀面前的面子。
他们揭开了谜底：麻雀如何成了“四害”？张建伟说，他是在为一本书收集资料时，揭开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1955年出生的张建伟在童年可能也掏过麻雀的窝。
1955年，当时的中央领导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指示：麻雀是害鸟，必消灭之。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但就在几天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出台，其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此后5年，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判极刑，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
据后来的统计，包括“麻雀战”在内的《农业40条》诞生前，毛泽东不仅与各省市的负责人商量过，而且邀请了农业、科技等方面的科学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共1375人，分组讨论，听取意见。难道没有传出一个不同的声音？
有中国科学家站出来了，为麻雀做“辩护律师”。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物学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
1957年10月，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就在“麻雀战”开展得轰轰烈烈时，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个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
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没有传到最高层。当时的领导人仍然认为，“消灭麻雀”的决策没有错，就在“麻雀还是要除”的时候，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也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中称，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说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以这种方式，终于为麻雀平反了。
1997年，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和邓琮琮，寻找那些为科学和理性而战的老院士时，媒体也在找回这个职业的科学和理性。
马寅初与历史泡沫
2004年5月18日，79岁的马本寅谈起他的父亲马寅初语调平缓而严谨。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马本寅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末，因为‘人口论’，我父亲遭到公开的批评。我所在的研究室领导找我谈话，我只说了一句：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调研的。而在内心里，我坚信经过科学调研得到的科学理论，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这是胡耀邦对此发出的感叹。1979年，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经济学家马寅初，早年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获经济学硕士、博士。1953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时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老家调研，发现当地人口众多，生活贫困，尤其是很多孩子上不起学。在他的提议下，1953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截至1953年6月1日，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
马本寅介绍说，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父亲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口过多会对解放初期的中国的资金积累产生负面影响。调研报告，在浙江省人大代表的小组会上征求大家意见。当即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当时中国关于人口的观念受苏联影响很深。一些人批评他的观点像马尔萨斯，与当时中国的主流观点相去甚远。
马寅初认为是自己的调研还不够充分，于是收回报告，继续进行调研。结果得到相同的结论。在对原文进行充实以后，1955年，马寅初的报告《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准备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事先交到浙江省人大征求意见。结果是，少数人赞同，多数人不表态，也有人批评。
马寅初认为，提出这一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再次收回报告，并且广泛征集各方意见。1957年3月，马寅初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不怕“犯上”，直言提出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难摆脱的沉重包袱。”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反对者的意见是：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
当灭顶之灾到来时，当时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没有退却。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公开回应：“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他在《重述我的请求》中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曾经一度，“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响彻全国。他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还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近8年的人口论争以这种方式画上了句号。
如果当年采纳了马寅初的意见，今天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学工科的马本寅说：“如果在二十几年前国家把人口问题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甚至纳入基本国策，现在中国的人口数量、质量上都会有所不同。”
“无法猜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与现在相比，会有正面的影响。”马本寅说。
翻阅53年的《中国青年报》，不难发现：每当主观意志凌驾于科学精神之上时，必然是国家和民族受难之时；当违心的谎言取代了理性时，也必然是人民遭受不幸之时。
反观新闻界自己的历史，值得总结的教训数不胜数。
曾经参与《红色的警告》等三篇震动中国新闻界报道的本报记者叶研直言：人类与灾害斗争，表现出的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固然需要褒扬。但是在更多的场合，自然灾害之所以造成重大损失，扩大为重大灾难，多是官僚主义、违反科学规律的瞎指挥造成的。把灾难说成好事，是灾难之上的灾难。
2004年5月，在刚刚召开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会上，总编辑告诫全体记者：“我们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有清晰的、自觉的把握。我们记录历史，但不记录历史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