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卫士--沈泽民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卫士 ——沈泽民

钱星辉

    沈泽民，桐乡市乌镇人。沈雁冰（茅盾）的胞弟。1921年4月，经沈雁冰的介绍，沈泽民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时期的党员之一。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并毕生为之奋斗。

    1926年，沈泽民接受党组织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秋后，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回国。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化名李明扬取道法国，乘邮船回国。他在船上梦见红军，心情振奋，竟高呼起口号，幸好同船人都在酣睡，才没出事。到达上海后，几经曲折，才把共产国际来信面交瞿秋白。翌年元月，沈泽民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3月中旬，沈泽民奉调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先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等职，负责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

    沈泽民一到苏区，就深入地方、部队，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广泛了解情况。当他发现红十二师帮助建立地方武装近3000人的好经验后，十分重视，极力推广。并亲自抓了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县、区游击队的工作。当他了解到农民迫切要求土地的心愿后，就和郑位三一起领导苏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强调要把分配土地和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发展苏维埃等工作联系起来。他在调查中了解到商城有药材、金家寨有竹木扫帚和纸、苏家埠一带有茶叶等土产，以及国民党每年在这些地区的税收在30万元以上等情况后，强调指出：“要发展土特产，才能发展苏区。为了军需民食，要成立我们的税收机构，建立苏维埃商务工作。”

    沈泽民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后，非常重视红军的作用，积极配合部队工作。为配合部队“扩红”，他把赤卫队、共青团、童子团、贫农团、妇女会一齐动员起来，开展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宣传活动，动员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提出“快快武装起来，壮大红军，保卫苏区，扩大苏区”的宣传口号。并抓住红军的祝捷和节日纪念活动等契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扩红”。1931年8月，红四军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发起了圻（水)、黄(梅)、广(济)战役，沈泽民组织根据地人民积极予以配合。战役结束后，他主持召开了慰劳红四军大会，并根据分局扩建红军一个师的决定，在根据地又一次掀起参军热潮。11月，充实了新鲜血液的红四军在七里坪扩建为红四方面军，战斗力倍增。接连取得了黄安战役、杜付店战役、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积极开展团结、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1932年8月，吉鸿昌将军途经苏区。沈泽民闻讯后，即在黄安附近的长冲会见了吉鸿昌，同他畅谈了一天一夜，讲“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分析中国革命前途，并召开小型欢迎会，欢迎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当吉鸿昌离开苏区时，沈泽民还代表省委送给他3000元钱作路费，并指派徐海东护送一程。沈泽民的言行，深深地打动了吉鸿昌的心，使他对共产党由敬佩转向热爱，从而成为一位名闻全国的抗日志士。

    1932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起初盲目轻敌，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使战局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继而又惊慌失措，极力散布悲观主义、失败主义论调。10月1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京汉铁路向西转移。会议还决定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在苏区斗争。这时，沈泽民在苏联期间所患的肺病复发，时常吐血，同志们劝他随主力到外线去。他却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后，20万敌军大举进犯鄂豫皖根据地。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为坚定苏区人民的信心，沈泽民忍着病痛，召开了全省县级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党员和游击队员，为保卫苏区而进行艰苦战斗。在沈泽民、郑位三、徐海东等领导下，苏区到处贴满了“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等标语；罗山、黄安；河口、商城、六安等县还成立了县游击师或独立师。经过两个月的游击战斗，歼敌近1000名，缴获枪支达2000，武装了游击队和群众，重建了红二十五军。

    1933年3月4日，敌三十五师一个旅进占我苏区根据地郭家河。沈泽民召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开会，分析敌我情况，决定集中兵力，全歼敌人。6日，天未破晓，徐海东率主力团攻入郭家河，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毙俘敌军2000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取得红二十五军首次大捷。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又在潘家河、杨泗寨两次战斗中连连获胜，初步扭转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不利局面。

    正值苏区形势刚有好转之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向鄂豫皖省委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省委于1933年5月初不顾徐海东等人的反对，头脑发热地作出了夺取守备森严的黄安县七里坪镇的决定。七里坪战役于5月2日打响，坚持43天后，我军损失大半，省委遂被迫决定撤出战斗。

    七里坪战役后，敌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反扑，苏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严酷的斗争现实，使省委和沈泽民深深感到，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斗争方针。1933年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研究斗争方针转变问题，会议决定将红军组成便衣队，转移到外线活动。就在这极端艰苦的岁月里，红二十五军严格遵守纪律，保护群众利益，特别是副军长徐海东更是以身作则，和战士们一起同甘共苦。他这种爱民品德，深深地感动了沈泽民。沈泽民特意找到徐海东，紧握着他的双手，含着泪花，感动地说：“海东同志，要是都有你这样的党性，红二十五军是不会被困难压倒的。”随后，沈泽民从怀里取出瞿秋白送给他的那块钢表，深情地对徐海东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困难，把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给了苏联人民。苏联同志为了秋白工作方便，回赠了这块钢表。1931年我离沪来皖时，秋白把这块表送给我作纪念；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祝红军胜利！革命成功!”徐海东热泪盈眶，无限感慨，郑重地从沈泽民手里接过表，深沉而又坚毅地说：“红军会胜利的！一定会胜利!”

    11月初，夜以继日的工作，葛藤、树叶、草根为主粮的饮食，使沈泽民的肺病日渐恶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为了及时向中央汇报工作，沈泽民一边吐血，一边给中央写检查报告，沉重地检讨了省委在斗争方针上的错误，指出：“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至于今后的斗争方针，报告强调：“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运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他用药水将报告内容写在一条白色裤衩上。后来，成仿吾就穿上这条内裤到了上海，通过鲁迅找到了党中央，将报告转给了组织。

    此后，沈泽民病情进一步恶化，吐血不止，且又染上了疟疾。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前来看望他，他知道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就拉着战友们的手，嘱咐他们：“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在湖北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时仅33岁。

    1934年4月1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成立苏维埃大学。为纪念沈泽民的革命业绩，该大学被命名为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63年4月15日，红安（原黄安）人民举行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于红安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题写了“沈泽民同志之墓”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