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测金融危机?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动物精神”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unconscious mental action，把它译成“人类本能行动”，或许更为贴切。 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名为动物的精神，是为了区别于人的“理性计算”。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期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动物精神”的概念及解说，来说明在信息缺失或无从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长期投资的回报——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的。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结果。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来自冷静的计算，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为什么能保有“动物精神”，经常使用而有成效?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详尽的解释，但人们没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的。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应用信息系统也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动物精神”一定是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从而得到保存和强化。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大都属于此类。
我在深圳眺望时，总不免想，能在二十五年间从一个不足五万居民的小渔村跃为一千两百万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计算”，能有如此恢宏的结果?又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按照其船队的三条小船所载的给养，绝对到不了预期的目的地印度，在当时人们了解地球圆周长约为四万公里，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伦布运气，巧遇牙买加的岛屿，即便再迟个几天的话，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
缔造了人类的历史的“动物精神”，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要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许多推动进步的原创性杰出人物，都是凭信念和直觉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那么，“动物精神”的破坏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本书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动物精神”一旦造成大“乘数效应”后，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动物精神”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源。当人们自主决定，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会被他人的“恐惧”对冲掉，平衡得以维持。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恐惧”就会逆转，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会剧增，投机之风大炽。其中人们的攀比——“动物精神”的一种表现，会激励泡沫的可怕泛滥。看看自己的周围，又有谁在看到“愚蠢的同事、同学的愚蠢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还能按捺得住呢?
而在新古典理论框架里，人被假定成十足理性的，“动物精神”在模型中当然就无法立足;个人的效用函数又被假定成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从而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标准的理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动物精神”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动物精神”的其他形式，讲求“公平”、憎恶“腐败”、重“故事”而轻“逻辑”的倾向等等，也都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罪莫大焉。例如，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创造性的企业精神”就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尽管它是大家普遍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
无怪乎，作者在本书的结论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能够讨论的经济行为相当有限。通过这次代价惨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理论的范型转变的时机已经来临，而检讨和审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实，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缺失表达出严重不满的，早有人在。例如，大师中的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和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的批评，几十年前就有非常精到的见解。
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弊病虽久已被认识到，却一直顽固地盘踞在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引起不小的偏误和损失。要说当时数据和工具不足，构建理论和模型之初不得不做牵强的假设，那么眼下，数据和计算机能力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脑的认知和行为动机的研究也有可喜的进展，为什么还得抱残守缺，固执人和市场的“完全理性”假定呢?
这个困惑在《动物精神》的出版也看得出来。两位作者是美国的权威学者，而且各自在一流学府开设 “非规范理性”的相关课程，也都在四五年以上。但要不是金融海啸，他们很可能还不敢把本书付印，公开亮明立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的缺陷。事实上，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在编辑上的仓促和观点论述上的欲言又止，都相当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会形成其固有的“规律”，包括惯性，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盘根错节的利益。改变要牵涉到基础性假设，所谓“范式转换”者，从来都极难。对此，《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里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经济学的忧虑和期待：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经济学研究生，能使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再度活跃。学生对现状存在着很大的不满，甚至变得虚无起来。许多学生对它们失去信任，为不得不把研究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上面而懊恼不已……开辟新路径的愿望还在，超越计量经济研究来探索新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愿望还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进展，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将带来巨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