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7万欧元行贿中国官员 戴姆勒罪行曝光遭调查(时代周报 2010-3-31)

“凭借400多万的欧元贿赂，德国车商戴姆勒在中国获得了上千亿欧元大单。”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掀开了戴姆勒不光彩的一面，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这家不法车商在中国等22个国家大肆行贿。
但遗憾的是，美国司法部并没有完全公布行贿者与受贿者名单，这可能让触犯中国法律的外国商人与中国官员逃脱法律的制裁，而美国司法部披露的受贿案也可能仅是不法车商戴姆勒在中国进行商业犯罪的冰山一角。
各方统一“封嘴”
如果不是因为一位前职员的举报，也许戴姆勒的丑恶嘴脸还不会暴露，更加不会有这份长达76页的起诉书。
2004年，被解雇了的戴姆勒前审计员大卫·巴泽塔向美国当局揭发，称其发现公司有一套秘密会计系统，用作向世界各地的官员行贿。巴泽塔表示他曾向上司报告此事，但上司却让他不要多说。其后巴泽塔更被调职，最后遭解雇。
在戴姆勒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后，3月26日，时代周报记者欲就相关问题进行采访时，戴姆勒中国发言人Trevor Hale称：“很抱歉，目前无法对此案作出回应。因为我们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一致，在4月1日首场听证会召开以前不发表任何评论。”
戴姆勒德国总部公关总监Jorg Howe在回复时代周报的邮件中也表达了和戴姆勒中国发言人相同的内容。
当时代周报致电德国联邦司法部，得到的也是相似的答复。“非常不幸我们现在无法对该案发表评论，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司法部公关处Harald Schütt说道。
“一般来说，德国大使馆从不对正在进行的法律调查作出评论。”德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总监托马斯·维莫尔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
受贿官员未全部曝光
这份编号为“1:10-cr-00063-RJL”，由位于华盛顿美国司法部刑事分部反欺诈局副主管马克·门德尔松和助理约翰·达登撰写的起诉报告，认定德国戴姆勒公司于1998年至2008年间在全球至少22个国家行贿，其中包括中国。中国两大国有石油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集团被公开点名，其下属公司官员接受戴姆勒贿赂，高价采购奔驰车。
报告指出，戴姆勒与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戴姆勒中国）的雇员，在2000-2005年间，通过回扣、旅游、送礼等方式向中国相关企业的雇员行贿达417.39万欧元，从中获得1.12亿欧元的汽车销售合同。而这些用于行贿的资金，来源于一个名为“特别佣金”的账户，账号末三位数字为“819”。在此期间，一位未公布姓名的销售与市场总监负责管理这一隐秘的“819”账户，直接向中国企业相关人士转账“贿款”，但由于监管不力，该账户中至少23万欧元被直接打入了该总监妻子在海外的账户。
在支付给中国官员的贿赂款中，约有259.96万欧元花在中国石油下属企业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BGP）和中石化总公司（Sinopec）相关人员及其亲属身上，而在两家企业相关人士的配合下，戴姆勒也获得约7156.28万欧元的销售合同。而另外150多万欧元的贿赂款去向则没有被说明。
消息公布以后，中石化高调回应称，经查实该企业员工杜某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涉嫌收受戴姆勒公司回扣，已被判刑。并称案发后，中石化立即断绝与戴姆勒公司一切业务往来。但中石化并没有公布杜某的受贿金额以及是否与美国司法部所指的受贿案属于同一案子。
报告还显示，除两大伙伴外，戴姆勒还通过第三方掩人耳目，秘密支付贿款。2001年7月27日，戴姆勒公司向M.F.机电公司支付了98300欧元合作费用，尽管看起来似乎只是戴姆勒与M.F.机电两家在做买卖，但事实上，戴姆勒早在与M.F.机电签订合作协议以前，便与长庆石油勘探局有了秘密的协议，而戴姆勒内部也清楚，支付给M.F.机电的钱，全部或者部分将送到长庆石油勘探局相关人士手上。2003年2月21日，该人士的账上又增加了15000欧元，而这次用来暗度陈仓的则是德克萨斯州的百合能源服务公司。
2002年2月28日，戴姆勒使用同样的手法，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海岸国际转账18000欧元，而这笔钱的最后目的地竟然是中石化某领导太太的账户。
2003年6月9日，戴姆勒通过中国“A”中介向BGP支付4000欧元。2004年10月25日，戴姆勒通过加利福尼亚州King Jack公司向中石化支付53540欧元。
行贿手段名目繁多
除了第三方转账，美国司法部查明的戴姆勒行贿方式还包括所谓的商务考察旅行，报告中指出，受贿人或中介一般会在戴姆勒与中国企业谈判的中途提出到戴姆勒工厂参观的要求，而戴姆勒公司则将这笔费用也算进成本之中，写入双方的合作协议里。尽管这些考察基本上只是一般的游山玩水，但仍美其名曰“生产基地考察旅行”。
为了取得订单，戴姆勒为企业相关人士亲属提供的“特殊照顾”也不胜枚举。2000-2005年间，戴姆勒中国为讨好BGP主管采购的相关人士，为其儿子及女朋友提供在戴姆勒实习的机会，戴姆勒德国方面还写了推荐信给移民官以便两人顺利获得留学签证。甚至在2005年1-4月期间，以月薪600欧元雇佣其子在戴姆勒工作。
除了中国地区，受牵连的还包括戴姆勒在越南、俄罗斯、土库曼斯坦、拉脱维亚、尼日利亚、伊拉克、土耳其等地的合作伙伴。而诉讼文件所描绘的细节，让人看到了戴姆勒全球行贿网络的威力：2000年，戴姆勒将一辆价值30万欧元的奔驰S级防弹轿车作为“生日礼物”赠予一位土库曼斯坦高级政府官员，当时正值双方协商销售汽车事宜期间；同期，为确保价值6500万欧元的汽车销售，戴姆勒花费近300万欧元向俄罗斯内政部、联邦安全防范部及莫斯科市官员行贿；哪怕在硝烟弥漫的伊拉克，戴姆勒还利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目支持销售汽车的时机，向伊拉克官员支付10%的回扣，赚取超过400万美元的利润  。
戴姆勒欲拒绝认罪
最新消息显示，戴姆勒欲与美国监管部门协商，支付1.85亿美元罚金，希望停止对其展开的贿赂调查。作为交换，戴姆勒将不会在美认罪或者承认有任何违法行为。但该协议尚未得到联邦法院的批准。而在中国，戴姆勒中国分公司将被延期两年起诉。
如果这一结果能够成为现实，很可能意味着，在全球编织了强大行贿网络的戴姆勒，仅以其去年收益的0.2%就能从这起商业贿赂案中全身而退。
去年12月，西门子公司为终结类似的商业贿赂调查，向美国监管机构支付了13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是该公司2009年收益的6%。
汽车分析师Klaus Paur认为戴姆勒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企业，某些死角成为了腐败行为滋生的温床。无论罚款多高都无法保证根除腐败的根源，相关监管机构对戴姆勒持续的观察监视才是最关键的一环。“要将戴姆勒内部腐败的源头连根拔起，还需要企业高管的努力。通过事件暴露出戴姆勒内部的监管机构存在的严重缺陷，必须立即进行整顿。”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让人看到了不法车商戴姆勒通过组织体系长期进行有预谋的商业犯罪。
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通过向权力人士支付417.39万欧元的贿款，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集团在华攫取了高达1.12亿欧元的巨额订单。其荒唐之处还在于前者将为此向美国司法部缴纳1.5亿美元罚金，以摆平这场其实波及22个国家的贿案丑闻。
中国高管存犯罪嫌疑
因《反海外贿赂行为法》，美国有权对在海外实施行贿的监管企业课以重罚，而在同样制定有严厉罚则的中国，华立新、吴伟林、王宁、麦尔斯等戴姆勒中国涉嫌参与犯罪的高管们至今仍来去自由，未受到中国司法机关的调查。
美司法部起诉书被披露出的贿赂清单中，多数贿金集中在2004年至2006年支付，但戴姆勒中国的现任高管仍未能摆脱犯罪嫌疑。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在东欧、非洲和亚洲等欠发达市场，戴姆勒集团对这种以海外度假、高尔夫会员资格和豪华轿车向官员们换取订单的交易乐此不疲，并未因2006年蔡澈升任集团董事长后的“清理门户”而有所收敛。
2006年3月，在德国检察机关对戴姆勒-克莱斯勒展开调查之际，该公司便已对行贿事实供认不讳,并称“数名雇员已因‘主要’在东欧、非洲和亚洲行贿而被解雇或停职，将彻底检查公司的道德规范控制机制，营造公开、诚实的文化”。
然而事实并不像德国人承诺的那样。上述灰色交易直至2008年仍有发生，就算2006年11月得到蔡澈任命的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立新(Ulrich Walker)和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裁麦尔斯(Klaus Maier)，也无法与贿案撇清干系。
严打跨国公司商业犯罪
一般而言，以合法渠道获取利润的竞争越激烈，非法牟利的诱惑也就越大，而一旦罪行未能受到惩罚，人们就更有可能去实施犯罪。
位于北京的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立新统管着政府关系，以及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戴姆勒载重车和梅赛德斯-奔驰金融服务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业务。获准直接向华立新汇报的奔驰中国总裁麦尔斯还同时被指任为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二者掌管的进口车业务成为实施行贿的最大受益者。
从目前看，在检查机关尚未全面介入之时，限制华立新、吴伟林、王宁、麦尔斯等戴姆勒中国高管及部分中层骨干离境是十分必要的措施，以让他们配合中国司法部门进行调查，查清是否存在犯罪行为，这也是打击愈演愈烈的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商业犯罪的必要手段。对那些证据确凿、有在华犯罪行为的外国人及其同伙要根据中国法律坚决给予严惩，而不是向美国缴纳罚款，否则一些不法公司会纷纷效仿西门子、力拓、戴姆勒大肆向中国官员行贿。

一份来自美国司法部的诉状，撕下了经常用慈善、企业社会责任等包装自己的不法车商戴姆勒的虚伪面具。这家在“二战”期间成为希特勒帮凶的德国公司，长期在中国等22个国家大肆行贿，以提高市场占有率。
目前，在中国高档重卡市场，奔驰品牌已经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而被美国司法部点名的“赃车”Actros和乌尼莫克（Unimog）的年销量大约为1000辆，占奔驰重卡在中国业务的一半以上，其客户主要为中石油与中石化下属公司，其中全地形越野车乌尼莫克在中国的数量大约为3000辆。Actros是一种工程牵引车，在消防、石油和煤矿开采，以及液化气运输方面用途很广。
戴姆勒中国屡屡行贿
深陷行贿丑闻的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戴姆勒中国)为戴姆勒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
来自戴姆勒中国的资料显示，该公司负责梅赛德斯-奔驰汽车、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用车、戴姆勒载重车，戴姆勒东北亚零部件贸易服务以及戴姆勒金融服务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业务，管理在中国的合资公司。戴姆勒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为德国人华立新，他于2006年起担任这一职务。
隶属于戴姆勒中国的还有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为麦尔斯，美国司法部没有特别说明他领导的部门是否与行贿中国官员的案件无关，麦尔斯也是戴姆勒中国董事会成员。
卡车部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为吴伟林、总经理为王宁，正是这个部门被指向中石化及中石油下属公司的官员行贿。
此外，戴姆勒中国还负责管理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两家合资公司。
在戴姆勒行贿案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后，时代周报记者欲就相关问题进行采访时，戴姆勒方面避而不答。“很抱歉，目前无法对此案作出回应。因为我们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一致，在4月1日首场听证会召开以前不发表任何评论。”3月26日，戴姆勒中国发言人Trevor Hale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美国司法部起诉文件中，涉案的中国贿赂行为多数均与戴姆勒在中国的重卡销售业务相关联。
乌尼莫克拉贪官下水
据戴姆勒中国网站资料显示，目前，奔驰卡车在中国只销售进口卡车，主推车型为适用于油田特种车等中国特种行业的Actros重型卡车，是奔驰的旗舰卡车。除此之外，还有Axor、Atego和Econic等载重车。
在中国，Actros和Atego因为适应多种高难度作业从而成为两款成功的梅赛德斯-奔驰载重车。
同时，戴姆勒在中国还提供乌尼莫克等越野车。1950年，戴姆勒-奔驰公司在加极瑙工厂生产的乌尼莫克全地形越野车可应用作丛林和沙漠中的石油勘探人员往返工具，森林消防车或者越野救护车等，单车售价高达上百万元。
目前中国仅乌尼莫克就有3000多辆，主要集中在塔克拉玛干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其他作业，接受戴姆勒贿赂的中石化与中石油下属官员，皆高价采购了乌尼莫克。
频频获得采购大单
此外，在中国市场上，与戴姆勒载重车有过相关交易的并非只有中石油与中石化下属的几家涉案企业。
2003年，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一次性购买200辆奔驰Actros载重车，用于运送液化天然气。2005年3月29日，广汇实业再次购买了100辆奔驰Actros2640重型卡车。
200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重庆订购了首批39辆奔驰防弹运钞车，由重庆金冠汽车制造公司交付使用，使用单位几乎包括央行所有分行。据悉，这批奔驰运钞车由奔驰最新款Axor卡车底盘改装而成，每辆最大载重量为8吨，时速可达100公里以上，每辆车价格高达上百万元，是普通运钞车(20万元左右)5倍以上。
2009年12月，中国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企业中联重科从戴姆勒公司采购360台奔驰Actros混凝土泵车底盘，采购金额近3亿元，这是该年奔驰重卡全球第一大单。此前的2008年，中联重科还购买了近500辆奔驰卡车。当时，单台Actros卡车底盘的售价为9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每台底盘的售价超过了614592元人民币。
2005年4月，福建超大现代农业集团在上海车展期间一次性购买了11台奔驰载重车（10台Actros 2040载重车、1台Axor1840载重车）。
在重卡行业，一次订购10辆就可以视为大单，经常拿下数十辆、数百辆大单的奔驰自然业绩一路大增。去年12月，华立新称，奔驰重卡在中国市场高档重卡的占有率已经达到60%，2004年，奔驰重卡在中国的销量为200辆，2005年达到900辆；2006年，达到1000多辆；2007年，这一销量数据增加到1580辆，占进口高端载重车细分市场的47%左右。
2008年，奔驰卡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达到2000辆，占当年国内进口卡车总量（约4000辆）的半壁江山。按当时的价格差，奔驰卡车的这一销售金额需要国产卡车以近8000辆的销量才能实现，且国产卡车的利润水平远不及奔驰卡车。从这些数据看，奔驰中国卡车业务大幅飙升的时间，与其大肆行贿的时间十分吻合。由于戴姆勒不肯提供相关资料，因此无法判断大幅飙升的业绩与行贿无关。

戴姆勒行贿事件爆发后，对于旗下长庆石油勘探公司和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方物探”，BGP）内部人员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受贿行为，中石油方面一度以沉默应对外界的关注。
直到3月30日在年度业绩说明会上，中石油财务总监周明春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公司已成立专门调查小组，着手在公司内部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得出结论。周明春表态称，中石油在违背职业道德方面的管理非常严格，只要违法，抓住一个，处理一个，绝不姑息。
BGP是戴姆勒最大客户
在东方物探内部，公司人员涉嫌受贿的议论已经在私下传开，公开层面的应对也以“应急预案”的形式正式组织起来。东方物探党群工作部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公司对这次事件非常重视，已经迅速按照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并展开调查，所以由于事件还在调查中，东方物探不方便多做表态。
另外根据东方物探内部人士提供的信息，公司内部的议论对于受贿事件似乎存在不同看法，他们公司确实和戴姆勒有业务往来，不过私下传闻，受贿的并不是东方物探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被证实，需要等待官方的调查结果。
在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指控材料中，戴姆勒具体的行贿事实还包括安排东方物探某领导的“公子”和其“女友”去德国“实习”等内容。这种详细的内情披露，在东方物探方面看来，显然很难得到证实。
东方物探党群工作部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公司确实在调查这件事情，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领导层也换届了，所以这个调查过程会很困难，肯定要花费时间。据悉，东方物探是在事件发生后马上向中石油集团方面进行了口头汇报，随后才组织正式的文字材料。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2004年2月27日，戴姆勒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omanFischer曾到东方物探西部勘探事业部了解了物探装备情况。他当时表示，东方物探是戴姆勒在中国的最大用户，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愿意为BGP提供更加广泛的服务。
美国司法部指出戴姆勒的行贿事实主要都是发生在2004年前后。根据上述东方物探内部人士的说法，前些年确实每年都有大量的采购来自戴姆勒，但是东方物探这几年购买戴姆勒的产品已经在减少，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根据周明春在3月30日的说法，中石油的规模很大，各方面的采购过去是统一管理、分级负责，从前几年开始借鉴国际大公司的做法，推行集中采购，建立采购平台，主要是为了提高采购的效率和质量，规避一些采购方面不规范的行为。
中石油成立调查小组
3月30日，记者拨通了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办公室电话，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自己根本不了解，也接触不到这件事，因为涉及的都是近10年前的事。目前上级公司已就德国戴姆勒案件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目前还没有结果。
该办公室人员同时告知，涉及到的长庆石油勘探局于2008年2月与四川石油管理局、长庆油田公司进行重组，钻探、测井、录井、井下作业、物探、运输等主业并入新成立的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辅业资产业务并入长庆油田公司。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正局级）在四川成都市登记注册，直属集团公司管理。
“按当年重组‘人员随业务、职能和资产走’的原则，长庆石油勘探局的业务主力部门和人员已经分流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上述长庆油田公司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据戴姆勒行贿清单显示，2001年7月27日，行贿9.83万欧元的该笔资金涉及向长庆石油勘探局出售价值187.6万欧元的Unimog越野车一事。
一位长庆油田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长庆石油勘探局和戴姆勒确实有采购往来，主要是野外作业时适应复杂地形的专业用车、越野车和自用的商务用车等。而当时长庆油田内部唯一有德国车的部门是长庆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原则上讲，具体用车的单位和人员应该划分到川庆钻探公司。
但据一位前长庆石油勘探局高层表示，长庆石油勘探局采购的审批权最终在中石油集团，而不在长庆石油勘探局。
戴姆勒事件牵出中石化受贿窝案
本报记者  翟瑞民  发自北京
德国汽车业巨头戴姆勒的全球行贿事件最近愈演愈烈，在这场涉及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行贿受贿丑闻中，中国两大国有石油巨头也被卷入。
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信息是，中石油内部也在调查，但是结果可能并不会马上出来。
中石化则迅速通过媒体发布了相关信息，他们承认确实有员工收受过戴姆勒的贿赂。而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此次戴姆勒事件把中石化内部的一系列受贿窝案又重新拉回了人们的视线。垄断机构的垄断权力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
中石化证实员工采购受贿
涉嫌受贿的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简称“中石化国际”）的快速反应显然出乎外界的意料，中石化国际新闻发言人檀大水不仅承认了内部员工受贿的事实，而且相当详细地就相关疑问作了说明。檀大水甚至还指出，一部分行贿材料的事实没有得到证实。
根据檀大水的说法，中石化牵扯此案的员工只有一人，且该人已因此在2006年被判刑7年，事发后这名员工还被中石化开除。据悉，这名员工当年主要负责采购业务，受贿行为也发生在工程生产用车方面。
时代周报记者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中石化涉案员工名叫杜德海，案发时年仅31岁并且具有硕士学历。据当时案情介绍，杜德海在中石化国际设备物资部工作的四五年间，几乎每一笔业务的回扣都有2万-3万美元，索要回扣额逐步升级，总额达240余万元人民币。
2006年10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公司人员受贿罪判处杜德海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7万元人民币。法庭指出，杜德海在担任中石化国际设备物资贸易公司业务员和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设备物资部业务员期间，利用负责本单位外贸采购业务的职务便利，于2001年4月至2004年6月间，先后分别在同外国公司和境外公司进行的汽车底盘采购、二氧化碳压裂车、卡特彼勒公司柴油发电机组销售等业务过程中，收受欧元、美元回扣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79.3万余元内。
而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提供的调查材料显示，2001年底，中石化某石油有限公司需要进口柴油发电机组，也是由杜德海负责组织招标工作。香港某公司的黄伟民，经人引见与杜德海见面，单独塞给杜德海一个信封，这块“敲门砖”的数额是2000美元。最后中标后，香港这家公司又拿出合同的1％给杜德海，仅这单业务，杜德海收到的回扣款就达到92222美元。
牵出多年前受贿窝案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戴姆勒行贿事件还把中石化员工当年的一系列受贿窝案又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2006年，中石化国际设备物资部腐败窝案爆发，该部门先后有4名员工被判刑。
北京检方指出，中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下属的负责对外业务的公司，设备物资部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的外贸部门，每年的海外采购交易量都达几百亿人民币，企业转轨后仍为垄断行业，还享有业务特权，巨大的进口报关、运输和保险业务，成为众多公司和行贿者追逐的目标。
经检方调查，在长达数年时间内，中石化国际设备物资部有关人员大肆与中国、日本、德国等国的企业人员互相行贿、受贿，涉案金额达720余万元。案发后，包括设备物资部经理刘存义等4人已经因受贿罪、公司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分别被判处5年至11年有期徒刑。
在当时的中石化国际设备物资部，做业务收受回扣和礼金，似乎成了一种惯例。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调查提供的一个细节是，2004年上半年，刘存义与杜德海商议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将回扣款汇到该公司账户内以便二人平分。
最近的一起与中石化国际设备物资部有关的案件在2008年11月才宣判，德国某公司北京代表处销售经理张某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三年。张某被指控在2003年至2004年，利用职务便利在业务往来中给付设备物资部经理刘存义、业务员周某佣金112万余元。同时，张某也收受刘、周给予的非法回扣2万美元。
在中石化国际设备物资部受贿窝案中，多名行贿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不过这其中是否包括戴姆勒的员工，目前还无法证实。上述案件提到的德国公司是否为戴姆勒，也仅为外界怀疑。因为，此前中石化国际已经表示，收受戴姆勒贿赂的只有杜德海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