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转型时代的儒学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访当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化评论家叶匡政
叶匡政：知识转型是时代的呼唤，在这个“文学死了”的时代，每个人都重新获得了创造自己文本的权利。转型时期，该如何看待儒学精神？怎样在儒家思想基础上构建中国未来的核心价值观？
价值中国：2006年，您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一文的结尾曾经写道：“一个人人平等的互动文本时代已经到来！”时至今日，您认为当年您所作的这个预言有没有成为现实？作为“思想诞生时的最初童声”的文本，在当下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可以真正平等、自如吗？
叶匡政：应该说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在我写《文学死了》时，还没有“微博”这种形式，随着“微博”和手机载体在民众生活中的兴起，文本的互动、碎片化、去中心化这些特征，会越来越明显。我当年所说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份生动的语文老师的教案、一段鲜活的网络聊天记录、一篇有关婚姻问题的博客短文与回贴、一个情真意切的手机短信等等，任何形式的文字文本都与所谓的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它们一样可以成为经典，它们将构成文字在未来的新秩序。我们眼中，只有真的文本和假的文本，只有好的文本和坏的文本，只有可以阅读的文本和无法卒读的文本，不再存在所谓的文学标准与非文学标准，一切文本都来到了同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与发现文本在未来世界的崭新样式……”的这些现象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当然这种观念最终形成一种知识共识，肯定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在大多数人今天的观念中，心中对“微博”或博客文本与文学文本，在感受上至少这种等级差别，在越来越小。一个经过了多年写作的作家，到了“微博”这种竞技场，不一定比一个没有经过文学训练的人，有更多的优势。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每个人都重新获得了创造自己文本的权利”，人们也在“重新回到一个思想与观念质朴的年代”，由传统文学观构成的那个文字秩序世界正在死亡。当它逐渐成为大家的一种知识共识时，人们就会体会到这种文本解放所带来的平等和自如。
价值中国：您把中国的学术思维总结为一种诗性的学术思维，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译成白话非常通俗易懂，因为他们是在用常识性话语说话，这也是中国未来学术的大方向，然而现在学术圈诘屈聱牙的状况比比皆是，您认为原因何在？作为知识分子，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知识介入公众的常识领域？
叶匡政：原因有两个。中国今天的学术大多源自西方，它有两个特征，就是学科化和等级化，这两种禁锢使得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只在自己的学科中近亲繁殖，失去了从其他学科得到滋养的可能。另一个原因，就是意识形态的禁锢，使得人们在探讨一些知识时，不得不采用诘屈聱牙的方式诉说。
网络不仅在改变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分享的途径，也在改变人们对学术和知识标准的看法。每个时代对于经典知识空间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一个时代的知识共识，不仅与一个时代的思想语境与社会体制有关，更与传媒技术的演变有关。网络正在构筑一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与知识观，有人将这种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新知识形态称之为“超文本”，它改变了传统纸质文化上线性、逻辑、有界的概念，也彻底颠覆了过去知识的单向与确定阅读。链接使知识与知识发生连通，每一种文本都成为若干文本的交叉，在那里又有一个新文本可供阅读。而这种链接更为强大的是，会不断地处在更新之中，以保持它观念的前沿，它同时能进行我们纸面上不可能进行的讨论和互动。这种来自知识转型的压力，弥漫在当下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
另一个现象，是网络与报刊上大量涌现的媒体评论，这正在成为一种不被过去学科重视的新兴文体。它最先打破了静态的知识观，带领公众一同超越那种等级化与学科化的学术禁锢。它直接面向公众，关注的是与公众和社区相关的公共知识和福祉。它不仅打破了由精英垄断学术资源的局面，还催生了一个新知识阶层的崛起。20世纪，学科的专业化与远离公众是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媒体评论的出现，使得改变这一境况成为可能。这种变革或许不会改变知识的定义，但肯定会改变知识空间的构成与表现方式。它一方面使得知识的流动变得更加动态和多元，模糊了文史哲学科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能更多地参与到公共精神的创造中。
知识分子要想使自己的知识进入公众领域，就必须熟悉媒体评论这种新兴文体。可以肯定，媒体评论在未来的知识空间中，会逐渐成长为一种经典文体。它会拥有自己的文体观，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史，不再是依附在新闻学之下的一种附属文体。它会形成自己的文本秩序，也会有自身对文本创造和审美认知的独特判断标准。在现实中发生的活生生的这一切，并没有大多数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足够重视。
这种知识转型，与中国学术的历史经验是呼应的。中国传统学术强调的是文史哲不分家，强调的是“经国之大业”的文章观，强调的是韩愈所言的“文以载道”。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是对社会及日常生活进行评论的传统。这种知识转型同时也是时代的呼唤，无论是社会的民主转型，还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确立，都在迫使知识分子们摆脱传统学究式的论文方式，加入到知识转型的这个洪流中来。随着越来越多人的介入，相信它不仅会贡献出更具知识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作品，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重大社会事务的决策中。
然而，由于过去知识体系的分科，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感受到了这种来自知识的深层压力，但由于有学科界限的存在，很多人思考问题还只是局限在本学科内，对宏观的知识哲学思考得极少。
价值中国：“士志于道”可以说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然而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明道与行道在当今怎样才能实现？
叶匡政：在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确立了个“道统”，用来区别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道统的依托为“道”，所以它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比政统有更高的权威。这就是儒家的社会理想，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执政者代表的政统，最终从精神上驾驭政统。
什么是道呢？真理是道，同样公共精神也是道。所以知识分子个体的人格尊严，其实体现的也是真理与公共精神的尊严。《中庸》有一句纲领性的观点，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就是真实，可见儒家不仅把真实看作天道，更把寻求真实看作人道。真实，可以说是一切知识系统的中心价值。一切知识的演进，都是在追问存在的一切是否真实，以及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实现真实、把握真实，儒家同样也是如此。
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如何重建对于真理与真实的信仰系统，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可能是知识分子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价值中国：您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儒学现代性研究，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产生于“前现代”社会的儒学不可能再获得滋长它的过去的土壤，您认为它的提升、转化和发展之道在何方？儒家传统思想的微言大义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真正进入公共话语平台，进而指导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认知？
叶匡政：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只有通过共享一个世代更迭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记忆才能保持鲜活，我们在现实中才能感到光荣。文化是一个民族真正不可断裂的血脉，文化虽然永远都有在变动中，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抛弃它的传统文化而重新开始。在一个国家所有的精神力量中，只有它的传统文化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虽然每个民族的传统都面临现代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绝非只有“西化”一条途径。
在当下社会，用 “中国方式”去解读中国的人文精神，才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言说体系。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可以进行诠释与弘扬，才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认知与理解。
儒家的人文精神涵盖了四个层面，即个人、群体、自然、天道。人的一切行为与修炼，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心与天道的和谐。钱穆先生在去世前曾说，他有一个彻悟，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也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与全球伦理的核心理念。
价值中国：您曾经提出，中国是个缺少价值观的国家，国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为了通过培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请问您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何区别与联系？
叶匡政：价值观有很多层面，能称得上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有对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群体或社会、与自然、与历史、与政府、与国家、与财富等几类关系的认知。这些观念，如果表现在社会层面，并形成了一个相对主流的群体认知，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价值观。我们说当下是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每个人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是指人们的价值观非常单一，对以上这些核心价值的认知，没有形成自己稳定而持久的看法，互相之间也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支持的价值体系。同样，在社会层面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也未能对这些主要关系，形成一个相对主流的思想体系。很多人的价值观中，由于缺乏道德、历史、自然、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认知与判断，使得他们容易将价值简单化、绝对化，衡量价值的标准最后只剩下了财富或权力，这也是社会中功利主义盛行的原因。
价值观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国家的文化与传统，还有一个就是宗教。像伊斯兰国家，价值观来源比较单纯，多来自宗教。而在美国，民众的价值观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基督教主要通过家庭和社区来完成对个人价值观的培养，而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则主要来自学校教育。基督教安抚与教化的是人的心灵，而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培养的则是人的社会与政治伦理，这两个价值体系在共同制衡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与有宗教传统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价值观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教育。读书人从小在私塾中诵读四书五经，而一般民众则通过家庭教育和村庄邻里的各种文化活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在20世纪前的中国，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非常稳定，它的哲学基础也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检验，表明是适合中国人的。我们说的文化与传统，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经过历史的自然淘汰，留存下来的经典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价值观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它就是以孔孟为主干的儒家思想，而在西方，这个传统则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洛克一直到康德。
我们考察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完全断绝了社会价值观与宗教及文化传统的联系。在欧洲各国，虽然政体不尽相同，但都保留着宗教或传统与社会价值观的关系。即便在非常现代的日本，除了政治观变革外，其它层面民众遵循的多还是传统的价值观。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共和国前30年，社会价值观完全由政府接手管理。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观念，完全取代了中国社会原本来自传统文化和宗教的一切价值体系。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来源，这30年完全切断了民众与文化传统及宗教的一切联系。
价值中国：社会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断层该怎样修复？您提倡的核心价值观怎样才能实现？
叶匡政：价值观是以信仰、信念为内容的一种思想体系。需要的是一个“信”字，其实与知识的多少没有关系，也不是掌握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价值观是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的，但它的前提，是必须拥有一个经过本民族历史检验过的哲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连通其他思想传统中的一些观念。当年的美国学者韦伯，也做过这种工作，就是连通基督教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关系。
对中国当下来说，这种工作尤显重要，如何做好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沟通，是构建中国未来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一步。
个体只有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价值共同体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才能从现实的作为中感到光荣。我们如今常说的国家认同，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同。
上世纪中国，有一条明显的主线，就是彻底否定与清算中国的文化传统。很多人以为，只要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变成一张白纸，就能画出最美最好的画。这种思潮，使多数中国人以为中国在价值体系上一片空白，所有的观念必须借自西方。哪知价值观的借鉴与传承，并非如此简单。这也是至今为此，学界鼓噪了那么多的西方观念，大多仍是无根浮萍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民众的认知模式，总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经验紧密相关的。同样，我们对文化与价值的构想，也要与这种历史经验相呼应。有了呼应与沟通，才有落地生根的可能。这是早就被历史证明了的一种文化移植与传播的方式，但被很多人忽略了。
1980年代后，政府虽然放松了对社会价值观的管理，“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但政体仍然在依照原来的惯性运转，国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哲学基础，这使得权力和财富成了一切“真理的中心”。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对此有过准确的描述，他认为“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也就是说，在一个被革命彻底清洗过的社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重塑社会价值观，使良知和真实成为政治和一切社会行为出发的原点。由于国家没有哲学基础，这也使得我们的教育体制无法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价值观培养，教导给学生的也多是一些不成体系的零散观点。
价值中国：纵观您近几年发表的诗歌，可以看到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有历史观与价值观的书写，请问您怎样看待诗与史的关系？
叶匡政：中国自古就有诗史观，比如杜甫、苏轼的诗，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个人人生的全记录。不过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还存在着一部诗人撰写的历史。在我们的常识中，从来都是统治者、胜利者撰写历史，为了让他们的强力意志穿透民众的头颅。历史从来是野蛮者的文献。然而谁又敢说诗人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历史不可替代的保存者？
诗人把真理的片断从现实的连续体中分隔出来，诗人把心灵的奇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他们呈现的历史不再是封闭的、直线的、同质的，而是对人类良知那种神秘之物的凝视。诗人编撰的这部历史即包含未来，又让我们重获过去。只有诗人对这个时代的记录才是珍贵的，因为它对生命不删繁就简，不携带虚假僵死的官方记忆，更不会忽略那些时间中失败的事物、那些被伤害过的事物，这是一部与公共话语所误导的乐观主义绝然不同的历史。
我看到，已经有诗人开始在诗歌中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他们对每一个事件的回溯，对现实和心灵的每一次审视，都在为历史寻找第二次生命。那已经死亡的过去，通过诗歌获得了另一个躯体。这一次是由诗人意志所创造的躯体，所以它无法被毁灭。任何行动，任何事件，在诗人充满良知的凝视中都不会落空。这是历史更为广阔的视野，每一次受难都将以复活告终，每一种悲伤都在被引向更大的善。它可能是跳跃的、断裂的，甚至是反历史的，但它不会错过那些失败者，不会错过那些不公正的命运，不会错过那些散落各处的、无名又无形的踪迹。我不能不说，历史只有在这样的心灵中存在过，才是真正的复活。这就是我眼中诗与史的关系。
我自己前些年也做过一些写作实验，比如我的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一度我认分行的文字是安全的，我在诗前也标明：“这是一个文学实验，没有任何政治、历史或其它方面的目的，也不牵涉对任何人、任何事的重新评价。”然而它的发表，最终还是导致《诗歌月刊下半月》在2008年4月被停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价值中国：我国自古就是诗歌的国度，从一咏三叹的《诗经》到巅峰时期的汉唐风韵，诗歌一直是我们心底一个赖以慰藉的精神处所，请谈谈您所理解的诗歌精神？
叶匡政：我以前借用诗人杨子的诗集名，对这个时代有过一个命名，叫胭脂主义。在这个国度，我们的所见所想其实都被胭脂主义涂抹过，看习惯了，我们却忘记胭脂下还藏着一副怎样的愁容。胭脂主义听来像一个妖娆的幻像，好像只是掩盖了某种真实。其实远非如此，它活生生地构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它不再自称掌握真理，也不用任何借口，它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对好处的允诺。胭脂主义成为这个时代最强大的伪装，它不用任何别的掩饰。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假象，但没人会站出来指证它，不仅不指证，还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它。人人脸上都涂上了这层红晕，有这样的容颜，人们才能肆无忌惮去捞取最后的好处。
胭脂主义使每个人都戴着这种假面，无人能够幸免。它使人们丧失了笑声，丧失了讽刺的超然，它使人们沉浸于官方话语的教条，连愤世嫉俗也被扭曲为一种交换行为。在这样的处境下，任何选择都不可能被严肃对待，道德可能被看作放荡，真理可能被体验为谎言，正直可能被视为虚伪。我们的脸庞只有冲向屈辱活着，如果不戴上假面，人们就会把你送进疯人院。
这就是我们被奴役的真相，是每一个诗人不都有无法遗弃的现实。我认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诗歌精神，就是要重新清理这盛大的凌辱与毁灭的废墟。诗人可以诉说冷漠，也可以诉说疯狂，可以诉说梦魇，也可以诉说罪责。我们所需要的诗歌精神，就是对禁锢的控诉与对自由的表达，就是在诗歌中要清算一种“听话哲学”。诗人如果对些保持沉默，就等于参与到了这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中，成为罪犯天然的帮凶。所以要概括我对诗歌精神的理解，只需要二个字：越狱。越狱，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诗歌精神。
价值中国：从诗人到独立出版人再到诗性学者，是什么促使您对自己的定位发生转变的？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理念贯穿其中？
叶匡政：我一直是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诗人。我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从来没有怀疑过。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诗歌就像一种信仰，它不仅让我们和世界发生关系，也让我们与整个人类的精神领域、与过往的那些历史年代发生关系。我从来都认为，诗人对于社会就是一种质疑的力量，是一个时代的良心，代表了大多数民众无法言说的自由意志。
可能受西方学术分科的影响，很多诗人被“专业”或“学科”这样一些观念束缚住了。诗人大多有着非常宽泛的研究领域，过去我们往往把这些经验心得，只通过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与对社会问题的直抒己见比起来，诗歌经验的这种呈现，无疑要更为复杂和艰难。
然而，受诗歌这种体裁的阅读局限，诗歌正在沦为一种“温室文体”，文字似乎只要分行，就安全了，诗人们成了人们眼中最安全、最少异议的知识分子。其实，并非诗人遇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遭遇到这个问题，“学科禁锢”和“文体禁铟”正在成为权力控制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很多知识分子迫于体制内的考核需要，不得不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专业领地。
我想是诗歌让我明白了，自己绝不能成为一个温和的文学技术员。活跃、独立、激进，从来就是诗歌赋予诗人的精神。不逃避现实，不趋附任何学科利益或权力，发现真相、捍卫真理，我想到任何时代都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所以这些年来，我选择了一种更为自由的方式发言，我并不在意我的发言是不是诗歌，或者被哪些人听到，但我一定要说出新鲜的思想，说出我对这个时代的发现，不墨守成规，不说平庸之言，我想这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诗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