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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1 | 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原题：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衰落和倾覆）
[译者说明：大标题和小标题是翻译时所加。关于苏联经济的崩溃，国内报道不少，但讲清的不多。此文作者马尔采夫用生动的笔调描写了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的戈尔巴乔夫，如何“必然地”搞垮苏联经济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反市场化的苏联“改革”，如何最终引发了整个经济的崩溃。也许有人会说，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式“改革”只是一个偶然的政策错误，但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觉。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缺乏利润动机的激励，经济活动失掉了内在的动力，因此就需要外部的压力来迫使经济运转，这就是命令经济之必然性。戈尔巴乔夫的一整套运动式“改革”只不过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这一内在的矛盾及其不可调和的性质。回顾当年曾热销中国的《改革与新思维》也不难发现，其中谈到国内问题的部分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当中，涉及经济事务的就更少了，且大部分都是在表达愿景和喊口号。了解苏联的教训，一定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伟大和不足。]
英文标题：The Decline and Fall of 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State
原文网址：http://mises.org/daily/3105
作者：尤里·N. 马尔采夫（Yuri N. Maltsev），曾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团队中的一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一名改革派成员。1989年他叛逃后移民到了美国。现任迦太基大学（Carthage College）经济学副教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写作了《给马克思的安魂曲》（Requiem for Marx）。本文是马尔采夫为此书所写的导言。
苏联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展示着列宁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威力无比，因为它是真理”。我第一次遇见卡尔·马克思是在伏尔加河畔的喀山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打开课本就在第一页上见到了他的画像。老师指着画像说：“捷久什卡马克思（俄语：马克思爷爷）。”我被震惊了，因为我的两位爷爷都早已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去。我飞奔回家，告诉我奶奶，她错了，“我还有个爷爷呢！”我说，他有一把大胡子和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他看起来就像弗洛斯特老爹” （在俄国，圣诞老人叫作弗洛斯特（Frost），被视为俄罗斯的保护神）。
苏联人怎么理解马克思？
生长在苏联，这些小时候的张冠李戴很快就会被清除掉，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经历，不管什么年龄、阶级、社会地位和民族。甚至监狱里的罪犯，包括死刑犯，也要学习“伟大的解放导师”的“光辉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苏联用173种语言出版了4.8亿本。其中许多都出口了。有一次，我遇见一位政治出版局雇请的印度翻译，他参与将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成马拉雅兰文（印度西南部沿海居民讲的一种接近泰米尔语的语言—— 译注）。他抱怨，由于苏联宣传部官员找不到另一位马拉雅兰文翻译来和他对勘译文，项目一拖再拖。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理论。它还假称要给自然、生命和社会提供普遍性的解释。[1]当然它也被用作对付私敌的致命武器。例如在谢尔盖·瓦维洛夫（Sergei Vavilov）一案中，瓦维洛夫坚持“由天主教僧侣孟德尔发明的伪科学”遗传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后被饿死。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死亡数字达到了 1亿；鲜血从俄国流淌到柬埔寨和捷克斯洛伐克。
仇恨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及其追随者的主要动力。列宁把政治视为害虫防治的一个部分；他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蟑螂和吸血蜘蛛，也即阻挡其政治野心的芸芸众生。西方的圣徒传作者们则掩盖了马克思主义者们这一暴虐的残忍，恰如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所证明的那样。
列宁主义者与西方的政府干预主义者的一个公分母是，他们都信奉垄断问题乃是所有制问题；出于贪婪的垄断行为是有害的。这些制度压制了科技进步，污染了环境还导致了其他反对公众福祉的阴谋诡计。然而，政府垄断却被奉为道德的和正直的；他们用“社会利益”代替了“贪婪”的牟利动机。然而，经营和管理公共部门的官僚们并不比经营和管理私人商业的人更不自利。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由于缺乏由私有财产和竞争所造成的对成本的制度性约束， 他们（指官僚——译注）不像私人企业家，并不对他们的行为和经营活动负有财务责任。计划制订者和技术官僚的开阔心智由于缺少市场信号，无法解决经济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以及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和苦难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西方的干预主义的强有力警告。“我们都应该对苏联心怀感激，”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说，“因为他们决定性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行不通。没人敢说他们缺乏足够的权力或足够的官僚管制或足够的计划者，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走得足够远。”[2]
与西方不同，凡是在马克思主义信条成为反宗教教条的地方，在苏联就越少人信奉官方意识形态：国家经理不信，教授不信，记者不信。[3]并不是他们非要这样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寻租或强制控制的工具，而非诚实者坚守的理念。
苏联已不复存在，曾经折磨东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大塑像以及他们思想体系的美名也同样灰飞烟灭。本文集便是给马克思及以他的名义创立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安魂曲。如同葬仪一般，我们回顾了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历程。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葬仪，我们不是在天真地回顾往事，因为就目力所及，马克思主义乃是“观念产生影响”这一格言的绝佳例子。没有什么观念能在这个世纪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了，这可不是在给知识分子阶层说好话。
奥地利学派与苏联的教训
要计算俄国社会主义实验的机会成本超出了经济分析的能力。但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大清洗和古拉格造成的死亡数字，据俄国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Roy Medvedev）估计，就达4100万人。诚如一句俄国格言所说：“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它从不教给我们任何东西。”
“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近在苏联和东欧崩溃了，社会主义仍然活着并在壮大，”[5]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说道。它将给经济自由和生活品质带来致命的危险，并将影响将来的世世代代。
参与撰写本文集的作者都遵循着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及其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75年）所奠定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和历史传统。这一传统强调一种演绎的方法、选择的作用、经济事务中的不确定性、协调经济行为的市场价格的力量以及私有财产如何构成了理性计算的基础。奥地利学派也是马克思学派历来厌恶的对象（bête noire）。远在其他学派着手领悟马克思方法的严重缺陷之前，奥地利学派就已经凭其强大的思想力量揭露了它的谬见和危害。卡尔·门格尔驳倒了劳动价值论，他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摧毁了马克思的资本观念，F.A. 哈耶克（F.A. Hayek）揭示了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不相容性，路德维希· 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则打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核。[6]
正是米塞斯的批判被证明是先见之明。在他写于1920年代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他认定社会主义经济完全无法被恰当地称作“经济”，因为这个体系没有提供任何手段来理性地配置资源。它消灭了资本品中的私有财产，从而也消灭了孕育出价格的市场，而正是依靠价格才能计算盈亏。理性的经济核算的缺乏，以及对这一缺乏的制度性的强化，阻止了对合理使用、机会成本及资源配置的各项选择作出任何真实的评估。“一旦放弃对更高层级商品的自由的货币定价观念，”米塞斯写道，“理性生产就完全不可能。”一个工业化经济的中央计划者将发现自己永远处在无穷无尽的混乱和无知之中，这正是“黑暗中的无尽摸索”。
还在世界终于确信这一点之前七十年，他就说：“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会有成百上千的工厂在运转。但只有当中很少的工厂会生产出适用的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都将是半成品和生产品（production goods）……所有产品在被使用前都要经过整个一系列的生产阶段。但是，在这个艰辛劳累的过程中，主管当局将无法检测他们的轴承产品（bearings）。”
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让我能够证明这一预言的真实性。在一个经济体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需要经过若干生产环节。自然资源使用得越多，运用的技术越复杂，生产的环节就越多。然而，因为无法透过生产过程观察到消费欲求的最终目标，苏联社会主义只能生产军工产品、无用的产品，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而消费者却无法获得必需品。[7]
在1980年代晚期，当公开性（glasnost）运动允许苏联经济学家发声时，他们确认了米塞斯早已宣布过的死刑判决。正如马金·玛丽雅（Martin Malia）所说，“通过尼古拉·什麦列夫（Nikolay Shmelev）、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瓦西里·塞留宁（Vasiliy Selyunin）、格里高里·哈宁（Grigory Khanin）、拉里莎·皮亚舍娃（Larisa Piyasheva）、米哈伊尔·贝格尔（Mikhail Berger）以及随后的格里高里·亚夫林斯基（Grigoriy Yavlinksy）、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的声音，他们为我们描绘了出了一副苏联的画像，完全符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评估，而他的著作里没有一个数字，对国民生产总值（GNP）更是只字未提。”[8]玛丽雅指出，这一强有力的确认导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方法论的麻烦年代”（”methodological smuta”，smuta，俄语：“麻烦年代”）。
西方观察家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为苏联的基本问题是缺乏民主。他们完全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制度性架构不可能解决一个没有理性核算手段的经济体系固有的问题。苏联有一大拨领导人曾许诺政治改革，但是没有谁能把面包摆上桌面。事实上，苏联的基本问题乃是社会主义，而且它仍然远没有被从许多国家里清除，正是它曾使苏联成为一个邪恶帝国。
俄国公法学家维克多·科宾（Viktor Kopin）对目前的“资本主义革命”作出了最好的描述：它是一个“具有准合法性、准道德性的准市场的准民主社会。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自由造成了精神崩溃、犯罪、群众的贫困化以及特权阶级的出现。”
数十年来消除市场的努力最终摧毁了工作伦理，经由中央投资造成了大面积的资源错配，毁灭了私人资本积累的基础，扭曲了经济核算的手段，使得技术陈旧以致于工业企业的资产价值为零甚至负数。绝大部分重工业是在1930年代的工业化计划（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期间建立的，此后便再也没有更新过。绝大部分俄国工业存量资产的生产能力跟工业博物馆里的差不多。
社会主义农业的危机则要回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当时成百上千万最有生产能力的农民被戴上 “富农”（”kulaks”）的帽子流放西伯利亚。其中的大部分都没熬过艰难的处境和大清洗，全死在了那里。自集体化和铺天盖地的财产国有化把财产主人变成了监狱苦工以来，农业经济从未恢复。在20世纪初，俄国向世界市场出口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现在俄国则要进口世界上的大部分谷物。
1992年，标示通货膨胀率的消费者指数（CPI）是1240%，而非此前承诺的100%。甚至俄国中央银行的主席也指责政府没有向银行体系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俄国的印钞厂甚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信用市场仍然是集中控制的，严肃的货币改革则依旧毫无指望。
目前俄国最贴近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相信，全部私有化也无法解决问题，但是缺了它，就更没有希望。她曾因为“削减赤字”被叶利钦政府解除职务。[9]
戈尔巴乔夫混乱的“改革”
假如现状看起来暗淡，那么苏联近期的历史则仍然是被误解的。没有哪个人物比戈尔巴乔夫更能代表混乱了。在西方，他曾经被，而且现在也被看作伟大的改革者——看看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吧，他称他为“伟大的戈尔巴乔夫”。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改革者，那他就不可能是第一个用所谓的改革来维护权力的苏联政客。列宁也是一个改革者呢！他诉诸非常手段来拯救共产主义。列宁强加真正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是一直存在到近期的官僚化的模式——的后果是全部人口正在走向灭绝。假如他继续那一过程，他就不会有任何臣民再供其统治了。于是他采取了新经济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允许市场和私人财产存在。[10]
照历史学家阿列克·诺夫（Alec Nove）的说法，列宁顽固地坚持全盘国有化、集中化、取消货币，以及最重要的，坚持[粮食收集制]（grain requisitioning）。他本来并未受到来自同志们的压力要改变政策。是现实，而非中央委员会提供了说服他的强大理由。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道路
戈尔巴乔夫同样试图通过别的手段挽救共产主义。这才是在公开性运动和改革（perestroika）（可能正是这些琐碎的伎俩在西方受到了追捧）背后的最初要点。甚至连克格勃（KGB）都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克格勃的意识形态主管菲利普·波布科夫（Philip Bobkov）就说过：“在1985年，克格勃非常理解，苏联不改革就搞不下去。”
苏联人民则径直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另一名共产党老大（hack）。他的“改革”从不关乎根本，而仅仅是些权宜之计，以图捍卫苏联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并拯救苟延残喘的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只在世界行将崩溃之时才愿意“改革”。
以他的地位他本该知道得更清楚。他来自南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在那里他见识了社会主义造成的货真价实的营养不良、饥饿甚至饥荒。他的祖父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因此也清楚共产主义政策的残暴。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政治作为人生的事业。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大权在握比健全的常识和道德更加重要。
认为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会是个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者，这纯粹是西方的幻觉。在加入街头帮派时，你必须证明你完全忠于帮派（以及它的所有罪行），你的良心会被完全压倒。在戈尔巴乔夫向上爬的漫长过程中，他经历了不止一百次类似的政治和安全考核。
戈尔巴乔夫与其前任的最大区别是，他更聪明，更圆滑。他是首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共产党高官：拥有法律硕士和农学硕士头衔。想想苏联的教育，就能明白，为什么他干的第一件事是摧毁农业分配体制。
他在上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校时，就已经是当地共产党的头头。他的同事报告说，他命令他的教授从大学到他的办公室来授课并考试。
在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政府中，戈尔巴乔夫担任农业书记，并通过壮大安德罗波夫的派系而获得总书记青睐。他还拍摄安德罗波夫的电影并下令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安德罗波夫则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进党的高级官僚圈子来回报。当然，安德罗波夫是最强硬的苏联领导人之一。在担任驻匈牙利大使期间，他曾下令在1956年入侵这个国家；1968年在担任克格勃的首脑时，他迫害过成千上万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索尔仁尼琴），主掌了克格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在契尔年科（Chernenko）政府中担任意识形态书记。最早在1984年，他开始向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送出暗示。撒切尔不知道，或拒绝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拯救苏联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党的权力），而考虑到当时他所面对的困境，那意味着“改革”。然而一个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稍稍比一个正统的好一丁点。他的目标和手法仍该受到谴责，正如希特勒的继承者宣称自己是个“改革的纳粹”同样应该受到谴责。
戈尔巴乔夫在学校里从未学过经济学。在我和他打交道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未看到灵光一闪的经济洞见，或任何想多学点儿经济学的欲望。他更喜欢像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样思考：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发号施令来搞掂，不管有多么错乱，多么违背人性，多么粗暴。
从他掌权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自由和市场的反对者。他一手摧毁了苏联存在的点滴市场行为，破坏了公众本已惨谈的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里命令用暴力恐吓无辜民众，并公开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然而西方媒体却决定不再质疑他的目标。
●反酗酒运动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仍在良好运转，但是人民，即共产主义机器中的齿轮，变得懒惰、酗酒并破坏社会主义道德以积攒“不诚实的收入” （”dishonest income”）。他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呼吁“重整人民的思想”（”a restructuring of people’s thinking”）。
反酗酒运动立马开始。党的官僚们严厉地宣布，他们不希望在国内看到任何“醉鬼”。他们的执行者们也开始肆力搜寻满嘴酒精味儿的人，并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当警察局人满为患之后，常规的做法就变成把成千上万的人驱赶到离城15英里之外，然后把他们扔在黑暗和寒冷之中。几乎在隆冬的每个晚上，你都能看到所谓的醉鬼大军步行回城。
90%的酒店关了门。党的官僚们却没有预料到如下的事情：糖、面粉、修脸润肤露和擦窗器立刻从货架上消失了！靠着这些产品，地下生产在一年内增长了 300%！
可预见的后果是重大的生命损失。大约13000到25000人因饮用私酒中毒身亡。更多的人则在排队5个小时以取得官方配给的酒类时死掉了。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和忠诚的共产党官僚们——他们说那些人活该死掉——却可以获得从西方进口的昂贵的酒类，而且直送府邸和办公室。许多人不得不花掉正式收入的 15%来买酒。但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运动，每隔一户人家都开始搞起了地下加工。
酒类销售税（提高到了6000%）是中央政府财政的主要财源，足够支付全部医疗预算。当政府意识到这么做得不偿失时，终止了反酗酒运动。政府的预算开始每年损失240亿~300亿卢布。更有甚者，戈尔巴乔夫终于发现了前任政府已经弄懂的事：酗酒的人民更好统治，因为他们更能忍受耻辱和虐待。当人民一清醒，他们就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而且不再消极被动。因此，戈尔巴乔夫立马变卦，下令大批量增加酒类产量。他还要求政府让酒类到处敞开供应，甚至卖进了玩具店和面包房。
反酗酒运动对经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国家税收锐减，经济连锁反应影响到了每一个部门。中央银行开始印钞票，放出过多的货币去寻觅过少的产品。消费者习惯于通过国营商店满足生活需要，但是不再买酒而省下的可支配收入却不得不花在消费品上。最后的结果是大规模短缺。为了填补赤字，公共服务大规模削减，而这时，戈尔巴乔夫又限制私人另寻出路。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失败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又发动了反对“不诚实收入”的运动。就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宣布任何正式薪水之外的收入都是罪恶的，必须被取缔。例如，如果一个人出租了自家居室中的一间，他就获得了“不诚实的收入”，所有各方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可问题是，在苏联没人没沾过非官方经济行为的光。官方的经济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因此如果这个人真没沾过地下经济的光，那他怕是早就一命呜呼了。
共产党官僚们清除了成千上万户农民后院的园圃，那里通常长满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非法”农业集市被关闭。官僚们还取缔了诸如换汇和私营运输之类的活动。住房市场一片混乱，出租公寓以牟利会受到惩罚，可能会让你的整套房都被没收。
为确保所有销售的产品都为合法生产，官僚们强化了对所有产品发放许可证的制度。一个人为了获得许可，不得不让让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事先通过核准。但是，就像其他事情一样，人们也规避这一制度：小官吏们兜售许可证以索取高额贿赂。甚至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一位商贩还得向官僚付费才能获得免辐射食品。
合作社市场上的价格管制也大大加强了，所有价格都必须和国营商店里一样。例如，牛肉规定为4卢布一公斤。作为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经济学家，我的第一念头就是，“所有的牛肉都会从市场上消失”。但是当我去市场看看正在发生什么时，我吃惊了，牛肉还有供应。事实证明农民们在出售价值4卢布的牛肉时很精明，他们会搭上一块恐龙般大的骨头，让重量达到一公斤。靠着这种复杂的肉加骨销售法，供需之间得以平衡而没有发生肉类短缺。
在兔肉市场上情况则不同，那里的定价是3卢布一公斤。不可能找到什么骨头来凑份量。于是兔肉很快从市场上消失了。反对不诚实收入的运动让非正式经济变得更加非正式，也降低了效率。对顾客来说，这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因为任何一位经营者只要还处在地下状态，就增加了其产品的风险费用。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的最直观成果是大大提高了贿赂，并按官僚领头的黑手党的意愿进行了权力洗牌。每当新法律通过，苏联官僚们总是欢迎，因为这给了他们机会攫取更多贿赂。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惩处特别有好处；它提供了恫吓人民的机会。地位较高的人可以利用信息来控制下属，甚至能向上跃迁。因此许多戈尔巴乔夫的人都用手头的信息捞取贿赂、飞黄腾达。
在头一年里，就有15万人因为不诚实收入坐牢，其中有24000人是高级官僚。没人是因强化法律或宪法的名义而坐牢的。他们被送进去是因为他们无法躲过别人的仇恨，或者是因为被黑市竞争所需的贿赂害了。
政府官员不愿收取现金贿赂，因为这意味着坐牢。因此他们通过诸如警察这样的中间人来干。一名警察会上门到某人的家或办公室拜访，威胁说他会因为某项言行失检而遭重惩。于是被威胁的人只好带上足够的贿赂去清除罪名。
我就知道有一个人，管着一家大型的产值数万卢布的家具企业。他想尽办法远离地下经济活动，并只靠自己的工资度日。但是他在党内有一名敌人。有一天一名警察来找他了，说他有关于不诚收入的记录。（警察的工作是个肥缺因为有机会收取贿赂。）此人并没有孝敬相当的贿赂，而是坚持自己无罪。于是由六名会计组成的小组来到他的办公室连续数周查他的账。最后他们找到了34卢布的错漏，他们说这是狡猾的不诚实之举。
在一次听证会之后，检察官威胁此人会坐八年牢。他的辩护律师——他还得贿赂他——告诉他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出 15000卢布——分给检察官、官僚们还有法官就能万事大吉。此人最后只好让步，给了这笔贿赂。不过法官还是给了他一年缓刑的惩罚以教训他之前不乖乖听话。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甚至影响到了学界。许多教授为了评个好级别而受贿。这项法律生效后，大学里发生了大面积洗牌，当然是通过一个复杂的信息与贿赂交换的网络进行的。
一望而知，这个运动是如何打击了人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热情。由于国营部门获得了丰厚的补贴，又加强了对合作社的价格管制，市场所占的可观份额被摧毁了。而这一切都出自戈尔巴乔夫之手。运动始于1986年，仅持续了一年。
●强化劳动纪律运动失败
在头两个运动给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开始了第三个：强化“劳动纪律”，也就是强迫人们按时上班并更努力地工作。在这个运动中，戈尔巴乔夫效法了其导师安德罗波夫（他把人们赶到大街上然后摧毁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作为不像奴隶）的类似运动。戈尔巴乔夫使用了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懒” 人，政府不喜欢的任何人都会被轻易找到并指控。如果谁旷工了三小时，他们就会丢掉工作。为了报告两周内的工作变更，雇员们不得不花费两个月时间。企业经理在上班时连开三到四小时会，以宣布某人迟到了十分钟或为了所有的问题谴责他。中午时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人则会受到质问和打扰。
这一运动因为遭到许多人的抵制而迅速停顿下来，看起来对经济也毫无益处。事实上，问题并不是出在劳动纪律上。问题出在，戈尔巴乔夫荒谬地靠搞运动来拯救一个失败的经济体制。
在戈尔巴乔夫提到“市场”之前，他的最后努力是一次短命的提高“质量”标准的运动。中央计划总是强调产出数量，从不关心质量。因此15万名新官僚被派去监视“产出质量”。每一家国营企业都设了一个特别的质量部门监管全厂，这倒是提供了更多的受贿机会——结果是更多的贿赂和更多的失败。
这是用老办法来复兴共产主义世界的最后一次尝试。然而戈尔巴乔夫仍然没有理解其中的意义。在1987年对中央委员会的一次闭门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说，他将“断然回绝向我们提出非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任何一个人”。
●戈尔巴乔夫如何理解市场
当所有人都精疲力竭时，戈尔巴乔夫开始谈论起市场了——一个“有计划的、有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他让他的学者们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章摘句以支持他的新想法，因为这两人的著作有105卷之多因此这件事不费吹灰之力。没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当成真理，但是这位共产主义首脑还是不得不借助共产主义圣书来为自己的举动正名。
创造这个新市场的第一项努力是启动大幅度的“赤字减缩”。甚至政府宣传部门也在推动改变。他们在电影里描绘了党的首长们如同街头乞丐般手拿圆顶礼帽坐等富得流油的市场商人慷慨解囊扔给他们戈比。每个人都被对解雇的恐惧吓住了，从1987年下半年起，大部分人都不再工作了。
戈尔巴乔夫从中央各部委精减掉了60万官僚，这些官僚占了各部30%~50%的名额，这使缩减财政赤字变成了现实。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设立了一系列新的巨型企业来代替这些部委。我当时对这些新企业的研究显示，它们雇佣了7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刚解雇的官僚，而且他们薪水反而暴涨了35%。戈尔巴乔夫的“减赤”事实上意味着苏联国家的管理部门膨胀了20%，这才是此举的要点所在。随着这些变化、反向运动和创造市场的空谈，命令经济的老旧结构开始瓦解。但是因为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市场，所有事情都开始停滞。
合作社法——一套允许虚假个人所有权的法规——看起来似乎是迈出了正确一步。但其实新建立起来的合作社都成了有组织的黑手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授贿赂。一有人开业，消防部门就赶来关掉一切，然后坐等贿赂到手。此人当然可以起诉消防部门，但他得向法官行贿。在苏联，人民懂得了最好还是直接行贿吧。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的新“市场”就不是真正的市场。它在旧的法规和部委之上又造出了成堆的法规和部委，却从未允许过私有财产和真正的买卖。
我认识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小伙子。他听说市场经营合法了，就打算养头猪拿去卖。这位满怀希望的企业家花了六个月时间和一笔钱来照看和饲养这头猪，指望卖掉它之后能挣回双倍于成本的钱。一天早上，他兴高采烈地把猪运到市场上去。可晚上我找到他时，他却一身酒气、满肚沮丧。他可不是个酒鬼，于是我问他：出了什么事？原来，当他到达市场上时，一名卫生检查官立刻砍走了三分之一的猪肉。卫生检查官说，他是要查找蛆虫。随后，警察们又来了，拿走了最好的部分，连个谢字都没说就扬长而去。他不得不向掌管市场的官员行贿，好有个摊位出售剩下的猪肉。然而他又得按国家的定价卖肉。那天结束时，他挣的钱仅仅够买一瓶伏特加，而他刚好把它一口喝光了。简而言之，这就戈尔巴乔夫的新市场。
还在驱逐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指8·19事件——译注）——它被叶利钦挫败并把苏联引向终结——发生之前很久，有关创立市场的空话就停止了，所有的改革派也都辞掉了政府中的职务。戈尔巴乔夫用“市场”这个术语——西方记者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作为更多镇压的借口。为了这一目的，他来了次极权主义的努力——在流通领域取消50和100卢布面值的钞票，限人民在三天内上交，并在他们当初领钱的地方进行统计，但最后只收回很少的钱。戈尔巴乔夫说，必须消除 “投机倒把、腐败、走私、造假、非劳动收入，并整顿货币状况以及消费市场。”所有说不清楚的钱都将没收。因为用卢布在市场上买不到任何东西，人民只好囤积商品。戈尔巴乔夫的措施是摧毁掉成千上万人一辈子的积蓄。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消灭“地下经济”的企图，而正是地下经济才是苏联唯一真正的市场并且是真正产品的唯一来源。上一次这样做的苏联独裁者是1961年的赫鲁晓夫和1947年至1948年间的斯大林。两人都同意旧币以十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币，结果政府对其敌人进行了一次爆炸性的政治迫害。
戈尔巴乔夫以“市场”名义所作的最后一次喘息是让物价一次性向西方看齐的价格改革。但是这最多算是美国的邮局提高了一下邮票价格。这并非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而是意味着自上而下地管制经济的持久欲望。
自1961年以来，这是基本商品价格第一次发生变化。然而在苏联，基本商品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在苏联，一个人必须付出相当于在这儿（指美国——译注）12倍的劳动才能买到牛肉，18倍至20倍甚至更多的劳动才能买到鸡肉，黄油需要7倍的劳动，牛奶需要3倍的劳动，彩色电视机需要16倍或更多的劳动，小汽车则需要至少180倍的劳动。伴随物价飞涨，必要劳动时间飙升了两到三倍。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上，低于此线意味着严重的营养不良。政府声称，85%的新税收将通过提高工人和农民的工资予以返还，但事实上，当中的大部分都进了政府的荷包以支付军费和维持失败的国营企业。
苏联还削减了对关键必需品的补贴，而这正是人们部分地将其视为市场化改革的原因。但是，在国有制下，所有的产品生产都受到补贴，也就是说，没有接受竞争性市场的检测。他们不再用政府预算来直接支持生产，而是任意地提高垄断性产品的价格来做到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政府假借“改革”以提高政府收入用于弥补财政差额。苏联政府希望在1991年的头两个月能收入234亿卢布，但他们仅收到了70亿——不及预计的三之分之一。中央政府原期望能从各共和国拿获得480亿卢布以实施联盟条约，但一分一厘都没有拿手。政府财政赤字却显示已经超过全年的预计（达到 331亿卢布，超过预计的267亿卢布）。
戈尔巴乔夫的三位关键顾问开始担心最糟的情况：苏联将无法负担军队、负担福利开支、资助国营企业，除非做点儿什么。财政部长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Vladimir Orlov）、国家银行主席维克多·格拉申科（Victor Geraschenko）和预算委员会主席维克多·库切连科（Victor Kucherenko）极为警觉，他们向戈尔巴乔夫递条子说，“经济处在灾难的边缘”——他们在其中提到了苏联中央政府的偿付能力。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把他的提价欢呼为市场化改革呢？首先，他想让布什政府和世界银行对他的意图有个印象，这会给他带来硬通货。其次，他想欺骗向往自由市场化改革的苏联人民。第三，他急于败坏市场理念的名声；当如意算盘失败时，他准备让市场来承受指责。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
因为1989年发生在东欧的事件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亨利·基辛格、诺贝尔奖委员会以及其他人都给予戈尔巴乔夫以信任。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国家的真正战略是，用跟他自己一样的、喝同一个牌子白兰地的人代替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形象糟糕）。他希望能把更机灵、更聪明的人扶上权位以拯救社会主义。情况恶化超出了他的掌控，主要是因为克格勃误导他说，那些国家对社会主义有深仇大恨。东欧的革命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而是完全违背他意愿才发生的。
他在波罗的海国家——授权苏联军队敲碎波罗的海国家无辜人民的头骨——这证明他也是历史上凶残统治者们的冗长故事的一部分。甚至在他被当作伟大的改革者而受到西方追捧时，他仍然运转着劳改营，继续侵犯人权，并以言论治罪将人投入监狱。当苏联走向终结时，公众已经被变成了采集狩猎的人，几乎是生存在活命的水平上。
在政变（指8·19事件——译注）将他赶下台之前，戈尔巴乔夫曾告诉一位记者：“我被不止一次告知，是时候停止效忠社会主义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社会主义是我最深刻的信仰，只要我还能走路和工作，我就要推动它。”西方学术界和媒体作家发现他对社会主义的鼎力支持充满魅力，只是稍有一点儿过时。但是生活在那个制度下的人民的感受却别若霄壤。他们明白，社会主义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意识形态——要对难以言计的成百上千万的死亡负责。对于被迫承受了社会主义这些人们来说，它只是让他们堕入贫穷，扼杀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在很多情况下，还导致大规模流血。
尽管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鼎力相助，做了政治上任何可能的事予以支持，他还是没有做到想做的那么多来支持戈尔巴乔夫继续掌权。布什把他的支持给予了世界上唯一一位非民主任命的大国领导人，这个人被自己的臣民唾弃，施行的是与西方价值格格不入的制度。在苏联共产主义的首脑需要的时候美国总统便施以援手，这是美国的传统吗？无一例外，赫尔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挽救了列宁，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挽救了斯大林，乔治·布什挽救了戈尔巴乔夫。[11]
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现状之间骑墙。作为塑造其不合逻辑的第三条道路之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强硬路线的共产主义者。最终，他们成为他最亲密的顾问和国家中最有权势的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是这些顽固派试图在1991年的8月19日政变中割断戈尔巴乔夫的喉咙。“八人帮”（the Gang of Eight）中的六个组织了反对他的政变，而他们全是由戈尔巴乔夫直接任命的。在他提拔他们掌权之前，他们只是些无足轻重的官僚。假如他们的政变成功了，政变当局的组织和人员还是会一如既往。例如，当过一天总统的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i Yanayev）就是由戈尔巴乔夫任命为工会书记的，之后又被提拔为副总统。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对此前几年干犯众怒的诸多经济错误——例如涨价、卢布改革、过度发行货币——负有责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利·卢基扬诺夫（Anatoly Lukyanov）更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
戈尔巴乔夫任命并保护了这六个人，以此作为怀柔强硬分子的妥协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完全缺乏政治魅力，因此戈尔巴乔夫确信他们不会成为威胁。但是他们尝试要成为那样。他本来指望共产主义者会像共产主义者那样行动并能给予信任，出于这个理由，他也对政变负有基本的责任。假如他在当政的六年半时间里像他应该做的那样行事，那么本来可以让自己和他的国家免除这段痛苦经历。
高层权力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发生。在一个晚上我在莫斯科与我的一位朋友讨论这种可能。他是苏联红军的一位将军。他告诉我，一场货真价实的政变是平常事。“我们能在十分钟内掌权，”他说，“但之后又如何呢？我们没有香肠，没有面包——什么都不能给人民。”莫斯科的军政府指望攫取权力能因戈尔巴乔夫低迷的支持率而获得赞同。但是人民有多痛恨他们的统治者，就有多痛恨政变领导人。政变当局只享有了瞬间的荣耀。权力刚刚到手，它便得直面愤怒的人民——他们对极权主义的罪行和社会主义的贫困早已满腔怒火。同时，政变领导人还得面对艰难的冬季，那一年收成糟糕，有可能出现群体性饥荒。他们不知所措，于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挫败了他们的企图。
政变尝试反而颇为讽刺地暴露出共产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已经声名狼藉。领导政变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不提马克思和列宁，也不提复兴中央计划体制和国有化。他们倒是大谈市场化改革，但他们并不诚实。任何替代修辞都会让他们比之前更加不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如下事实无关：命令体制比戈尔巴乔夫混乱的改革体制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产品。
在政变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戈尔巴乔夫发誓：“我会斗争直到彻底更新这个党。我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信仰者。” 他本不该再给苏联人民更大的侮辱，苏联人民重提他们的要求——让他辞职。传统金言说，俄罗斯人在文化上倾向于不抵抗、权威主义和嫉妒。亨德里克·史密斯（Hendrick Smith）靠推销这大说法而暴得大名。然而政变期间及之后人民的英雄行为道出了一个真相：俄罗斯人跟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渴望摆脱专横的统治获得自由。他们是悲剧性过往的受害者，但他们在奴役锁链下争取自由的渴望胜利了。一旦鲍里斯·叶利钦假称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管了政府，苏联便完全土崩瓦解。1991 年12月8日，在第74个年头上，苏联死亡。
自那时起，叶利钦政府又证明了另外一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并非摧毁经济创富潜能的唯一方法。在叶利钦的第一波改革中，价格飙升了20倍，而不是承诺的两倍。生产自上一年以来下跌了15%（1991年又比1990年下跌了13%）。1992年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合同仅达1991年水平的7%。而 1991年本来被认为是个“坏”年份，当年的合同量仅有1985年新合同量的2%。更糟的是，财政赤字却猛增到GDP的35%。整个经济景况看来是越来越糟。这并非因为叶利钦没有采纳西方学术界和世界银行官员们的建议。问题出在，当他们提及弹性价格而非私有制才是俄国经济所需时，他按他们的话照办了。
叶利钦的经济部长叶戈尔·盖达尔率领着俄国凯恩斯主义者们。与他们的许诺和信念恰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价格上涨与生产衰退同时发生。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公有制（public ownership），不消除这一制度，叶利钦的任何“改革”都不会起效。就他之前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府也把精力放在了“重建国家调控机制”。
“我们不能把重建国家调控机制与全面私有化联系起来，”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写道，“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就没法活到看见它实现的那天。”与此同时，每宣布推迟一项改革，都引起了公众的错乱反应；每一项表面上促进自由的法律，都只增加了罚款和贿赂的机会。
前共产党人急匆匆地寻找老旧的马列主义的替代品，他们找到了“Государсвенничество”或者“国家崇拜”（the “cult of the state”）。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它吹捧官僚主义的、等级制的和集权化的管理方式。一系列的组织建立起来，以支持这种意识形态，例如俄国民族联盟（the Russian National Union）、重建党（the Party of Regeneration）和公民联盟（the Civic Union）。
马克思主义最令人悲哀的遗产还是某些人的心态，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们都相信国家能救治经济疾患并带来社会正义。然而返回打上任何标签的集权管理并非出路——但也不是现状。苏联及其附庸国亟需的乃是彻底抛弃马克思的遗产。在美国也一样，马克思的理念影响了进步主义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在那个年代建立了中央银行和收入累进税制）、新政（the New Deal）和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一代改革者，并且传染到了主要大学中的文学系和社会学系中。
甚至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制度崩溃后，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有失去其学术上的威望。[12]“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州立加利福尼亚河畔大学的斯蒂夫·卡伦伯格（Steve Cullenberg）告诉美联社记者。他在1992年出席了在安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召开的 “马克思主义与新世界秩序：危机与可能”大会。大众媒体甚至每次提到马克思的荣耀时都要使用“进步的”和“反动的”这样的术语，体现了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不知不觉的接受。
在《给马克思的安魂曲》中，我们力图澄清被经济的、历史的和哲学的错误缠绕的主题。相应地，当中的文章可以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戴维·戈登（David Gordon）通过重新评价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的哲学基础，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是何其错误地被人理解的。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用奥地利学派对国家和经济的理解重铸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书中，马克思的个人履历也没有忽视，加里· 诺思（Gary North）搜集了大量证据证明，马克思在财务和其他方面的个人习惯远远悖离了社会主义理想。
戴维·奥斯特菲尔德（David Osterfeld）指出，马克思的大部分世界观都依赖于经验性命题和定义；而前者被证明是错的，后者则被证明是空洞的，且在分析中毫无用处。拉尔夫·莱科（Ralph Raico）认为，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有关阶级的教条倒是个有用的框架，但它却抄袭自18世纪法国更古老更健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最后，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论证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观、财产观、婚姻观等等，都植根于中世纪千禧年主义。
与马克思相反（Contra Marx），这些文章提供了一个经济体必需之物的另一种观点：私有制，被定义为自我所有权和对家庭资源的控制；自由价格，提供了核算盈亏和经济损益的手段；契约自由，支持了私人资源的自由交易；还有法治，建立了保护前面三项条件免于第三方干预的制度框架。除非这些都稳稳当当地建立起来，否则就不会有回转到经济繁荣之路的希望。
总而言之，这些文章用与平常的论述迥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马克思。我们深信，曾经生活在以马克思的名义建立的制度下的人们会分享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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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For more on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 see Alexander Solzhenitsyn, Mikhail Agursky, et al., From Under the Rubbl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Leftism: From de Sade and Marx to Hitler and Marcuse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74; 2nd edition, Regnery; 1990); Paul Hollander, The Many Faces of Soci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3); David Conway, A Farewell to Marx: An Outline and Appraisal of His Theorie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7).
[2] Paul Craig Roberts,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8, 1989.
[3] See Marlin Malia, “From Under the Rubble, What?”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January–April 1992; Peter Rutland, The Myth of the Plan (La Salle, TIL: Open Court, 1985).
[4] A striking example of Western infatuation with Soviet socialism is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6).
[5] Gary Becker, “The President’s Address,”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Newsletter, vol. 46, no. 1, February 1993.
[6] Austrian contributions to this debate include: Eugen von B?hm-Bawerk,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49; Philadelphia, Penn.: Orion Editions, 1984); Peter J. Boettke, “The Austrian Critique and the Demise of Socialism: The Soviet Case,” in Richard M. Ebeling, ed. Austrian Economics: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Hillsdale, Mich.: Hillsdale College Press, 1991); F. A. Hayek,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Trygve J.B. Hof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Society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1981); Hans-Hermann Hoppe, “De-Socialization in a United Germany,”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5, no. 2 (1991): 77–106 and A Theory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Boston, Mas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Israel M. Kirzner, “The 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 Lessons for Austrian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1988): 1–18; Don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Murray N. Rothbard, “The End of Socialism and the Calculation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5, no.2 (1991): 51–70, “Lange, Mises and Praxeology: The Retreat from Marxism,” Toward Liberty, vol. 2 (Menlo Park, Calif.: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1971), pp. 307–21, and “Ludwig von Mises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The Economics of Ludwig von Mises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1976), pp. 67–78; Ludwig von Mises, “Middle-of-the-Road Policy Leads to Socialism,” Two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Auburn, Ala.: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1), Socialism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Liberty Classics, 1981),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F. A. Hayek, ed., 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Clifton, N.J.: Kel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p. 87–130, and (Auburn, Ala.: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Marxian Socialism,”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Richard M. Ebeling, ed. (Boston, Mas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pp. 215–32.
[7] On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 model, see: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Sven Rydenfelt, A Pattern for Failure: Socialist Economies in Crisi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nvanovich, 1984); Nick Eberstadt, The Poverty of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8).
[8] Martin Malia, “From Under the Rubble, What?”,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January–ApriI1992, p. 96.
[9] Stolitsa No. 37, 1992, p. 4.
[10] Peter J. Boettk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iet Socialism: The Formative Years 1918–1928 (Boston: Kluwer, 1990).
[11] One historical account of such activity is Joseph Finder, Red Carpe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83).
[12] For a refutation of neo-Marxist attempts to save the system from itself, see David Gordon, Resurrecting Marx: The Analytical Marxists on Freedom, Exploitation, and Justi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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