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建筑与风水

徐瑞虎
地理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生活时时刻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并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合理内涵，通过对佛教建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地理风水在佛教寺院选址、布局方面的影响。
一、佛教寺庙的选址
几乎每一佛寺之寺志中都有关于该寺后倚之山的“风水式”的详尽描写，请看如下二例：
〈〈慈溪保国寺志〉〉卷一“形胜”条曰古灵山：“惟其发脉之祖，乃从四明大兰而下，至陆家埠过江百余里凸而为石柱山，为慈邑之祖  山，转南折东崔巍而特立者，贸山之顶也，顶之下复起三台，若隐若伏，越数百丈为寺基……又名八面山，堪舆家谓是山乃西来之结脉处。”
《虞山兴福寺》卷一“李杰重建空心亭记”条曰虞山：“为海隅之镇发脉，自北而西迤逦南迈，其首则邑治在焉：其中支最为深秀，以山形磅礴，环抱灵气所钟也，旧有寺曰破山，今称兴福。”
如果说这种有关龙脉的记载只表明地理风水对寺庙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则《普陀洛迦新志》卷八直接记述了佛寺对龙脉保护的重视：“后山系寺之来脉，堪舆家俱言不宜建盖，常住特买东房基地，与太古堂相易，今圈内宫生饲外，其余悉栽竹木，培荫道场，后人永不许违禁建造，其寺后岭路亦不得向前往来，踏损龙脉。…… 观者摈治”，“凡本寺前后左右山场，不但不可侵渔，且风水攸关，竹木务悠久培荫，开石取泥、俱所当慎。”
更为奇特的是《天台山方外志》与《明州阿育王山志》是关于山源的考察，几乎是对风水理论中的名言“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的注解和进一步论证：“山有来脉，水有来源，犹人身之有经络，树木之有根于世，水以地载，山以水分，考山犹当考水，知水之所中，后能知山之发脉也。故堪舆家之言风水云：‘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山岂为风水之止故?盖山之为气，风则散，水则止耳。”这里对山、水关系的表述也与风水理论相合，尤其是关于气非在山之位置最高处相聚的说法很有道理，此足可以解释为什么佛寺建筑很少立于山顶之上。
佛寺选址的总原则亦是“四灵兽”式模式，可用下面两句形容其特点：“环若列历，林泉青碧”、“宅幽而势阻，地廊而形藏”，观大部分佛寺环境莫不如此，这种追求固然与佛教的静修教义及佛教徒的生存需要有关，却也离不开风水潜移默化影响。
事实上，借助风水确定寺址的例子很多。如天台山之大智寺：“师拽杖如之，而溪山阔，一峰孤秀，赏其面势宽广，远山矗立，绝喧尘，离溃闹，卜之曰：吉。”又如宁波保国寺址的选择，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是受风水的影响，但观其形势，却不得不佩服其选址者的风水修养。过石牌坊之后沿山回转，跨仙桥，顿见象峰狮岩，而寺却仍若隐若现于云雾之中，当初格局至今依然。
佛教僧徒的居住处(庵)以及舍利塔的选址也很值得一提。
如普陀法华洞庵：“北京正音和尚来，欲卜居此山，……此后为正音之子孙世守焉。”《普陀洛述新志》卷五“梵刹门第五”。又如普陀吉祥庵：“明万历五年，明潭以内臣出家，卜筑居焉。”
关于舍利塔，如天重寺寄禅和尚：“维持天重，十有二年，向爱此山……每欲择地藏骨，以了夙愿，曾卜塔基于玲班岩上，……越二年，有沟山僧者云善观岛水，来游天重，寄公闻之，喜，请再择地寻穴，至青龙岗，指为吉地，寄公亦以为可。”《天童寺续志》卷下“辖丽考第十九”。此附近又有净心上人“卜地放羊山，营建堵被，为将来大寂灭场”。又如虞山致海寺大觉禅师“因卜葬海祥院之后，建塔，而是院遂开法接众”。《虞山藏海寺志》卷下“法统三”。
尽管佛教宣扬“净法界身，本无去来，大悲愿力，故现生死，去来不落于常情”，但佛教徒们却仍然为自己的寂灭之场大费心力，也说明了风水对佛教的强烈冲击与渗透。而且僧人善风水更不乏其人，可知佛教与风水的契合。
二、佛教寺庙的布局
地理风水对佛寺布局的影响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1)寺院的世俗部分：“安灶与俗家作灶同，监斋司不可朝内逆  供，须奉祖为吉，如逆供主有口舌，出入忤逆……”，由此可知安灶与世俗民居要求无异。
(2)神性部分：尽管佛教持其无上的神性往往不屑于风水，但事实上风水却顽固地干预其寺院布置。如下记载：“寺院又为护法山，或有竹木高墙尤为得宜，一切寺观庵皆以大殿为主，大殿要高，前后左右要低，如后殿高于大殿者，为之欺主……殿内法象以佛像为主，故佛像宜大，护法菩萨像宜小，若佛像小亦为欺主。”　（见《虞山藏海寺志》卷下“法统三”。）考察明代之后寺院布局的演变可见佛殿的地位日趋突出。虽无足够理由把这种演变的原因全部归于风水，但这种提倡佛殿为主，要体量高大的做法，至少有推进这种演变的作用。另外风水还对寺院的开门之法有所规定：“亦依《八宅周书》例，然佛门坎艮震巽离坤兑七山可开正门，惟乾山一局，辰、巽、巳三向不可开正门，或从青龙首出入，或从白虎首开门，谓之福德门，最吉”（见目讲僧《地理直指原真》下卷“天井放水，作灶要诀”。
关于门向
浙江普陀法雨寺，“旧入寺者，路从西，地家谓生气东旺，故改于东首，建高阁三间，供天后像，凭栏一望，海天万里……”(见《普陀洛迦新志》卷五“梵刹门第五”，黄应雄撰“重建普陀前后两寺记”。)这种改动在客观效果上大大增强了寺庙出入的序列感，越桥过溪后，步层层石级，曲曲折折进入高阁，转而再入寺，如此丰富的外部入口空间将寺与自然的山、海融为一体。
浙扛天台山国清寺，与普陀法雨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将寺门偏向东南，不过这里的作法是因为祥云峰较高，故而将门侧偏。不管说法如何，这种改变门向的作法确实能够使建筑群体与自然相融。
关于“门向”的规定，还常常与当地的风水观念相合：
风水观念中，为了保证“气”的通畅，“门向”与“气口”关系密，即门向总是要朝向“气口”。所谓“气口”即是指寺院前方群山开口处或低凹处。风水认为此处为一寺院生机之所在。为了迎生就旺，最方便而最常用的方法便是通过门向的偏转使门与这一开口处相对。如安徽九华山古拜经台寺，背倚天台峰，左鹰峰，右金龟峰，前对现青峰，四面环山，只在观音峰与金龟峰之间有一狭窄的谷口，因地势所制，该寺平面狭长并且朝向无法正对此谷口，这时便依照“风水”作法将寺门偏斜朝向这一谷口（气口）。又如九华山后山六庙的大雄宝殿入口，亦作偏转，以正对远处的低凹山峦(即气口)。这种扭转门向的作法，无疑为众山所围的僧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赏景的立足点，并从这种开阔中得到无穷的启示，也使建筑、自然、人协调起来。
关于建置
浙江天重寺：“太白一峰高压千岭，雄尊突秀，为一郡之望，绍兴初，宏智师正觉欲撤其寺而新之，谋于众。有蜀僧，以阴阳家言自献曰：此守所以未大显者，山川宏大而栋手本称，师能为层楼杰阁从发越淑灵之气，则此山之名，且将震耀于时矣。觉突然之，乃招旧址，谋并作内外鼎新……极崇侈，门为高阁，延袤两庑，铸千佛列其上，前为二天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对于这天池与七塔，有文进一步描述：“路径如斗形，双池并突，中筑七塔以象斗”、“形家云：两池象斗，七塔乃七七星之象”、“七塔，四白三赤，白以后水，赤以厌火。”(见《天童寺志》卷二“建置考”、卷七“塔象考”。)原来这七塔还有厌胜的作用，至今七塔尚存。另外我们考察天童寺还有一奇怪发现，该寺无鼓楼，同样归之于风水影响：“禅堂在迥光阁东，凡七间，两偏各一间，高广溢于西制，中设初像，钟楼在佛殿东廊外，高与天殿等对峙，欲建鼓楼，已在材鸠工矣，以形家言中止。”(见《天童寺志》卷二“建置考”。)至于什么形家作如此言，目前尚无发现进一步记载。伫立该寺院当中，也无能发现这不能建鼓楼的原因。却在离天童寺不远的阿育王寺发现同样的不建鼓楼的形制，抑或出自同一形象家之言。
安徽九华山万年禅寺基址偏右处突出一浑圆岩石，当地人称为“龙头石”，形象谓之地脉的源头，故予以保留。并将神圣的佛龛建于石上，随之殿堂内部以此石为中轴线，为保证室内空间的对称，在左边以板壁隔出一间为客堂。考察该寺可看出其室内外矛盾之处：外部对称，门位于建筑主门中央，而从内部看，门又偏于大殿一角，风水与伦理等级观念各行其是。
一些寺庙还受风水“水口”观念影响，同样设置类似于村落水口的“水口寺”、“水口庵”等，对水口处地形要求亦与乡村的要求类似，同样要有两山把守、碧流环抱等等。
关于建造时间
佛寺不仅在布局、选址上倾听风水指导，就连营建的时间也常经风水术士推算。
浙江普陀前后两寺：“卜秋九月十有九日是吉。”
浙江莫干山天池寺：“明抱玲禅师创修天池寺，某月日时大殿上梁，日者言不利于师，当避，其夕返宿净名庵中，夜分兴起篮舆上天池，以为时已过矣，甫至山中，闻工师高唱，正下梁时也，果以是日疾，仍还庵中，数若先定。”(见《莫干山志》卷五“寺庙”。)
“风水”对僧俗两界的影响是强有力的，它掺透进传统建筑的各个方面，就连不食人间烟火的佛教圣地，也免不了受风水的熏陶。风水促进了建筑、人与自然的融合，风水赋予建筑以象征，风水更让人生出无限的希望。
于赵州天一工作室
二○○四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