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给农民发声的渠道(中国青年报 2009-11-11)

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作家，他和妻子决定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近10年里，他们的调查为他们获得了声誉，也带来了烦恼。最近，他们的新书出版，但调查和创作却陷入了困境中，并开始考虑转行

陈桂棣         陈桂棣与妻子吴春桃
隔了5年多，陈桂棣和妻子吴春桃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书店里。不久前，他们创作的《小岗村的故事》，被许多书店摆在了醒目的推荐位置，并在书店海报和各种广告里，作为“建国60周年、农村改革30周年献礼作品”，广为宣传。
在此之前，人们通常只能在盗版书摊上瞥见这两个名字。
作为一名作家，陈桂棣的命运，与他的3部作品紧密相连。1996年，他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他还以作家身份，参加了国务院治理淮河水污染的执法会议。2004年，这个安徽人的一部作品却“几乎把安徽省上上下下的官员得罪了个遍”，不得不搬离自己的家乡。
而这部作品，原本却是为了“踩着主旋律”而写的。那是2000年，中央在安徽试验农村税费改革。身为合肥市作家协会主席的陈桂棣与当地宣传部“关系不错”，他想调查一下，税费改革能不能让农民日子过好些。
这一年入春前后，妻子吴春桃早产，送进医院，一度十分危险。儿子出生后，春桃对丈夫说：“幸亏我们不再是农民，否则这一关怕是过不去。”年初，他们的邻居，一个农妇，因为难产而又交不起3000块钱的手术费，带着孩子一起“走了”。
孩子刚7个月大时，陈桂棣和妻子就离开家门，去做调查。当时，他们发了一个愿：要拿出10年的时间研究中国农民。
早在考察淮河流域时，陈桂棣手头就积攒了大量素材。但农村太大，农民太多，这一块“大骨头”，即使是这个住在安徽蚌埠农村的作家，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下牙啃”。
税费改革让他找到了方向。他想，既然改革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那么就该深入了解一下，改革前农民的负担到底是什么。
他和妻子并没有想到，他们一下子扎进漩涡里头。在家乡的采访进行了没多久，亲眼所见的农民遭遇就让这对儿作家夫妇简直“有点傻掉了”。陈桂棣决定独立调查。本来，这个安徽土生土长的国家一级作家，可以为“推广家乡形象”，拿到一笔创作经费。
4年后，调查结果出版了，尽管“不知道修改了几遍”，还“砍掉”不少字。这本违背了初衷的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者的命运。当许多人称他们夫妇为“农民代言人”时，陈家的院子里也开始“飞进不知从哪里扔来的砖块”。不得已，一家人迁到了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
离开安徽，陈桂棣和妻子也离开了纷争不断的舆论中心，直到这本封面一片艳红的《小岗村的故事》出版。不久前，夫妻俩被邀请参加在德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这本书受到不少追逐，很“风光”。
而在作者陈桂棣眼里，这本书和上一本一样，“也背离了初衷”。一开始，他们只是意识到“改革开放30年到了”，该去那个“改革开放中最亮最亮的点”看一看。这个喜欢称自己为“党的作家”的67岁男人，希望在那里找到些“很有代表性”的东西。
结果，一到小岗村，得知他到来的村民围上来，问他“想不想知道小岗村为什么那么多年没有富起来”。
陈桂棣的名字依然响亮，农民依然把他当作“代言人”，但他却不想接受这个头衔。他认为，30年前，就是因为农民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才有了大包干，才有了写进宪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如今，“发声的渠道越来越窄”。
在小岗村采访进行到第15天，陈桂棣和妻子遇到了小岗村的村领导。对方问：“你是干什么的？”得到“我们来采访”的回答后，对方回答：“小岗村是随便能采访的地方吗？你没有介绍信就私自采访？”
陈桂棣说：“我就是合肥市作协主席，公章就在我家里，你要多少？”
结束对村民的采访后，陈桂棣找到这位领导，想让对方谈谈小岗村。但对方还是那句话：“我没办法接待你。”两人只好离开了小岗村。
陈桂棣坚信自己做了足够扎实的外围采访，“东西是权威的”。不过，和上一本书历时数年的调研相比，这一回，他们只在小岗村待了半个多月。
这本书获得了不低的待遇，甚至有点超出陈桂棣夫妇的预料。第一次在书店里看到自己作品的宣传和摆放位置时，妻子悄悄问丈夫：“不会是弄错了吧？”
而这份关于小岗村的文本，也让不少人直呼“没想到”。一家杂志社的总编辑去过小岗村，也见过太多关于小岗村的著作。他觉得，从30年前带头大包干开始，小岗村从未从人们的视线中退出，学者、记者、作家去了一拨又一拨，这个村庄的故事“好像没有什么悬念”。然而，他还是“一眼看出了超乎预料的地方”。
除了“躺在功劳簿上”、“可能的宗派斗争”、“地方太偏僻”等30年来被反复提及的原因，这位总编辑从书里读出了他未曾见过的小岗村，在那里，“每进一步，阻力就更大一些”。
有很多老朋友觉得，新书“缺少当年的气势”，对问题的剖析没有了，全让读者自己思考。陈桂棣解释，这正是夫妇二人“研究、总结”后得出的最好办法——只讲故事。
前些日子，去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的时候，陈桂棣看见评奖活动启动词上写着这样的句子：凡是“讴歌主旋律”和“披露评析社会阴暗面”的报告文学作品，均在评选之列。
他表示不喜欢这个说法。从1993年开始，他和妻子就要求自己的所有文字都有根有据，文学的夸张不可以，文学的比喻不允许，顶多借用“文学家的语言”。他觉得，真正的报告文学，没有歌颂也没有揭露，“因为两者是同现实紧紧交织在一起的”，报告文学的责任也并非歌颂或揭露，而是记录。
2003年，一份官方文学杂志曾在编者按里，把他当成“似乎已经面临穷途末路大厦将倾的报告文学”的几根“大柱”之一。不过，被当作“大柱”的陈桂棣，丝毫没觉得兴奋。如今，甚至连这根“大柱”本身，也萌生了退意。
新书出版后，陈桂棣夫妇在北京待了几天，就要回江西。陈桂棣惦记的是他的农民。这几年，他新的关注点是农民工，并为此跑了不少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去参加作协笔会，他也要背上一大书包的材料，怕材料不慎遗失，连散步的时候都带着。
而妻子则担心，“儿子五年级了，学习上不太自觉”。说这话的时候，精干的湖南女人吴春桃愁眉不展。她几乎没有时间陪儿子，只有儿子生病时，当妈的才赶回家照顾几天。小孩快三岁时，还不大乐意喊“爸爸”和“妈妈”。
陈桂棣知道，矮小的妻子付出很多。几年来，夫妻二人一同行走农村，所有的开支全都是自费，实在没钱了，只好靠妻子给《家庭》、《知音》等杂志写点稿，赚赚稿费。
在安徽调查农民状况时，陈桂棣曾到北京四处寻觅三农问题专家，刚有点儿眉目，身上的钱就花光了，正在发愁，恰好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颁给他一个奖，他领了1万元奖金，调查才得以继续下去。
“太困难了。”这个一贯坚强的男人开始学会在一声叹息后，沉默半晌。这时候，离他决定“拿出10年的时间研究中国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9年多。再过3年就满70岁的陈桂棣觉得累了。
他已经开始考虑另寻出路。“其实，好的小说深刻程度未必不如报告文学，但没有社会风险。”他决定，如果农民工题材的书“最后不行”，就改行。
陈桂棣觉得放不下十几年来对农民问题的积累，希望自己到时候“最好能在报纸上开个专栏，写写评论”。而妻子吴春桃，或许会去写小说。
他们夫妇把所有采访对象的电话都一个个记下来，农民有什么事，也经常来找他们帮忙，“都是些麻烦事儿”。
积攒了9年，他们多了很多朋友，本子上也多了数不清的电话号码，“农民”两个字，陈桂棣怕是甩不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