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魏晋指“圆舍”唐宋成“贫穷”代名词 - Qzone日志

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局蹐蜗庐迮，萧条鹤发新。途穷贫入梦，身老病欺人。”资料图片
“蜗居”一词最早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但后来渐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词，这种变化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国魏晋时期。
晚清学者徐时栋曾对“蜗居”一词颇感兴趣，但因不解其意而问及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为蜗居？”友人对此“皆不能答”。后徐时栋在对蜗牛做过一番考察后，恍然大悟。其曰：“盖凡壳虫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虫身长大，则壳与之俱长。惟蜗牛，始生时在壳中。及稍长，即脱壳而去，壳不与其身俱长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
徐氏对上述解释颇感得意，而对五代后唐时人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的解释则不以为然。《中华古今注》曾称：“野人为圆舍，状如蜗牛，故曰蜗舍。”即从建筑形状的角度，以“蜗牛”一词比喻“圆舍”。然而在徐氏看来，“蜗居”是用以形容“屋小”而非“屋圆”，进而反驳道：“物之圆者，何独蜗牛？且蜗牛亦何尝圆也？”(见《烟屿楼笔记》)
据目前所见及，最早以“蜗”字形容居住环境的是《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该书记载，汉末隐士焦先露首赤足，结草为裳，“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经裴松之的考证，此处“瓜”字当为“蜗”字解，且裴氏对此补充解释道：“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同圆)舍，形如蜗牛庐。”可见，至迟在《三国志》成书之晋朝，已有“蜗牛庐”一称，且据裴松之所注，蜗牛庐确系为“圆舍”。
另据西晋崔豹《古今注·鱼虫》中的解释，“蜗牛，陵螺也。野人结圆舍如其缪，故曰蜗舍”。从此点来看，《中华古今注》中以“蜗舍”比喻“圆舍”实与魏晋以来的解释一脉相承。当然，上述所提“圆舍”不敢说其必不简陋，但起先“蜗居”一词主要用来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已属显然。那么，三国魏晋之际，本以形容“圆舍”的“蜗居”，何时逐渐变成后世专指“屋宇窄小”的代名词呢？
据大量材料显示，唐宋之际，蜗牛庐(或蜗庐)、蜗舍等称不绝于史，且对早先魏晋“蜗牛庐”的故事多加提起，但“蜗”字具体语义已由原先“圆形”而向“窄小”发生转变，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如唐初骆宾王有诗言：“鹑服长悲碎，蜗庐未卜安。富钩徒有想，贫铗为谁弹。”而白居易更是言及：“庭小同蜗舍，门闲称雀罗。火将灯共尽，风与雪相和。”
在宋代一些失意贫居的文人诗词中，常可感受其“蜗庐”生活的苦寒。如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局蹐蜗庐迮，萧条鹤发新。途穷贫入梦，身老病欺人。”宋人黄庭坚亦有“孤材小蜗舍，乞火乾履袜”留于后世。当然，唐宋之际，“贫穷”者并未落魄到动辄遭人不耻的地步，故而宋代与“蜗居”相关的故事，时常也散发着“穷且守道”“贫益志坚”的逸致豪情。如唐人李商隐即吟唱道“自喜蜗牛舍，兼容燕子巢。绿筠遗粉箨，红药绽香苞。”宋人在编纂《册府元龟》时，颇为陶醉于后周萧太圜田园式的“蜗居”生活，即“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荫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翱禽于百仞，俯泳鳞于千浔”。
明清之际，蜗舍、蜗庐、蜗居等词已完全脱离原初“圆舍”之意，而大多是借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简陋。有意思的是，明清大量反映当时市井生活以及颇能折现时人心境的小说中，即常将“蜗”字与“窄”“陋”“小”等字连用。明末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2中说及：“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此处既非“王侯宅”又非“百姓家”的“蜗居”，实际上是个“上比不足而下比有余”的小康之户。
“蜗居”窄小不能容纳多人，自然成为时人不能或不愿留人住宿的绝好理由。清代小说《棚闲话》中写及一位老人拒绝请求留宿者，即以“屋宇蜗小，不敢相留，须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为辞。《儒林外史》11回中也提及杨执中不欲挽留三先生、四先生住宿，便言“奈乡下蜗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聊斋志异》卷4中写一书生见到“笑弯秋月而羞晕朝霞”的公孙九娘时，不无偏见地赞道：“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在这里，“蜗庐”几成“贫贱”的代名词而颇具贬义色彩。
明清之际，因“蜗居”一词的频繁使用，甚至致其原初的词性亦时有变化，如《兰花梦》第22回提及银屏准备到宝林的闺房“细看看”时，宝林便说道：“没有看头，蜗居得很！”此处“蜗居”二字已由原来的名词转变成形容词。
明清小说之中的蜗陋等词，有时固属剧中主角谦虚自抑之语，但作为剧外主角的作者频频使用这些词语，亦能间接折现出时人因居所窘迫而产生的局促之感。当然，明清文人时以“蜗居”自谦居所简陋，有时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风亮节。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曾作“蜗庐抱奇景，高视羲皇前”一诗，益见其豪迈乐观之胸襟；清人梁章钜所吟“不辞蜗室陋，讵烦鹊枝绕”及方浚师对“静爇炉烟，蜗居频扫；归谋斗酒；蚁酿新藏”生活的讴歌，则反映出二人皆不以贫为苦的闲情逸致。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只为一己之身而考虑的隐士般的“蜗居”生活，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不符，故而曾引起清人吴子光的激烈反对，其称：“士君子志存利济，已无力置万间广厦庇寒士以欢颜，乃仅为一身一家之谋，即水榭风亭比之玉山佳处，亦不过自了汉耳，而况草草蜗牛庐欤？”(《台湾纪事》卷2)
民国之际，“蜗牛庐”一语仍时常见于词林语汇之中。鲁迅在1930年在一次学校演讲中批评当时政治环境不利于“象牙塔文艺”的发展时讽刺道：“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其后来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释道：“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合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在鲁迅的眼里，魏晋时期“蜗牛庐”已完全变成当时“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之类的设施，最终使其原初“圆舍”之义完全淹没不彰。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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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高官也蜗居：苏辙从蜗居到房奴的窘状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他从上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5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
其实在古代，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的经历。宋代散文家苏辙56岁时，还没有置办上一套称心的住宅，面对自己捉襟见肘的住房，他曾感叹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
古代高官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苏辙只是其中的一例。这些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成功人士，因为居官清廉、工作调动频繁、任职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挤等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问题困扰。
大唐宰相也买“郊区房”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但是如果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那就意味着得搬出单身宿舍了。像柳宗元这样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的，当然再方便不过，若在京师并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打算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购套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在陋室将就了。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璟、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和卢怀慎同时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姚崇把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了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然而《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提到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一样选择了郊区房，他的买房经历跟现代都市打工族颇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经为住房发过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的孩子们劝他在有钱的时候置办一套房子，刘福大怒说，我拿国家的俸禄丰厚，足够租房子了。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宋史》卷二八七)，杨砺租住的房子外小巷狭窄，连马车都进不去。
朝廷还规定，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不洗脚就登床，躺了良久。吴夫人望见，立即命送还。
宋代官员住房紧张，也有的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事实类苑》记，北宋名臣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见他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把他迁到雷州，最终令他郁愤而卒。
还有一些高官们买不起房，则跟当时房价居高不下有很大的关系。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北宋末年，有位御史中丞翁彦国。御史中丞主管监察，兼管检察，就是过去的监察部部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位翁部长或者翁检察长说过一句话：“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看来不光是房子贵，地皮也贵，贵到有钱都买不到。
正因为房价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有个大学士叫陶毂（gǔ），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事情，在现代人的蜗居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苏辙：从蜗居到房奴
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官员们住房的窘状。
苏东坡一辈子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而他弟弟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
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来京城做官，已经31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单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在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
苏辙下放南京时，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买房，“以为终老之计”，苏辙见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苏辙已经56岁。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