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幼子胡思杜

[原创]胡适幼子胡思杜的人生悲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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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已被中共的军队包围，国民党用飞机空运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第一批。但是他的儿子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对他说很有名的一段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固执己见，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飞机离开。后来，胡适在美国各地讲学，一九五八年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享年七十二岁。
胡适有三子。长子祖望，出生在1919年3月16日，距胡适母丧仅四个月，取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次女素斐，出生于1920年8月16日，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夭；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师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胡思杜的堂兄胡恒立回忆他少年时，说他脸圆圆的，异常的活泼搞怪，常常妙语如珠，是大家的开心果。
但是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南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距罗尔纲说是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被学校驱逐。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所以胡思杜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替他介绍工作，都被胡适以不可胜任为理由而拒绝。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枪救运动”，用飞机空动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上幼子一面。
1949年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思杜急切的想要融入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引起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面学人的关注。胡适认为思杜是逼不得已的，“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适这么认为有他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的是争取和批判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批胡适对国民党“小批评大帮忙”，另一方面又频频向他挥动橄榄枝。在胡适南飞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广播台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长，不仅如此，还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诫胡适。胡适的反应是“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我吗？’”结果胡适还是南飞了，政策也就由拉拢侧向于批判。1949年，香港左报纸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文中说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
以上是批评，下面则是劝喻，“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对于此文胡适公开表示了鄙夷，他声称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1950年1月9日发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作为回应，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明确表示不可能在一条路上相见了。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当局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于是胡思杜的那篇文章被公开发表，（本来它只是一份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写过的思想报告）其中有些文字是很伤人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一九三零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卑微不足道的。”
胡适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当年10月，他写了《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这又是一篇反X文章，促使大陆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
这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搁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当进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志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胡适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他在1957年6月4日立遗嘱，把妻子列为第一财产继承人，两个儿子立为第二继承人，一直未改。1962年，胡适心脏病发瘁死台湾。不知这对父子泉下相逢，是怎么一番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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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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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留下走上不归路
由“我的朋友胡适之”到胡思杜自杀----也谈中国的思想改造
作者：米藜
1949年5月11日，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受命在《人民日报》发表《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文中说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团……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对于此文胡适公开表示了鄙夷，他声称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1956年，胡适的另一位老友陈源受周鲠生委托，致函胡适，劝他回大陆。陈源信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作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是啊，陈垣、江泽涵、陈源们的思想被当权者改造、控制，已经没有了“自我”，成了当权者地地道道的思想奴役工具，难怪胡适要对他们不屑。
1950年，胡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胡思杜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在《大公报》等报刊刊载。文章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就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致函《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傅斯年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胡适知道后更加坚定地表示：“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二.为何留下
胡适读书会第十二期读书报告：胡适的幼子胡思杜
因思杜在沪后期耽于游乐，且沾染上“撒谎、混批评、钱随便乱花、口不应声”等习气，甚至“半年常不读书”（41年4日24日，江冬秀信），促使胡适下决心将思杜接到美国。
罗荣渠,北大史学系学生, 48年的日记曾记下连续的两次社团活动,3月16日,哲学会请冯友兰讲“旅美观感”,3月17日,创建等社团请捷克籍社会学教授George（乔治）讲“战时和战后的俄国青年和俄国人民”,其中乔治讲演的要点是：
“一、苏联军纪极坏,酗酒、奸淫,其原因在于政府的极权统治。
二、苏联人民日夜恐惧,朝不保夕,秘密警察遍布全国,人民绝无自由。因此,苏德战争初起时苏军有很多人投降德国,欲藉Hitler之力以推翻斯大林。后德军残杀太甚,人民反回来又拥护政府。
三、苏联经济完全由国家控制,人民从事生产而自己无所获得,穷困异常,政府计划只赶造军火而不生产日用品。
四、George本人及捷克爱国青年曾受苏联监禁与刑罚,遭毒手者不少。
五、苏联国内有反政府阴谋出现（今已平定），现斯大林已衰老,大权由Malinkov等人把持。”
到48年11月底，仅胡适长校的北大一个学校,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就发展到了七百余人，约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在渴望剧烈变革的时代,胡思杜这样背景的人,可能很难摆脱环境的影响,看清前面的道路是否险恶。胡适早就告诫过思杜,“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到内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实况。你二十年不曾离开家庭,是你最不幸的一点”（40年3月21日）,与兄长胡祖望比，思杜生活舒适,经历简单,加上读书、观察不够深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难免被“新”的思潮所吸引,作出错误的判断。
三.历史佐证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  对胡适的批判，我们在《胡适日记》第八卷（1950—1960年）里能找到不少记录。　　　　1950年9月23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Chinese ex-envoy denounced by son（《中国前公使受到儿子的谴责》）。引语是“胡适之子接受共产党教育，胡适成为攻击目标——指控其受美国影响”。　　　　1950年9月24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The case of DR. Hu Shih（《胡适案》），剪报提到，胡适博士获悉其子“因受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化反戈一击”，谴责他是“反动派的忠实官吏及人民的公敌”消息后，作出下述简明但是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过去我们注意到，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但现在还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沉默的自由”。他说，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人们必须作效忠与信仰的声明。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没有“沉默的自由”导致目前令人作呕的滑稽事件的发生。我们所有的人对此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不是为胡适博士，而是为被迫作出这种虚假荒唐声明的年轻人。……胡适博士时常睿智尖刻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错误，然而，面临国民党政府与共产主义（从知识上和道德上奴役人）两种选择时，他显然选择了前者……　　另附一则英文剪报：Father not disturbed（《父亲巍然不动》）。　　　　1950年9月26日　　附录《华侨日报》9月25日的文章，文章提到“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　　　　1950年9月28日　　胡适收到两位朋友转给他的胡思杜批判他的全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分别刊于《大公报》和《工商报》）。　　　　1950年10月4日　　附录一则剪报：Danger zones，No freedom of silence（《危险地带——没有沉默的自由》）。　　　　1950年11月11日　　“……（侄儿）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　　　　1951年2月24日　　江冬秀收到亲戚的一封信，署名“弟友生”。“但此信明明是受他人逼迫，抄了别人所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胡适）　　　　1951年11月26日　　附录《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京津高校六千人改造思想》：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二日电］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一个月来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领导下，已经有了初步的成绩。参加学习的教师已从三千多人增加到六千一百八十八人。部分学校的职员也参加了学习……北京、天津高等学校的学生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表示极大的关怀和兴奋。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向教师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帮助教师反省和批判……　　　　1951年12月7日　　附录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一则报道——《北大南大教授分别座谈控诉胡适，检讨张伯苓》。　　　　1951年12月10日　　附录《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剪报出自储安平主编的《新观察》杂志。　　　　1951年12月17日　　附录《控诉胡适批评自己——北大教师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2年1月3日　　附录1951年12月22日刊于《大公报》的《从我自己看胡适》（顾颉刚）。在该文中，经过改造“认识了改良主义无益有害”的顾颉刚指出，“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布的毒素，才尽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如何的光荣，能受毛主席的领导，走上正确的思想道路。”　　　　1952年1月9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Hu Shih——Red’s New Target（《共产党的新目标——胡适》），其中写道，“胡博士的书在全国被禁。与此同时，各地方所有出售共产主义的书籍杂志的书店都停止销售胡适的著作……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的话来说，反胡运动是“性格暗杀”。他指出，敌人痛恨胡是因为他是正统的中国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代表，而这两者与共产主义理论恰好是对立面。”　　　　1952年1月20日　　附录一则剪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污蔑“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储安平的《观察》变成了《新观察》，但是储安平却是旧人一个，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评“党天下”。王芸生的这种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虽然《大公报》没有改为《进步日报》，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而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此外，1952年1月8日胡适的日记里有一则剪报，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George E. Sokolsky，对胡适最近被批判进行了回顾。他写道，“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他用人民的口头语言（而非古汉语）创作诗歌。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风靡中国。他编辑出版的大量小说，在中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他早年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影响，并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带回中国。无论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看法如何，胡博士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是成为一个勇于身体力行的人，对他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胡思杜对胡适的批判时，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读到这篇令人伤感的文章（指胡思杜批判一文），不禁想起约翰•J•斯维夫特上尉结束在匈牙利的监狱生涯后对记者说的话，他说‘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两句话应该从英语语言中删除。”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都纷纷著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郭是五十年代大陆批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文革”，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终于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同样，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应该说，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蒋介石将胡适的思想视为其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