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详论自救和救世

救世主的心态
辛若水
（一）被拯救的渴望
愈是苦难深重的民族，愈是有被拯救的渴望。世界上苦难最为深重的民族，应该是犹太人了吧。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上，犹太人只能到处流浪。他们国破家亡，妻离子散，到处被奴役，但依然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背后实在根基于被拯救的渴望。正是这个民族，创造了《圣经》，而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文明，亦成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犹太人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绝望过，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为罪恶，上帝惩罚了他们，让他们浪迹天涯，四海飘泊；但是，他们知道上帝一定会拯救他们的，预言的弥赛亚一定会降临人间。所谓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也即是耶稣基督。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犹太人并不以为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传教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最终被门徒出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不免疑惑，如果耶稣基督真是弥赛亚，真是救世主，可他为什么连自己都不能够拯救呢？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拯救，那又怎么拯救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呢？耶稣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也便成了永恒受难的象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也知道，上帝背弃了自己。耶稣基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是神之子；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背弃他呢？神之子的荣耀，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有什么荣耀可言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兵丁们戏弄他，你不是自称犹太人的王吗？于是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救世主应该是神圣的吧，可为什么神圣的救世主会遇到这样的嘲弄，甚至践踏呢？不过，正是基督受难的形象，印证了马克思所谓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救世主在拯救世界之前，已经被杀死了；那他又怎么拯救世界呢？如此以来受苦受难的人们，只能让他复活。很明显，所谓的复活不过一个把戏而已。这样的把戏谁不会玩呢？但是，要把把戏变成神圣，那必须有深厚的根基。被压迫生灵的真诚会把把戏变成神圣。耶稣基督为什么受难？他是为拯救世界受难的。他虽然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死后三天却复活了。死人复活的事，这世界上是没有的；既然有了，那就是奇迹。是谁能够创造奇迹呢？只有神，只有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复活的奇迹呢？就是为了拯救世界。但是，上帝拯救世界，不是通过自己，而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实在的，上帝所有的是雷霆般的烈怒；他总是在惩罚人类，并没有救世主的心态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被压迫生灵以希望。被压迫的生灵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受苦受难，但到另一个世界里，却享受幸福、快乐与荣光。耶稣基督给了这种许诺，而这种许诺也给被压迫生灵以希望。其实，人就是活在希望中的；受苦受难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永远不再受苦受难。但是，苦难有终结吗？人们即便达到了理想的彼岸世界，就没有苦难了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啊，人类的苦难是没有终结的。既然人类的苦难没有终结，那被拯救的渴望也是永远存在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又有没有救世主呢？其实，《国际歌》中唱的很对，“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争取人类的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救世主自然是没有的，如果定要说有，那也只是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我的神。其实，做神，做救世主，都不怎么好的，因为太自大了；可若总觉得自己受苦受难，需要别人拯救，那也太卑微了。生命，许多时候，不仅卑微，而且脆弱。卑微而脆弱的生命，在苦难中，当然渴望着被拯救了。然而，谁能拯救他们呢？是救世主，还是他们自己？其实，救世主拯救世界也并不是事必躬亲的，他要激发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要每一个人相信自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渴望被拯救的过程，也是自己拯救自己的过程。我们并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救世主的；没有救世主，那我们就不必被拯救了；而我们所以不必被拯救，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没有苦难的世界上。没有苦难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希冀；在这个美好的希冀里，再也不会有被拯救的渴望。
（二）救世的传统
其实，救世的传统与被拯救的渴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处于苦难中的人们渴望被拯救，而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则想着拯民于水火。可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为了拯救人们苦难的，即便是骗人，也要有救苦救难的许诺。上一节主要讲的基督教，和我们的距离毕竟远了些。在我们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宗教自然是佛教。佛教看人生，大抵极苦，而人生也确实有诸多的苦楚；所以佛教便要救苦救难，引导人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也有只顾自己修行的小乘佛教，但作为主流的大乘佛教，还是要济世救人，如同人们常听说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确实是极高的境界。至于“砍柴担水，皆为妙道”的禅宗，那也只是闲谈默论时有用，真正让人景仰的还是济世度人的大乘佛教。虽然佛教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讲救世的传统，我还是想以儒家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或者正宗，而佛教文化则由天竺传入。再则，佛教虽然也讲济世度人，但毕竟是出世的宗教，佛家之人大都是方外之人；如果世间人尽为佛教弟子，那就不能生养子息，恐怕人类就会灭亡了。而儒家呢，则是积极入世的，它就是追求现世的事功，以天下为己任，拯民于水火。也就是说，它所看重的不是彼岸世界，不是西方极乐天堂，而是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人们所有的价值都在现实世界中，至于彼岸世界，一直是被悬空的。“子不语怪、
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这都是非常实用的实践理性精神。在儒家，是只有一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就是现实世界；而在佛家，就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受苦受难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很显然，中国的佛家，对彼岸世界，也不怎么看重的，即便讲彼岸世界吧，也此岸世界化了。中国佛家的彼岸世界也是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至于阴森森而又极为恐怖的地狱，那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儒家的救世传统吧。儒家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讲“穷则独善其身”，那和道家又联系上了，因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儒道互补；我们看一下“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怎样才能“兼济天下”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这个天下是谁的天下。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文革时代常讲的：“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其实，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是走过了很长的路程的。我们知识，在古代，所谓的天下，自然是天子的天下，《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天下不是天子的天下，又是谁的天下呢？这个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鲁迅小说《药》中革命烈士夏瑜开导牢头，希望他起来造反，便问：“这大清的天下，是谁的天下啊？”牢头当然要嘲笑他了。这还用问吗，大清的天下，当然是皇帝的天下了。其实，不只牢头这么想，就是大部分群众，也都这么认为。既然天下是皇帝的天下，那要想“兼济天下，”定要通过皇帝了。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做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好梦。只有通过贤明的君主，才能够济世救民；可若遇上昏庸的君主呢，没法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唱着山歌独善其身去了。然而，不管怎样讲，儒家救世的传统总是积极的。较之“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杨朱派，不知要高尚多少倍了。可以说，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秉承了儒家积极救世的传统。我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都闪耀着儒家，关心民瘼，积极入世的精神。并且这种济世救民的传统，也在逐步地突破皇权的限制。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想便批判了皇权，也即是说天下不是天子一人的天下，而是万民的天下；这也就接近了文革时代所讲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实际上，救世的传统发展到最后，也必然要推翻皇权的。因为许多时候，正是皇权陷天下于洪水猛兽。为救世救民，推翻皇权，自然理所当然。有人说了，历史上不也有明君吗？明君也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的。但是，把万民的得救，寄希望于君主的贤明，那希望不是太渺茫了吗？如果每个人都行动起来，那就能够全国山河一片红了。
（三）菩萨心肠的背后
救世的心态可以称之为菩萨心肠。菩萨心肠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问题是在菩萨心肠背后，还有别的什么吗？那自然是有的，也就是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我觉得，应该把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与个体价值的实现区别开来。不可否认，在个体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个体的欲望。但是在个体价值的框架内，个体欲望是受到抑制的，它不会无限地膨胀。也可以这样说，个体价值的实现，与个体欲望的膨胀，根本就是两回事。问题是，为什么在菩萨心肠的背后，依然有着个体欲望的膨胀呢？我们知道，能消解个体欲望的，只有无私。具有菩萨心肠，又心地无私，才不会有个体欲望的膨胀。我们虽然讲心地无私天地宽，但这无私，真的做得到吗？可以说，无私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我们只能心向往之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这是无法避免的；妄图完全消灭私欲，几乎是不可能的。谁没有七情六欲呢？关键是如何对待它。如果只想着满足自己的私欲，那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在满足自己的时候，也要想着别人。为什么人们那么崇敬无私的人？有人说，因为我们可以从无私的人那里获得帮助。其实，这样的看法太功利了。我们崇敬无私的人，实在根基于对道德境界的向往。完全地无私固然不可以做到，但是我们以无限制地趋向无私。人趋向无私的过程，既是自我克服的过程，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自我克服就是克服自己的缺点，而自我实现则是实现个体的价值。个体的价值是不是仅在个体呢？如果个体的价值只在个体，那是非常渺小，又微不足道的。个体的真正价值也只能在群体那里。只有一个人的世界，是不可以想象的，既然如此，我们单想着自个，岂不太自私了。鲁迅先生之所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相关，”虽然是一种想象，但这想象中何尝没有真实呢？我们即便是孤独的一个人，也是把自己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决不是虚幻的，而是切实的。也可以这样说，是精神的纽带把我们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也许，每一个伟大的灵魂都是孤独的。但也正因为孤独的缘故，所以才可以想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伟大的灵魂决不是只装着自个，而是装着全人类。基督要拯救的是全人类，马克思要解放的是全人类，当然撒旦要灭绝的也是全人类。全人类，是一个什么概念？它虽然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但又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我的理解中，全人类只存在于生命的延续中。正是因为有了生命的延续，我们才知道，有死去的人，有活着的人，还有未出生的人。死去的人，并没有死去，因为在生命的延续中，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像我们这样生活。活着的人，自然要活着，因为只有活着，才可能延续我们的生命。没有出生的人，其实已经出生，因为在生命的延续中，我们分明看到他们呱呱坠地，茁壮成长，英武雄壮，直到姗姗老去。在生命的延续中，最为宝贵的自然是生命。然而，生命又太过脆弱。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时刻，揖别如此美好的世界；但我们都知道“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往。”对于脆弱的生命，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拯救他吗？这当然是很好的心态。但是，我们去拯救他，他却未必能够得救。我们可以拯救他肉体的生命，但未必能够拯救他灵魂的生命。灵魂，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因为它贯注了生命的全部。所谓救世，自然要拯救生命，而生命的第一义，自然是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所谓灵魂的救赎。我觉得，应该把救世的心态与救世主的心态区分开来。救世的心态自然有一副菩萨的心肠，是积极的，应该肯定的。但救世主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在这种心态里有无限膨胀的个体欲望。说实在的，救世主很容易把自己摆到世界主宰这个地位上的，也就是说救世主很容易把自己等同于上帝。再也没有比救世主无限膨胀的个体欲望更为可怕的了。其实，无论谁，包括救世主，只要无限膨胀自己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我想，喜欢救世主的人，不是很多；但拥有救世主心态的人，可是为数不少。其实，自许“支那第一人”的康有为，何尝没有以救世主自居呢？所以，我不喜欢他的《大同书》，里面救苦救难的宗教气息太浓了，而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虽然达到了个人智慧的顶峰，但未尝不也是愚蠢的顶峰。
（四）尴尬的自救
为什么讲尴尬的自救呢？我的意思是说，自救在救世主面前是非常尴尬的。你想啊，如果人人都去自救了，那还有救世主什么事呢？人人自救，会把救世主给架空，而被架空的救世主就不成其为救世主了。不过，我觉得，把救世主架空，也是极好的事。其实，世界本无所谓救世主的；而所以要编排出救世主来，那也不过是处在苦难中人们内心的真实渴望罢了。救世主不是真的，但被拯救的渴望却是真的。既然渴望被拯救，那为什么不掀起自救的巨浪呢？我说过的，即便救世主救人，也并不是事必躬亲；他也是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让他们自己拯救自己。但是，人们是非常自卑的，他们总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那里。也就是说，救世主只是一个凭借；人们只有通过这个凭借，才能找回自己的信心与力量。必然有了毛主席光辉的照耀，革命的人民才有主张。如果没有毛主席光辉的照耀呢？革命的人民是不是就没有了主心骨呢？想来是这个样子的。毛主席虽然不是救世主，但却被当做了中华民族的大救星，那么救世主和大救星又有什么区别呢？好像区别不是很大啊。虽然如此，细微的区别还是有的。救世主，那是一副什么尊容啊。就是《封神演义》中的通天教主。也可以说救世主虽然打着拯救世界旗号，但是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大救星，就不一样了，他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希望，他给人民以力量，他与人民休戚与共。如此说来，救世主和大救星的区别就不是细微的，而是根本的。而这实际上，这区分也有胡诌的意思，那就姑妄言之吧。我在想，一个民族如果有了大救星，是不是什么也不必做了，只要等着得救就是了呢？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就像信神的，也不能光靠神保佑，自己也要动动手啊。一个民族的救星，说到底还是这个民族造就的。只要能够掀起自救的巨浪，那所谓民族的救星，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每一个人的自救，是整体得救的条件。但是，单个人的自救，又是脆弱的，所以便需要民族的救星把单个的人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凝聚在一起的民族，在整体上，就会成为一个神。但是，把无数的人凝聚在一起，又势必会牺牲掉个体的一些自由。所以，要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那就是为了度过灾难，闯过激流、险关。但是，当灾难成为过去，是不是应该找回那些牺牲掉的个体自由呢？自救与救世，许多时候是矛盾的。对于救世的观念，我们大致是认同的；但是，在救世的背后，同样有着个体欲望的膨胀。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救世，又会有多大意义呢？更何况，野心会淹灭救世本身。而自救，在大的救世观念上，毕竟是狭隘的。但是，自救又是救世的基础。譬如罢，一条般就要沉没了，紧要的是先救出自己；只有救出自己，才有可能去拯救别人。如果自己都要靠别人来拯救，那又怎么去拯救别人呢？自救在救世面前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救世非常的崇高、伟大；而自救呢，就不那么崇高，不那么伟大，于是觉得比较自卑。其实，自救本身，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试想，你如果把自己拯救出来，那对于拯救别人的人来说，不是减轻了一份压力吗？当然，并不是所有自救的人，都那么自卑；只要自救，这本身就是自强的表现。但我们现在，好像过分地强调自救，而救世的观念，变得比较淡漠了。就像许多知识分子在创作的时候，就不再讲为工农兵服务，而强调写作是一种自救，是灵魂的救赎。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作家自己灵魂的救赎重要呢，还是更广大的人民重要。当然，你可以提出折衷的观点，即在为人民服务中，实现作家自己灵魂的救赎。但问题是，怎么做。我总觉得，无可奈何，没有什么法子。为人民服务，是伟大的事业，但也可以成为空调的口号；灵魂的救赎，是知识分子的追求，但也可以成为无谓的标榜。自救所以是尴尬的，就在于它很容易被误解为只顾自个，不管别人。我们知道，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舍己为人。在舍己为人的照耀下，只顾自个，是多么的卑微。但是，消除对自救的误解，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有这样，自救，才不会那么尴尬。
（五）最后的祈祷
所谓祈祷，自然有祈祷的对象、祈祷的内容。那么，我们对着谁祈祷呢？也就是对着上苍祈祷，对着上帝祈祷。我们祈祷的对象，就是最高的存在。那么，救世主是不是最高的存在呢？可以说是，也可说不是。在心灵意义上，救世主确实是最高的存在；但我们又知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所以救世主便不是最高的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最高的存在呢？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会满怀深情地说：“毛主席会保佑我们的。”但我们若思考一下，便不免疑惑，毛主席凭什么保佑我们呢？凭他的在天之灵吗？如果毛主席能保佑我们，但为什么也没能保佑自己呢？如果他能保佑自己，那定会万寿无疆的。既然万寿无缰，可又为什么撒手尘寰呢？既然撒手尘寰，可为什么又成了永远的神呢？虽然讲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是在人们心目中，毛主席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准备科学评价毛泽东的人，自然是要讲“三七”开的。“三七”开确实非常公允，三分错误，七分正确。人谁不犯错误呢？就是毛泽东，恐怕也不能吧。但是，毛泽东不同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地方，就在于他被神化了，甚至成了信仰。世界上有哪种信仰，能够被“三七”开呢？在信奉者，任何信仰都是绝对正确的。不要在信仰方面讲道理，因为所有的道理在信仰上都止步了。信仰是高于一切的。人可以有信仰，也可以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算不得什么大错，只要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就是了。其实，人生的意义并不定要从信仰中得来的。但是，从信仰中，求得人生的意义，也不错。孙中山先生讲过，由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生出力量。人们对毛泽东的信仰，实际上是由毛泽东思想来的。也正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所以才有了对毛泽东的信仰。我们讲对毛泽东的信仰实际上主要就文革而言的。当然，人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信仰是个人崇拜，但即便真的就是个人崇拜，你能够完全否定吗？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思想，大部分已经被排除在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之外。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过，对于这历史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我总觉得特里尔先生那句话说得极有诗意，不过也让人寒心。他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过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这面旗帜，会高高飘扬，而且越飘越远，直到人们从那褪了色的旗帜上，再也看不出它究竟写着什么。毛泽东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和反动派斗了那么多年，最终把他们赶到一块岛上；再就是发动了文革。很显然，毛泽东是把文革作为自己一生事业顶峰的。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戴，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文革，他却有了类似鲁迅的悲凉的心境，他发现似乎什么都要重新做过，“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迁都时的盘庚说的，经过毛泽东的引用，马上成了中国红色革命的象征。实际上，文革的冲天大火，也是由星星之火引发的。但是，绝大部分人是不理解文革的。拥护文革的人，不理解；反对文革的人，同样不理解。细细想来，真正能够理解文革的，也只有毛泽东了。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不理解文革的人，在拥护文革；而后来的事实则是不理解文革的人，在彻底否定文革。我们要思考的是，不理解文革的人，凭什么拥护文革呢？就是凭对毛泽东的信任，或者说信仰。那么，为什么不理解文革的人，又去彻底否定文革呢？想来，自然是文革所造就的灾难与浩劫。拥护文革的人，和否定文革的人，是不是同样的人呢？说不清楚，想来是有的。可以说，文革中，人们只知道拥护文革，而恰恰忽略了文革的真相，而文革后，人们只知道彻底否定文革，而恰恰忘记了文革的真相。文革早就结束了，斗转星转，又有谁还知道文革的真相呢？但是，文革的真相，就真的那么重要么？文革的全部秘密都在毛泽东那里。但是，理解毛泽东，就如同理解造物本身那样困难。毛泽东究竟是不是悲剧的，现在还不好判断。当然，悲剧的毛泽东，是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文革惊人的预见性被证实的那一天。然而，这种悲剧恐怕就不是毛泽东的悲剧了，而是后来者的悲剧。其实，讲最后的祈祷并没有用；因为多少年后，还是有人会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