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或民主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5/26 21:57:00

20世纪60年代之后，围绕着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而形成的伯明翰学派，打破了文化研究的精英主义立场。从本土文化研究传统看，他们将矛头直指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和以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为代表的剑桥学派。阿诺德、利维斯等人坚持希腊以来古典艺术的典范标准，认为这些文本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最为美好的经验。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阿诺德把文化看作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积淀，是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他说，“文化是指研习完美的文化，它引导我们构想的真正的人类完美，应是人性所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和谐的完美，是社会各个部分都得到发展的普遍的完美。” 它能培育人们优美的人性，养成优雅的气质，也可使工人阶级的过度言行受到节制。在此书中阿诺德流露出随工业化以来下层阶级的“低级文化”借着民主和教育而逐渐推广流行的忧虑。利维斯秉承阿诺德的文化观，张扬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认为该传统的特点在于“意义重大的创造性”，可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代表该传统的作家“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维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并非像马克思所诊断的那样，存在于经济方面，而主要存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因此他主张，为了挽救现代社会，必须恢复古老的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这需要借助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利维斯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排斥随着现代技术发展而兴盛的通俗文化形式。
鉴于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理想的文化观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所维系的仍然是一种固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结构，伯明翰学派最主要的贡献便是消除高雅、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对所谓通俗文学与文化的价值进行了重估。威廉斯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研究传统，也就是从对高雅文化、文学经典的研究转到对表意实践的研究，包括了电影、电视和广告及社会学、政治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空间。他首先对“大众”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大众”实际上是文化精英以民主为晃子对共同社会群体的蔑称，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暴民”，“事实上并不存在‘大众’，只存在着将人民看成‘大众’的观点。” 大众原来的含义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但在特权阶级和受到良好教育阶级的眼中却成为粗俗、低级和庸俗等的代名词。因此，威廉斯不提大众文化或文学的概念，而用“共同文化”取而代之。共同文化是一种参与性的和共同的对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过程，是所有成员在集体性的社会实践中持续制造和重新定义的过程。霍加特的《有文化的用途》(或译《识字的用途》)则肯定了大众文化(廉价杂志、街头小报、通俗小说、体育、俱乐部等)在工人阶级中所起的有益的作用，力图揭示工人文化和工人生活之间的联系。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试图证明大众尽管控制不了大众文化的生产，却能控制大众文化的消费。即作者虽然有意在作品中贯彻自己的意图，但编码和解码并不完全对称。读者除了服从作者的意图外，还可以进行选择性感知，将文本符号置入与其他符号的创造性关系中，甚至可以作出完全对抗性的阅读。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是在既存的权力网络中来分析文化艺术作品、实践和机制，企图展示大众文化怎样在提供一种支配的工具和力量的同时也为抵制和斗争提供资源，它关注的是意识形态、支配和抵制及文化的政治性研究。但伯明翰学派学派又有过高估计大众文学积极意义和读者阅读潜能的调和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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