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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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距今60年了。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几乎动用了他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奋起反抗。中共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共与晋阎的统一战线关系。  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汪精卫投敌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当时薄一波同志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独立,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阎默然。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新军所揭穿、所反对。但阎锡山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他又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军等(然而这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基础)。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对民主,反对发动群众,都是为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七七事变时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装作抗战的样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敌反共了,与敌开过刘村会议,安平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任何人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阎锡山因此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晋西事变的真正内容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