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第八章 经济理论指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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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济理论指导不同
英美德日的经济发展，其中英美德都有明确和一贯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只有日本没有。但是，日本也其弥补这一不足的办法：历史上以口号作为理论指导，战后则以经济计划代替理论指导。
第一节 英美的经济理论
一、基本情况
（一）战前英国独领风骚
二战前，英国的经济理论独领风骚，主要标志是其杰出的经济学家为西方经济学树立了三大里程碑，其影响之深远，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是空前的。
第一块里程碑是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英国是古典经济学的故乡，其奠基人是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
任何一本划时代的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两人的代表作都产生于英国产业革命从发生到深入的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伟大著作的土壤和气候已经形成，条件已经成熟，因为时代在迅速变化，产业在革命，政策在改变，旧的经济学大厦——重商主义在摇摇欲坠，新的经济思想在破土而出。
1776年，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国富论》内容浩瀚，集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学说之大成。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已经成熟，体系已经形成。斯密的这部著作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和反重商主义的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他首次宣称，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商品总量，因此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增长的源泉。斯密着重强调，充分的经济自由即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首要条件和基石。因为斯密在书中提出的经济理论，适应了工业资产阶级把财富增长中心从商业转向工业，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要求，即不受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要求，因此《国富论》的出版立即在英国引起了轰动，成为畅销和争相阅读之书，以致于不少政府要人为赶时髦竟自称是斯密的弟子，议会在讨论决议案时，也常有议员引用斯密的这一著作，以加强说服力。《国富论》不仅成为以后长达一个世纪时期内英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欧洲美大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从此欧美大陆产生了一批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李嘉图是继斯密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简称《原理》。比较利益说是李嘉图对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由于李嘉图“将全部注意力固定在由此导致的事物的永久状态上”，因此他的理论具有抽象性和逻辑力的特点，其中尤以比较利益说为最。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理论能够参加选美竞赛的话，那么，相信相对有利条件论肯定会名列前茅，因为它具有无比优美的逻辑结构。”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影响了不少当代和后代学者。《原理》影响之大，从下面这一点可见一斑：《原理》出版后，李嘉图成了英国经济学界的最高权威，主宰英国经济报刊的是他的思想，议会通过的也常常是他的建议。
第二块里程碑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其创建者是马歇尔（1842-1924年）。他的代表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供求均衡理论，虽以均衡价格为主，但实际上就是他的价值理论。自他提出此价值理论后，很快就使新兴的奥地利边际效用价值论失去其光彩，基本上主宰了西方经济学达40年之久。现代“经济学”一词虽非马歇尔所创，但在他使用后得以广泛流行。此外，他还开创了“局部均衡”和微观分析。
第三块里程碑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英国即使是在其绝对衰落时，也出了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代表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与前三位前人相比，虽然《通论》的篇幅不大，却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观点，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场“革命”：首先，《通论》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说明自由放任主义在对付3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是失灵的；其次，
《通论》进一步指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和总体均衡，论证了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最后，《通论》改变了以往西方经济理论只注重微观经济分析的传统，开创了以社会经济总量为研究对象的一整套经济分析方法。由于凯恩斯主义在30年代被证明是有效的，所以成为战后西方影响最大的主流经济学派。凯恩斯提出的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潮流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经济理论长期落后，属于后来居上。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才出现了一些对近代经济学有重要贡献和享有世界声誉的经济学家，如以边际生产力学说和动态分析理论而著称的克拉克，以及有名的货币学家费雪儿等。
1933年，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由英美两位学者独立地却是不谋而合地提出纠正自由竞争的两部著作，一部是英国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另一部是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自从古典经济学创建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自由竞争一直被奉若神明，成为正统经济思想。因此垄断竞争学说的出现便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快被普遍接受，最终代替了自由竞争的垄断地位。两相比较，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比罗宾逊“不完全竞争”表达更确切，因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专用语。
战前，英国经济理论以宏篇巨著见长；战后，美国经济理论则以流派众多著称。战后，美国经济学界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流派众多，人才辈出，其影响之大，几乎垄断了每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
在美国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有两大学派，一是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上半期占主导地位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萨谬尔森，一是70年代中期兴起的属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货币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原来叫新古典综合学派。战后，由于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政府均继承和发扬了凯恩斯的经济政策，50-6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处于鼎盛时期，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也开始受到重视和流行起来，使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大为畅销。于是，他在1961年第5版《经济学》中强调，他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属于“新古典综合”这一派，由此宣告了此学派的形成。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出现“滞胀”局面，经济由繁荣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于是凯恩斯主义失败之说流行起来，甚至遭到新自由主义的严厉抨击。在这种形势下，萨缪尔森在其第8版的《经济学》中改称自己是属于“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闭口不谈“新古典综合”之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换个名称而已，其内容并没有改变。因为所谓“新古典综合”的涵义，是指把马歇尔的新古典微观分析方法补充到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之中，此种“综合”的分析方法在改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后仍然一如既往。萨缪尔森之所以改变学派名称，主要原因是旨在表明以他为首的学派是正统学派，代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流“，以别于60年代形成的并与他对立的现代后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的“异端“。
货币主义是50年代中期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该学派的大本营是芝加哥大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继承芝加哥大学的传统，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专门反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片面强调国家干预的财政政策。他自50年代中期就坚持货币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一场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长达20多年的学术论战，最后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声名大振，货币主义也从此备受青睐。
70年代，货币主义中形成了一个分支——新货币主义或合理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卢卡斯。卢卡斯等把合理预期假说同货币学说的基本观点结合起来，构成了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体系。此学派假定每个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均为合理的。合理预期主义者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笃信市场机制的作用，极力反对国家干预。他们所论证的政府政策无效性的基本观点是：政府的预期不可能比公众的预期更为合理，同时政府掌握的信息仍然不可能比公众所掌握的信息更充分；政府打算采取的每一种政策，公众均能合理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政府总是落在公众的后面。总之，由于人们具有合理预期的明智反应，会使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不仅不会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产生初始企图相反的不利后果。
合理预期学派比货币主义走得更远，因此自从其在70年代宣告建立后，就招到各方面的批评，甚至货币主义学派中也有对其持反对意见者。尽管合理预期主义者将合理预期的重要性推到极端，但在当代不确定性日益起重要影响的现实世界中，预期的研究仍然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1995年，卢卡斯因此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70年代中期，美国还出现了一个供应学派。由于其理论受到当时竞选总统里根的支持，并随着里根竞选获胜，入主白宫，加以实施而使其引起注意，崭露头角。但在里根总统两届任期届满之前，其声势已大大衰退。此学派与里根总统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其兴也快，衰也快，弹指80年代一瞬间，这在经济学说史所有学派中兴衰之快，诚不多见。
供给学派的兴起有其历史背景。6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经济长期陷于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总需求的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此，以拉弗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供给方面寻找药方，以医治美国经济的病症。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必须摈弃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扩大总需求，以增加产出和就业的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古典经济学一向重视供给的传统上去。此学派根据萨伊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认为单纯鼓励消费对商业没有好处，一个好政府应能刺激生产，而坏政府才只能刺激消费。拉弗指出，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了供给是实际需求能够维持的惟一源泉。萨伊定律因此成为该学派的理论基础。该学派另一个有名的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是强调减税，以刺激生产。在减税问题上，拉弗提出过高的税率不一定获得高税收，较低的税率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税收。这种规律可以用曲线表示，因此被称为“拉弗曲线”。
在美国滞胀期间兴起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因而提出了不同的纠偏方法。这两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赏识和推行，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英美大行其道。
二、“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以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为指导，在英美两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其中心内容是实行私有化和税制改革。由于经济改革规模大，历时长，成效显著，因而被称为是自30年代以来反凯恩斯主义其道而行之的一场“革命”，撒切尔和里根推行的政策主张和措施也分别被称为 “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一）“撒切尔主义”
1979年5月，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撒切尔信奉自由主义和弗里得曼的货币主义，认为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有两大弊端：一是“企业的自由受到侵犯”，损害了经济繁荣的基础；二是长期的财政赤字导致“入不敷出地生活”，这是造成“滞胀”和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她主张一方面限制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应保证人们能自由地、无所顾忌地从事自己的劳务”，另一方面限制政府开支，“在公共支出的管理方面，必须量布裁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和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
为了扭转英国经济长期的“滞胀”局面，保守党政府从改变历届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着手。这种经济政策是用扩大财政赤字、鼓励私人消费和刺激投资等办法来提高社会总需求，虽然对推动英国经济增长和缓和失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后遗症也很大，导致了财政赤字剧增和物价不断上涨。保守党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其首要目标，具体做法是推行货币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紧缩公共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具体而言，该政策的施行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同时通过英格兰银行严格地控制货币发行量；改革税收制度，即减少直接税，
增加间接税，以既减少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又不致于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为限。
2、实行私有化政策以搞活国有企业
如果说货币主义是“撒切尔主义”同义语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则是“撒切尔主义”的“旗舰”。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对许多企业实行赎买政策，使私人企业变为国有化，其中主要有英格兰银行、煤矿业、民航、电力、铁路和邮政。此后，历届工党政府又将煤气、钢铁和造船业纳入国有化范围。这些国有化的行业由诸如全国煤炭委员会、英国钢铁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铁路公司和全国公共汽车公司等国营公司管理。英国政府在像英国石油公司和英国牧草地公司等拥有股份。总起来看，国有化企业只占英国GNP的大约10%，全部就业的8%和工业总投资的20%。由于这些国有企业体制不灵和管理不善，其中大部分连年亏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
撒切尔上台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限制国有工业的发展，具体做法是：（1）对部分赢利的国有工业公司逐步非国有化；（2）对由于亏损等而不能立即实行非国有化的国有化公司大力引进私人资本，给其输血；（3）对经营效果差的国有化工业公司，将其出售给私营公司，以提高其效率和减少政府开支；（4）此外，还鼓励私营企业与国有化企业进行竞争。
从1979年10月到90年代初，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企业有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电信公司、英国宇航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和全国货运联营公司等30多家公司。
把国有化企业私有化大大减少了国有化企业的亏损面和政府的财政负担。到1979年为止，国有化企业每年借贷和亏损总额达30亿英镑，政府经由出售其中许多企业，减少了这些借贷和亏损，获得了大约340亿英镑的收入，并且可每年从这些新的私营公司收取大笔税收收入。
事实上，私有化不仅挽救了这些企业，而且也提高了这些企业的竞争水平。例如，在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煤气公司，每个雇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在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出现的劳工分裂现象已不复存在；在英国电信公司，再也没有在私有化前安装一部电话要等待很长时间的事情发生。这种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些私有化企业中，雇员有机会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例如，在英国宇航公司，80%的雇员购买了股份；在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则高达90%，英国电信公司达到92%。由于这些雇员把自己的利害关系与企业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企业表现出关心和爱护的热情。例如，在全国货运联营公司，雇员和雇主对公司利润关心备至，以致于在涨工资谈判期间，均要求各自所属的工会降低其对工资增长的要求。
（二）“里根经济学”
1980年,里根以“供给经济学”作为其经济纲领进行总统竞选而获得成功。于是，这一学说由“巫术经济学”和“异端邪说”而成为里根政府指导经济的官方理论。80年代初，上台伊始的里根，以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两种经济理论的混合物为依据，为里根政府确立了要实现的4大目标：放松政府管制，反通货膨胀、减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和平衡预算，旨在摆脱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滞胀”局面，以达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总目标。里根两届任内，前3项目标取得了成功，其中以税制改革最广泛和深刻而著称，使美国经济在80年代再度繁荣，而第4项目标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1、解除管制
（1）背景
1981年1月20日，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阐述了其施政纲领：“我们的经济弊病是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下来的。这些经济弊病不可能在几天、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中就消失，但是它们终将消失。它们所以终将消失，是因为作为美国人，我们现在已像从前一样，具备了维护这个最终和最伟大的自由堡垒而做需要做的一切事情的能力。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前面所面临的诸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灌输以下信念：社会已复杂到不能自我管理的程度，由一个精英集团治理的政府优越于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如果我们当中无人能统治自我，那么我们当中又有谁有能力统治他人？我们所有人，不管供职于政府还是置身于政府之外，都必须背负这一包袱……我力求控制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影响，并将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与应由各州或人民享有的权力明显区分开来。应向所有的人重申：不是联邦政府创造了各州，而是各州创造了联邦政府……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倡议清除延缓经济发展、降低生产率的障碍……前进的步子将是缓慢的，要用英寸或英尺而不是英里来测量。现在是唤醒这一工业巨人、让政府回到其应有之位、减轻惩罚性的税收负担的时候了。这些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在这些原则上将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里根经济学”以供给学派为指导，即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学说为指导，反对长期以来历届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宏观调节理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市场自由竞争的运行机制，取消阻碍生产、经营和效益提高的规章条例，以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企业和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例如，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不断增加，建立了大量制订各种规章制度的机构，制订了不知其数的规章制度。美国企业受到政府规章条例的管制过多：从1970-1979年，政府制订的工商管制规章条例的数量增加了2倍，联邦条例法典的页数增加了三分之二；1970年-1980年，净化空气和水一类环境保护方面的规章条例，从2万项增加到7万多项；政府对钢铁工业制订了27个法规和5600项条例。里根认为美国社会为这些过度的政府管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纳税者为了支持政府大量的规章条例制订机构每年要支付几十亿美元，政府在制订规章条例方面的开支在整个70年代已经增加了3倍。过多的规章条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挤占了科研经费，束缚了企业发展的手脚。因此，里根政府认为，过多的规章条例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必须加以彻底改革。
因此，里根上台伊始，就在1981年2月17日发布了第12291号行政命令，规定了工商企业活动管制规章条例必须进行改革的5条政策原则。不久，白宫下属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根据这5条原则的精神，又制订了指导改革的具体10项方针。这5条原则和10项方针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下面4个方面：①制订工商企业活动管制规章条例的最高原则，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受益程度，即政府有关部门在制订管制性规章条例时，不仅要考虑其对社会带来的好处，也要计算对其所付出的代价。②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于管制的成本和效益必须进行定量分析以便确定其成本-效益比率和成本效率。对于经济影响超过1亿美元的重大项目，必须经过正式的“管制影响分析程序”或“风险分析程序”的有关鉴定，不得实行不按科学论证为依据的管制。③规章条例的管制对象应当是实际效果，而不是其产生效果的中间过程。这就不仅使得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而且减少了管制机构的工作量，因此降低了管制成本。④一般而言，政府不应当对企业的开设和经营方式、产量和销售等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应当把管制的规章条例保持在最低限度之内，规章条例必须简明扼要，具体清楚，互不抵触，以免企业无所适从。
在副总统布什的主持下，里根政府开始废除大量阻碍经济运行的繁文缛节，取消许多联邦官僚机构不必要的规章制度。同时，里根还邀请了格雷斯公司总经理彼得，要他组织一个高级企业家小组，专门研究联邦政府的经营活动，并就如何减少浪费和更加具有效率提出具体建议。格雷斯委员会也称私营部门费用控制调查小组，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该委员会在经过大量反复调查研究后指出：联邦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承保者、放贷者、借贷者、承租者、土地所有者、医院经营者、牧场所有者、仓库经营者、粮食占有者、林木出售者、卡车队经营者和造船主；并就如何使这些经营更加富有成效提出了2478条建议的报告。例如，该报告列举的政府采购规定非常复杂和烦琐：有8万页的政府采购规定，同时每年还有增加2万页的附加规定。里根政府采纳了其中大约800条建议。例如，取消了75种不必要的联邦政府刊物和一半的出版物；列于联邦登记册中的新规定减少了43%，平均每天减少143页；与卡特政府相比，里根当政期间政府发布的规章制度平均下降了41%。
（2）涉及行业
里根任内放松管制的改革涉及范围广泛，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
里根政府实行的大部分管制改革措施都是对行政法规采取的，惟独金融领域是例外。1982年国会通过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是在立法领域的重大改革，也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立法之一。该法扩大了储蓄贷款协会和其他小额储蓄机构的筹资手段，并且第一次允许小额储蓄贷款协会从事商业贷款和商业租赁业务，彻底改变了它们过去几乎只能依靠抵押贷款所获得的收入的情况，从而扩大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营业范围和筹资能力。此外，该法还创设了货币市场存款帐户，对这类存款的利息率不作任何限制，这是自从1933年实行利息率控制以来的首次开禁。其结果不仅使储蓄机构吸引了大量的存款，促进了金融创新，而且加强了金融业的竞争和兼并。
②放松对汽车工业的管制
1981年4月，里根政府开始对限制汽车工业的规章条例进行全面审查。美国政府对汽车工业的规章条例管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关汽车的安全性能，二是有关汽车的排气标准。截止1982年底，所完成的这些放松管制的改革将使消费者每年节省大约15亿美元的开支，而美国汽车工业也将因为成本的降低而获得加强竞争力的巨大好处。
③放松对航空业的管制
从30年代民航管理局建立开始，该局就对民航领域进行长期的限制竞争：从1938年到1978年，没有一家新的大型航空公司进入国内州际航空市场。1978年，当时的卡特总统任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府管制的严厉批评者阿尔弗雷德·卡恩为民航管理局局长。他上任后决定放松管制，允许在进入航空业和航空运费方面的灵活性方面加强竞争。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所有国内航线，航空公司可以自由决定相应的运价。里根任内则加快了这一发展趋势。现在，美国航空市场激烈的竞争态势已经形成，破产和新公司的进入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总之，美国航空业自从放松管制以后，效率和竞争力大大提高了。
表8-1 1995年美国航空业的市场份额
企业 市场份额（%）
美国 13
德尔塔 13
联合 12
西北 11
泛美 8
大陆 5
西南 4
美国西部 2
资料来源：《经济学》，第152页。
④放松对电信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管制
里根任内，放宽了对反托拉斯法的实施。其主要标志是：1982年，美国司法部结束了其对IBM和AT﹠T长达10年之久和耗资几亿美元的旷日持久的调查，对前者撤销了诉讼，对后者同意进行庭外调解，令其放弃22个地方公司，同时允许其进行跨行业经营，可以进入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行业。这一做法开创了在电子计算机和电信行业恢复竞争的局面。同年，司法部又颁布了一套新的企业兼并指导准则，其宗旨是放松对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兼并的限制，并且根据此新精神，对过去法院有关反托拉斯诉讼的1200多起判例进行重新审查，其中一些案例得到改判或撤销。
放松管制的意义是重要的，影响是深远的：解除了对企业不必要的规章条例的束缚，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促进了有利的竞争，加强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得美国经济重新获得竞争和发展的活力。
2、税制改革
①背景
从历史上说，美国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所得税改革。从建国到1913年长达大约一个半世纪内，美国一直没有所得税。建国初期，联邦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税项进行征税，即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输入税与国产税”4种税。直接税的含义联邦宪法并没有解释，一般以财产税和人头税为限，人头税是指按人口摊派的税款；间接税是对商品和劳务的课税；输入税是指进出口税；国产税是“指对从事职业、享受特权，或者销售、使用消费品等行为所征收的税，如酒税、烟草税、以社团形式经商的特权税等”。
在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曾征收过所得税，但那是作为战争时期政府财政筹措战费的一部分，属于特殊情况，因此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此举表示了支持。此后直到1913年
前，政府征收所得税一直被认为是违宪的。例如，1894年的威尔逊-高汉税率规定，对超过4000美元收入征收2%的所得税，1895年被最高法院以5：4裁定为违宪，理由是财产所得税与财产税相同，因而也属于同一“直接税”，因此根据宪法规定，必须按照各州的人口加以摊派。国会与最高法院为此辩论多年，直到1913年第16条宪法修正案生效，国会才有了征收所得税的权力。该修正案于1909年提出和通过，1913年正式公布生效，规定“国会有课征所得税之权，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在各州之间分配，也不必根据户口调查或统计，以定其税额。”从此所得税登堂入室，极大地扩充了税源，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自联邦政府开征所得税以来，所得税在联邦总收入或GNP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呈持续上升的趋势。由于一战期间征收过高，因此20年代期间，国会同意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建议，即高征所得税将影响有钱人对新工业企业的投资，由此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把一战期间过高的所得税、利润税和公司税等予以大幅度削减或取消。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新政”期间，个人所得税再次上升，高达90%以上。对此，里根是深有体会的。他在其自传中愤愤不平地说：“由于税收问题，许多明星情愿放弃制片合同和周薪所具有的保障。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属于94%税率的阶层”，“这意味着在达到某一纳税点后，在我所挣的一美元中，我只得六美分，余下的都被政府拿走了。”
到二战前，联邦政府收入的两大来源是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1940年，这两项收入几乎相等，占联邦收入的56%，其次是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二者的收入也大致相等，占联邦收入的33%。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税收结构，联邦政府的收入中所得税开始跃居前列，取代了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而所得税中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主。1944年，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上升到占联邦总收入的80%，而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则下降到17.5%。
战后，虽屡次减税，但所得税在联邦税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岿然不动，构成美国联邦税制的主要特点。例如，1946年，仅个人所得税一项就占联邦总收入的41%，公司所得税占31%，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分别占16.9%和7.8%。即使是在里根任内初期，1981-1982年税法的变动，暂时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百分比，但1982-1983年，个人所得税再度回升，超过48%的比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从1954-1984年这30年间，联邦总收入中各种税收占GNP的百分比的变化如下。
表8-2 1954与1984年美国联邦总收入中各种税收占GNP的百分比变化
个人所得税 1954年占8.1% 1984年占8.4%
社会保险税 1984年比1954年增加了3.5倍
公司所得税 1954年占6% 1984年占2%
货物税 1954年占2.5% 1984年占1%
显然，从占GNP的份额来看，前两种税收是增加的，而后两种则是下降的。
战后，美国联邦税收增长迅速的原因之一，是以较高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联邦税制的这种不合理性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人民普遍抱怨税负太重，甚至出现了“纳税人抗税”运动。1980年，尼克松在其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曾强调指出：“使美国经济的生产率下降的罪魁祸首是我们目前的税收制度”。可见，美国税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②税制改革内容及其作用
里根正是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的。他顺应历史潮流，决心改革联邦税制。他在首任就职演说中指出了现行税制的弊端：“停滞的工业使工人失业、蒙受痛苦并失去了个人尊严。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也因税收制度的缘故而得不到公正的劳动报酬，因为这种税收制度使我们无法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使我们无法保持充分的生产力。尽管我们的纳税负担相当沉重，但还是跟不上公共开支的增长。”他在连任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简化我国的税收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并为所有参加工作而挣钱的人降低税率。”
里根认为，联邦税制中，所得税的“过高的税率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他表示必须“彻底削减联邦所得税率”。他不仅言之而且行之。他上台伊始，就向国会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国会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该税法规定：(1)从1981年10月1日起的3年内，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第一年削减5%，第二和第三年各削减10%，同时实行应税收入指数化，以避免因通货膨胀上升而多纳税的情况；(2)对公司所得税，实行加速折旧的办法，大大缩短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以前允许在8.6年中折旧的设备，可缩短为5年，工业工厂的折旧以前平均是23.8年，现在可在15年内完成。加速折旧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增加投资，以推动经济发展。
尽管该税法是临时的，存在不少问题，但为进一步全面税制改革打下了基础。该法到期后，里根又提出新的联邦税制改革计划。根据1984年11月财政部长里甘向国会提出的《关于基本税简化和改革的报告》，国会制订了《1986年税制改革法》，同年10月，白宫与国会就此税法达成协议。经里根签署后，该法于1987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与联邦旧税法相比，该新税法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A、降低了税率
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有大幅度下降。前者从1981年的70%降到28%，里根指出：“这是自1913年以来的最低税率”；后者从46%降到34%。
B、)简化了档次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档次原有14个；新税法将其简化3个：15%、28%和33%。
C、减轻了税负
旧税法的个人最高免税额为1040美元，新税法将其提高到2480美元，增加了1倍多。
D、扩大了税基
新税法取消了旧税法中许多不尽合理的“减免”、“扣除”和“不予计划”等免税规定。
里根的税制改革对美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起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A、美国经济的发展始于1982年10月，即3年减税计划生效一年后，到里根第二任期届满时，共创造了1800多万个就业机会，这是美国“历史上可比时期中最大的发展。其间，美国人的就业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到80年代末，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约90个月。
B、第一阶段的3年减税计划以及1986年的第二阶段税制改革法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浪潮，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失业率，同时也为联邦政府创造了大量附加税收。
C、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被简化和降低到1941年以来的最低比率，尤其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最高纳税档次降低到自1931年以来的最低档次。这样，个人和企业不再把钱浪费在寻求庇护和逃税上，而是将其用作生产性投资，由此创造了美国经济新的增长和新的就业。因为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劳动所得可以更多地留归己有，因而他们便想挣更多的钱，最终刺激消费和生产。
总之。里根总结说：“由于1981年减税和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的实施，我成就了我来华盛顿时的许多愿望。”
3、里根否认奉行供给经济学
值得一提和有意思的是，里根在其自传中则明确表示，“我的税制改革观点并不是来自所谓供应经济学”，坚决否认“我已采用了这些原理作为我们经济复兴计划的基础，并郑重声明:”“坦白地说，事实并非如此。”为此，他列举了三点理由。
(1)税制改革是凭他的“个人经验“
他说，早在尤里加学院他学的就是经济学，但从好莱坞与税法打交道的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实际经济理论知识，要比从课堂上和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他以自己在华纳兄弟公司演员生涯巅峰时期处于纳94%所得税这一档次为例，认为当财政部内税局抽去他大部分收入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扪心自问，继续工作是否合算？当更多的人不得
不因纳税而放弃部分收入时，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便会减退，那么也可以肯定，这种税制制度出了问题。这样，人们就不会说“我要拍更多的片子”，而是说”我不必为挣一美元才得六美分而去工作”。这种效应传递开来，势必减少就业机会。里根由此从自身经历推论说，影响他的思想的同一原理也适用于各个纳税档次的所有的人：政府通过税收所取愈多，人们工作的动力就愈少。当矿工或装配工知道山姆大叔将要拿走他额外收入的60%时，他不可能为一点加班费而加油干。推而广之，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大公司和小企业：当联邦政府取走其一半或更多的利润时，它们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就下降了，转而寻找免税庇护和钻税法的漏洞。结果，它们对企业和设备的投资减少，雇员也随之减少，公司不再发展，经济不再增长。
(2)供应经济学是一种“常识“
里根认为，供应经济学及其原理并非当代之独创，而是早已有之。他举例说，早在14世纪时，一位穆斯林哲学家就有关于埃及税收的论述：“在王朝初期，税制通过少取产生多入，在王朝末期，税制通过多取产生少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税率低，税入就多，税率高，税入就少。他回忆说，1962年，肯尼迪总统也曾经说过同样的意思：“我们并非真正要在减税和避免巨额联邦赤字之间作出选择；越来越清楚的是，不管哪个党执政，只要我们国家的防务开支保持增长，那么受到选择性税率阻碍的经济便永远不会产生出平衡预算的充足税收——就像它永远不会产生足够的就业和足够的利润一样。简而言之，表面显得矛盾的真理在于：今天的税率太高而税收太低，从长远看，增加税收的最有效途径是从现在开始减税。”因此，里根认为，相信低税率会带来政府的高税收，古今中外大有人在。这个道理很简单明了，并不深奥：如果降低税率，允许人民更多地花费或节省其所挣之钱，他们将更加乐意努力工作，所挣的钱也就为“伟大经济机器增添了燃料。其结果便是：各行各业更加繁荣，政府税收愈益增长。”
(3)已有加州“还税于民“的从政经验
里根认为，自己在加州担任州长的8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说，如果加州是一个国家的话，可位列世界第7经济大国。作为加州州长，他认为像加州这样一个工业大州，与工业化国家面临许多同样的问题和挑战：保持经济强大和现代化，促进工商业繁荣，富有竞争力而又不过分管制，使居民充分就业和确保其安全等。里根列举了他在加州的政绩：减少了州政府的开支，缩小了州政府的规模，使州政府办事更有效率，使州政府官员对人民更加负责，并把州政府夺占的权力和征税权重新交给地方。里根认为最感到自豪的是，在他任内，数次还税于民，“通过减轻财产税，我们总共归还纳税人50多亿美元，这些钱本来就属于他们。”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直认为，政府是一个金钱贪得无厌的有机体，其身体会永无止境地增长，除非采取措施限制其进食。我不仅要通过减税刺激经济，还要以此控制政府规模的增长，限制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
因此，他强调，他的政府提出的经济复兴“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税制改革——彻底削减联邦所得税率。简言之，我相信，如果减税和减少华盛顿所占有的国民财富的比重，便会降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利率，刺激经济发展，带来经济活动的扩展，这最终会导致政府发挥重要功能的财政支柱的税收数净额增长。”
也许里根没有读过“供应经济学”的任何著作，但有一个事实是里根根本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他在首任就职总统后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仿照“拉弗曲线”用两张图表显示“财政赤字”和“平衡预算”的情况。这在前面已提到。这与“拉弗曲线”所指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出一辙。
因此，尽管里根极力否认自己奉行“供应经济学”，但他在任内推行的减税政策表明，“里根经济学”与“供应经济学”不谋而合，主要就是“供应经济学”。
三、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90年代，欧美各国以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一批战后出生的年轻领导人相继上台执政。90年代下半期，他们先后不约而同地推行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左、右之分的政策路线，为“第三条道路”的实施摇旗呐喊，掀起风云。
第三条道路”是1997年5 月布莱尔帮助英国工党从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的竞选纲领，也是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后施政的理论和思想基础。“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纲领，当以布莱尔的施政演说最为详尽。布莱尔对“第三条道路”所作的界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它之所以是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决定性地超越了旧左派和新右派。”中左力量宣称在当今这个经济和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既要保持中间和中左的基本价值观念，即团结、社会公正、责任感和机会，同时，还要赋予它们“实际效用”，即在价值观的实现上，不受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要体现灵活、创新、富有远见。因此，布莱尔成为西方“第三条道路”思潮和新政的最主要代表。
（一）提出背景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实施有其时代背景。
9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大量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也日趋明显，其主要标志是金融危机此起彼伏，从拉美、亚洲到俄罗斯，其危机程度日趋加深，其影响范围日趋扩大。世界各国经济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既要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抬头；既要扩大就业，降低失业增率，又要提供社会福利以缓和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等。对这些既统一又矛盾的现实问题，哪一种经济学派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正是在这种“人民在寻求领导。他们希望知道如何适应和实现繁荣，以及如何在这个变革的世界中建立稳定与安全”的形势下，“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二）主要内容
1998年9月27日，布莱尔访美期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路。
1、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立场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国家干预。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订能够鼓励独立而不是依赖别人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使人们能够适应工作，以及促进企业发展。
2、在教育方面，“第三条道路”强调，教育应被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因为较高的教育水平是今后进行国际竞争和进入一个广阔社会的关键。
3、在福利和就业政策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改革福利，使人们能够通过它尽可能实现就业，促进建立公平的工作标准，通过减税和惩罚怠工者使工作的人能够得到报酬，并创造就业机会。
4、在社会政治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恢复民主，并恢复对政治的信念；努力寻求在权利和职责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不仅要提供福利，而且对于青年人犯罪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同时强调家长的职责；对于家庭的支持正形成一种新的立场，以满足儿童的需要，并且帮助家庭——特别是那些已经很脆弱的家庭——以便它们能更有效地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此外，在进步与公正之间建立新的联盟。
5、在思想来源方面，“第三条道路”寻求采纳中间或中右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坚决超越那些过时的思想方法——突破一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旧的、左的思想支配的观念，实行一种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新式的右翼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从统一中左派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派的理论中吸取生命力。
（三）目的和成效
布莱尔之所以提出“第三条道路”，是为了树立工党的新形象，以改变多年来作为反对党和政府的不良形象：主张建立大政府，实行国有化，反对私有化；支持多征税，在各个领域增加公共开支，在公共服务中管理不善；对犯罪活动软弱无力，不关心家庭生活；受工会和生产者利益以及压力组织的左右等。
虽然布莱尔表示“对于第三条道路没有惟一的蓝图”，但这一道路的提出和实施毕竟表现了求实、探索和创新精神，给人以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是一种新思维。这条道路之所以新，是因为与战后“冷战”一代领导人相比，一改传统的左右机械二分法，对二者兼
容并蓄，择其善者而用之，它既吸取凯恩斯主义的关键，力主政府必须扮演宏观调控经济的角色，又吸纳自由主义经济的精华，强调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竞争。例如，虽然克林顿一反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力倡平衡预算，但在福利开支方面却与共和党的政策一脉相传；布莱尔上台后也并没有改变撒切尔的私有化做法，却强调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以提高竞争力。这些都说明他们的务实性，认识到当代社会经济面临的复杂性，决非过去那种非此即彼单一的经济学派和政策所能涵盖和解决的，必须有的放矢地灵活选用才能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尔等领导人出身低微，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年轻，但已在政治生涯中历经磨炼，最终掌握国家的权力，因此他们取向务实，不为理念信仰所束缚，颇具“平民政治家“风格。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背景、经历和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与他们同时代或更年轻的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人们的愿望，因而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可以这样说，“第三条道路”本来没有路，路是这些不满“非左即右绝对二分法“的新一代领导人选择的，从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一批战后出生的年轻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走”了开来，“走”的人多了，因而就成了一条路了。起码，根据“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想和措施，布莱尔执政期间的英国经济成绩显著，重现活力，可从一个方面说明其作用和效果。
英美德日的经济发展，其中英美德都有明确和一贯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只有日本没有。但是，日本也其弥补这一不足的办法：历史上以口号作为理论指导，战后则以经济计划代替理论指导。
第一节 英美的经济理论
一、基本情况
（一）战前英国独领风骚
二战前，英国的经济理论独领风骚，主要标志是其杰出的经济学家为西方经济学树立了三大里程碑，其影响之深远，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是空前的。
第一块里程碑是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英国是古典经济学的故乡，其奠基人是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
任何一本划时代的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两人的代表作都产生于英国产业革命从发生到深入的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伟大著作的土壤和气候已经形成，条件已经成熟，因为时代在迅速变化，产业在革命，政策在改变，旧的经济学大厦——重商主义在摇摇欲坠，新的经济思想在破土而出。
1776年，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国富论》内容浩瀚，集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学说之大成。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已经成熟，体系已经形成。斯密的这部著作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和反重商主义的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他首次宣称，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商品总量，因此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增长的源泉。斯密着重强调，充分的经济自由即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首要条件和基石。因为斯密在书中提出的经济理论，适应了工业资产阶级把财富增长中心从商业转向工业，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要求，即不受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要求，因此《国富论》的出版立即在英国引起了轰动，成为畅销和争相阅读之书，以致于不少政府要人为赶时髦竟自称是斯密的弟子，议会在讨论决议案时，也常有议员引用斯密的这一著作，以加强说服力。《国富论》不仅成为以后长达一个世纪时期内英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欧洲美大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从此欧美大陆产生了一批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李嘉图是继斯密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简称《原理》。比较利益说是李嘉图对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由于李嘉图“将全部注意力固定在由此导致的事物的永久状态上”，因此他的理论具有抽象性和逻辑力的特点，其中尤以比较利益说为最。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理论能够参加选美竞赛的话，那么，相信相对有利条件论肯定会名列前茅，因为它具有无比优美的逻辑结构。”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影响了不少当代和后代学者。《原理》影响之大，从下面这一点可见一斑：《原理》出版后，李嘉图成了英国经济学界的最高权威，主宰英国经济报刊的是他的思想，议会通过的也常常是他的建议。
第二块里程碑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其创建者是马歇尔（1842-1924年）。他的代表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供求均衡理论，虽以均衡价格为主，但实际上就是他的价值理论。自他提出此价值理论后，很快就使新兴的奥地利边际效用价值论失去其光彩，基本上主宰了西方经济学达40年之久。现代“经济学”一词虽非马歇尔所创，但在他使用后得以广泛流行。此外，他还开创了“局部均衡”和微观分析。
第三块里程碑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英国即使是在其绝对衰落时，也出了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代表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与前三位前人相比，虽然《通论》的篇幅不大，却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观点，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场“革命”：首先，《通论》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说明自由放任主义在对付3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是失灵的；其次，
《通论》进一步指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和总体均衡，论证了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最后，《通论》改变了以往西方经济理论只注重微观经济分析的传统，开创了以社会经济总量为研究对象的一整套经济分析方法。由于凯恩斯主义在30年代被证明是有效的，所以成为战后西方影响最大的主流经济学派。凯恩斯提出的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潮流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经济理论长期落后，属于后来居上。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才出现了一些对近代经济学有重要贡献和享有世界声誉的经济学家，如以边际生产力学说和动态分析理论而著称的克拉克，以及有名的货币学家费雪儿等。
1933年，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由英美两位学者独立地却是不谋而合地提出纠正自由竞争的两部著作，一部是英国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另一部是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自从古典经济学创建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自由竞争一直被奉若神明，成为正统经济思想。因此垄断竞争学说的出现便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快被普遍接受，最终代替了自由竞争的垄断地位。两相比较，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比罗宾逊“不完全竞争”表达更确切，因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专用语。
战前，英国经济理论以宏篇巨著见长；战后，美国经济理论则以流派众多著称。战后，美国经济学界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流派众多，人才辈出，其影响之大，几乎垄断了每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
在美国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有两大学派，一是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上半期占主导地位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萨谬尔森，一是70年代中期兴起的属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货币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原来叫新古典综合学派。战后，由于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政府均继承和发扬了凯恩斯的经济政策，50-6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处于鼎盛时期，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也开始受到重视和流行起来，使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大为畅销。于是，他在1961年第5版《经济学》中强调，他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属于“新古典综合”这一派，由此宣告了此学派的形成。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出现“滞胀”局面，经济由繁荣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于是凯恩斯主义失败之说流行起来，甚至遭到新自由主义的严厉抨击。在这种形势下，萨缪尔森在其第8版的《经济学》中改称自己是属于“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闭口不谈“新古典综合”之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换个名称而已，其内容并没有改变。因为所谓“新古典综合”的涵义，是指把马歇尔的新古典微观分析方法补充到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之中，此种“综合”的分析方法在改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后仍然一如既往。萨缪尔森之所以改变学派名称，主要原因是旨在表明以他为首的学派是正统学派，代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流“，以别于60年代形成的并与他对立的现代后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的“异端“。
货币主义是50年代中期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该学派的大本营是芝加哥大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继承芝加哥大学的传统，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专门反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片面强调国家干预的财政政策。他自50年代中期就坚持货币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一场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长达20多年的学术论战，最后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声名大振，货币主义也从此备受青睐。
70年代，货币主义中形成了一个分支——新货币主义或合理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卢卡斯。卢卡斯等把合理预期假说同货币学说的基本观点结合起来，构成了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体系。此学派假定每个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均为合理的。合理预期主义者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笃信市场机制的作用，极力反对国家干预。他们所论证的政府政策无效性的基本观点是：政府的预期不可能比公众的预期更为合理，同时政府掌握的信息仍然不可能比公众所掌握的信息更充分；政府打算采取的每一种政策，公众均能合理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政府总是落在公众的后面。总之，由于人们具有合理预期的明智反应，会使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不仅不会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产生初始企图相反的不利后果。
合理预期学派比货币主义走得更远，因此自从其在70年代宣告建立后，就招到各方面的批评，甚至货币主义学派中也有对其持反对意见者。尽管合理预期主义者将合理预期的重要性推到极端，但在当代不确定性日益起重要影响的现实世界中，预期的研究仍然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1995年，卢卡斯因此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70年代中期，美国还出现了一个供应学派。由于其理论受到当时竞选总统里根的支持，并随着里根竞选获胜，入主白宫，加以实施而使其引起注意，崭露头角。但在里根总统两届任期届满之前，其声势已大大衰退。此学派与里根总统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其兴也快，衰也快，弹指80年代一瞬间，这在经济学说史所有学派中兴衰之快，诚不多见。
供给学派的兴起有其历史背景。6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经济长期陷于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总需求的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此，以拉弗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供给方面寻找药方，以医治美国经济的病症。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必须摈弃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扩大总需求，以增加产出和就业的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古典经济学一向重视供给的传统上去。此学派根据萨伊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认为单纯鼓励消费对商业没有好处，一个好政府应能刺激生产，而坏政府才只能刺激消费。拉弗指出，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了供给是实际需求能够维持的惟一源泉。萨伊定律因此成为该学派的理论基础。该学派另一个有名的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是强调减税，以刺激生产。在减税问题上，拉弗提出过高的税率不一定获得高税收，较低的税率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税收。这种规律可以用曲线表示，因此被称为“拉弗曲线”。
在美国滞胀期间兴起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因而提出了不同的纠偏方法。这两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赏识和推行，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英美大行其道。
二、“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以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为指导，在英美两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其中心内容是实行私有化和税制改革。由于经济改革规模大，历时长，成效显著，因而被称为是自30年代以来反凯恩斯主义其道而行之的一场“革命”，撒切尔和里根推行的政策主张和措施也分别被称为 “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一）“撒切尔主义”
1979年5月，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撒切尔信奉自由主义和弗里得曼的货币主义，认为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有两大弊端：一是“企业的自由受到侵犯”，损害了经济繁荣的基础；二是长期的财政赤字导致“入不敷出地生活”，这是造成“滞胀”和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她主张一方面限制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应保证人们能自由地、无所顾忌地从事自己的劳务”，另一方面限制政府开支，“在公共支出的管理方面，必须量布裁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和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
为了扭转英国经济长期的“滞胀”局面，保守党政府从改变历届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着手。这种经济政策是用扩大财政赤字、鼓励私人消费和刺激投资等办法来提高社会总需求，虽然对推动英国经济增长和缓和失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后遗症也很大，导致了财政赤字剧增和物价不断上涨。保守党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其首要目标，具体做法是推行货币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紧缩公共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具体而言，该政策的施行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同时通过英格兰银行严格地控制货币发行量；改革税收制度，即减少直接税，
增加间接税，以既减少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又不致于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为限。
2、实行私有化政策以搞活国有企业
如果说货币主义是“撒切尔主义”同义语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则是“撒切尔主义”的“旗舰”。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对许多企业实行赎买政策，使私人企业变为国有化，其中主要有英格兰银行、煤矿业、民航、电力、铁路和邮政。此后，历届工党政府又将煤气、钢铁和造船业纳入国有化范围。这些国有化的行业由诸如全国煤炭委员会、英国钢铁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铁路公司和全国公共汽车公司等国营公司管理。英国政府在像英国石油公司和英国牧草地公司等拥有股份。总起来看，国有化企业只占英国GNP的大约10%，全部就业的8%和工业总投资的20%。由于这些国有企业体制不灵和管理不善，其中大部分连年亏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
撒切尔上台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限制国有工业的发展，具体做法是：（1）对部分赢利的国有工业公司逐步非国有化；（2）对由于亏损等而不能立即实行非国有化的国有化公司大力引进私人资本，给其输血；（3）对经营效果差的国有化工业公司，将其出售给私营公司，以提高其效率和减少政府开支；（4）此外，还鼓励私营企业与国有化企业进行竞争。
从1979年10月到90年代初，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企业有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电信公司、英国宇航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和全国货运联营公司等30多家公司。
把国有化企业私有化大大减少了国有化企业的亏损面和政府的财政负担。到1979年为止，国有化企业每年借贷和亏损总额达30亿英镑，政府经由出售其中许多企业，减少了这些借贷和亏损，获得了大约340亿英镑的收入，并且可每年从这些新的私营公司收取大笔税收收入。
事实上，私有化不仅挽救了这些企业，而且也提高了这些企业的竞争水平。例如，在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煤气公司，每个雇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在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出现的劳工分裂现象已不复存在；在英国电信公司，再也没有在私有化前安装一部电话要等待很长时间的事情发生。这种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些私有化企业中，雇员有机会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例如，在英国宇航公司，80%的雇员购买了股份；在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则高达90%，英国电信公司达到92%。由于这些雇员把自己的利害关系与企业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企业表现出关心和爱护的热情。例如，在全国货运联营公司，雇员和雇主对公司利润关心备至，以致于在涨工资谈判期间，均要求各自所属的工会降低其对工资增长的要求。
（二）“里根经济学”
1980年,里根以“供给经济学”作为其经济纲领进行总统竞选而获得成功。于是，这一学说由“巫术经济学”和“异端邪说”而成为里根政府指导经济的官方理论。80年代初，上台伊始的里根，以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两种经济理论的混合物为依据，为里根政府确立了要实现的4大目标：放松政府管制，反通货膨胀、减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和平衡预算，旨在摆脱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滞胀”局面，以达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总目标。里根两届任内，前3项目标取得了成功，其中以税制改革最广泛和深刻而著称，使美国经济在80年代再度繁荣，而第4项目标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1、解除管制
（1）背景
1981年1月20日，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阐述了其施政纲领：“我们的经济弊病是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下来的。这些经济弊病不可能在几天、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中就消失，但是它们终将消失。它们所以终将消失，是因为作为美国人，我们现在已像从前一样，具备了维护这个最终和最伟大的自由堡垒而做需要做的一切事情的能力。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前面所面临的诸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灌输以下信念：社会已复杂到不能自我管理的程度，由一个精英集团治理的政府优越于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如果我们当中无人能统治自我，那么我们当中又有谁有能力统治他人？我们所有人，不管供职于政府还是置身于政府之外，都必须背负这一包袱……我力求控制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影响，并将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与应由各州或人民享有的权力明显区分开来。应向所有的人重申：不是联邦政府创造了各州，而是各州创造了联邦政府……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倡议清除延缓经济发展、降低生产率的障碍……前进的步子将是缓慢的，要用英寸或英尺而不是英里来测量。现在是唤醒这一工业巨人、让政府回到其应有之位、减轻惩罚性的税收负担的时候了。这些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在这些原则上将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里根经济学”以供给学派为指导，即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学说为指导，反对长期以来历届政府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宏观调节理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市场自由竞争的运行机制，取消阻碍生产、经营和效益提高的规章条例，以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企业和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例如，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不断增加，建立了大量制订各种规章制度的机构，制订了不知其数的规章制度。美国企业受到政府规章条例的管制过多：从1970-1979年，政府制订的工商管制规章条例的数量增加了2倍，联邦条例法典的页数增加了三分之二；1970年-1980年，净化空气和水一类环境保护方面的规章条例，从2万项增加到7万多项；政府对钢铁工业制订了27个法规和5600项条例。里根认为美国社会为这些过度的政府管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纳税者为了支持政府大量的规章条例制订机构每年要支付几十亿美元，政府在制订规章条例方面的开支在整个70年代已经增加了3倍。过多的规章条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挤占了科研经费，束缚了企业发展的手脚。因此，里根政府认为，过多的规章条例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必须加以彻底改革。
因此，里根上台伊始，就在1981年2月17日发布了第12291号行政命令，规定了工商企业活动管制规章条例必须进行改革的5条政策原则。不久，白宫下属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根据这5条原则的精神，又制订了指导改革的具体10项方针。这5条原则和10项方针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下面4个方面：①制订工商企业活动管制规章条例的最高原则，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受益程度，即政府有关部门在制订管制性规章条例时，不仅要考虑其对社会带来的好处，也要计算对其所付出的代价。②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于管制的成本和效益必须进行定量分析以便确定其成本-效益比率和成本效率。对于经济影响超过1亿美元的重大项目，必须经过正式的“管制影响分析程序”或“风险分析程序”的有关鉴定，不得实行不按科学论证为依据的管制。③规章条例的管制对象应当是实际效果，而不是其产生效果的中间过程。这就不仅使得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而且减少了管制机构的工作量，因此降低了管制成本。④一般而言，政府不应当对企业的开设和经营方式、产量和销售等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应当把管制的规章条例保持在最低限度之内，规章条例必须简明扼要，具体清楚，互不抵触，以免企业无所适从。
在副总统布什的主持下，里根政府开始废除大量阻碍经济运行的繁文缛节，取消许多联邦官僚机构不必要的规章制度。同时，里根还邀请了格雷斯公司总经理彼得，要他组织一个高级企业家小组，专门研究联邦政府的经营活动，并就如何减少浪费和更加具有效率提出具体建议。格雷斯委员会也称私营部门费用控制调查小组，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该委员会在经过大量反复调查研究后指出：联邦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承保者、放贷者、借贷者、承租者、土地所有者、医院经营者、牧场所有者、仓库经营者、粮食占有者、林木出售者、卡车队经营者和造船主；并就如何使这些经营更加富有成效提出了2478条建议的报告。例如，该报告列举的政府采购规定非常复杂和烦琐：有8万页的政府采购规定，同时每年还有增加2万页的附加规定。里根政府采纳了其中大约800条建议。例如，取消了75种不必要的联邦政府刊物和一半的出版物；列于联邦登记册中的新规定减少了43%，平均每天减少143页；与卡特政府相比，里根当政期间政府发布的规章制度平均下降了41%。
（2）涉及行业
里根任内放松管制的改革涉及范围广泛，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
里根政府实行的大部分管制改革措施都是对行政法规采取的，惟独金融领域是例外。1982年国会通过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是在立法领域的重大改革，也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立法之一。该法扩大了储蓄贷款协会和其他小额储蓄机构的筹资手段，并且第一次允许小额储蓄贷款协会从事商业贷款和商业租赁业务，彻底改变了它们过去几乎只能依靠抵押贷款所获得的收入的情况，从而扩大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营业范围和筹资能力。此外，该法还创设了货币市场存款帐户，对这类存款的利息率不作任何限制，这是自从1933年实行利息率控制以来的首次开禁。其结果不仅使储蓄机构吸引了大量的存款，促进了金融创新，而且加强了金融业的竞争和兼并。
②放松对汽车工业的管制
1981年4月，里根政府开始对限制汽车工业的规章条例进行全面审查。美国政府对汽车工业的规章条例管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关汽车的安全性能，二是有关汽车的排气标准。截止1982年底，所完成的这些放松管制的改革将使消费者每年节省大约15亿美元的开支，而美国汽车工业也将因为成本的降低而获得加强竞争力的巨大好处。
③放松对航空业的管制
从30年代民航管理局建立开始，该局就对民航领域进行长期的限制竞争：从1938年到1978年，没有一家新的大型航空公司进入国内州际航空市场。1978年，当时的卡特总统任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府管制的严厉批评者阿尔弗雷德·卡恩为民航管理局局长。他上任后决定放松管制，允许在进入航空业和航空运费方面的灵活性方面加强竞争。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所有国内航线，航空公司可以自由决定相应的运价。里根任内则加快了这一发展趋势。现在，美国航空市场激烈的竞争态势已经形成，破产和新公司的进入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总之，美国航空业自从放松管制以后，效率和竞争力大大提高了。
表8-1 1995年美国航空业的市场份额
企业 市场份额（%）
美国 13
德尔塔 13
联合 12
西北 11
泛美 8
大陆 5
西南 4
美国西部 2
资料来源：《经济学》，第152页。
④放松对电信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管制
里根任内，放宽了对反托拉斯法的实施。其主要标志是：1982年，美国司法部结束了其对IBM和AT﹠T长达10年之久和耗资几亿美元的旷日持久的调查，对前者撤销了诉讼，对后者同意进行庭外调解，令其放弃22个地方公司，同时允许其进行跨行业经营，可以进入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行业。这一做法开创了在电子计算机和电信行业恢复竞争的局面。同年，司法部又颁布了一套新的企业兼并指导准则，其宗旨是放松对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兼并的限制，并且根据此新精神，对过去法院有关反托拉斯诉讼的1200多起判例进行重新审查，其中一些案例得到改判或撤销。
放松管制的意义是重要的，影响是深远的：解除了对企业不必要的规章条例的束缚，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促进了有利的竞争，加强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得美国经济重新获得竞争和发展的活力。
2、税制改革
①背景
从历史上说，美国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所得税改革。从建国到1913年长达大约一个半世纪内，美国一直没有所得税。建国初期，联邦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税项进行征税，即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输入税与国产税”4种税。直接税的含义联邦宪法并没有解释，一般以财产税和人头税为限，人头税是指按人口摊派的税款；间接税是对商品和劳务的课税；输入税是指进出口税；国产税是“指对从事职业、享受特权，或者销售、使用消费品等行为所征收的税，如酒税、烟草税、以社团形式经商的特权税等”。
在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曾征收过所得税，但那是作为战争时期政府财政筹措战费的一部分，属于特殊情况，因此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此举表示了支持。此后直到1913年
前，政府征收所得税一直被认为是违宪的。例如，1894年的威尔逊-高汉税率规定，对超过4000美元收入征收2%的所得税，1895年被最高法院以5：4裁定为违宪，理由是财产所得税与财产税相同，因而也属于同一“直接税”，因此根据宪法规定，必须按照各州的人口加以摊派。国会与最高法院为此辩论多年，直到1913年第16条宪法修正案生效，国会才有了征收所得税的权力。该修正案于1909年提出和通过，1913年正式公布生效，规定“国会有课征所得税之权，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在各州之间分配，也不必根据户口调查或统计，以定其税额。”从此所得税登堂入室，极大地扩充了税源，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自联邦政府开征所得税以来，所得税在联邦总收入或GNP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呈持续上升的趋势。由于一战期间征收过高，因此20年代期间，国会同意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建议，即高征所得税将影响有钱人对新工业企业的投资，由此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把一战期间过高的所得税、利润税和公司税等予以大幅度削减或取消。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新政”期间，个人所得税再次上升，高达90%以上。对此，里根是深有体会的。他在其自传中愤愤不平地说：“由于税收问题，许多明星情愿放弃制片合同和周薪所具有的保障。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属于94%税率的阶层”，“这意味着在达到某一纳税点后，在我所挣的一美元中，我只得六美分，余下的都被政府拿走了。”
到二战前，联邦政府收入的两大来源是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1940年，这两项收入几乎相等，占联邦收入的56%，其次是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二者的收入也大致相等，占联邦收入的33%。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税收结构，联邦政府的收入中所得税开始跃居前列，取代了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而所得税中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主。1944年，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上升到占联邦总收入的80%，而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则下降到17.5%。
战后，虽屡次减税，但所得税在联邦税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岿然不动，构成美国联邦税制的主要特点。例如，1946年，仅个人所得税一项就占联邦总收入的41%，公司所得税占31%，货物税和社会保险税分别占16.9%和7.8%。即使是在里根任内初期，1981-1982年税法的变动，暂时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百分比，但1982-1983年，个人所得税再度回升，超过48%的比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从1954-1984年这30年间，联邦总收入中各种税收占GNP的百分比的变化如下。
表8-2 1954与1984年美国联邦总收入中各种税收占GNP的百分比变化
个人所得税 1954年占8.1% 1984年占8.4%
社会保险税 1984年比1954年增加了3.5倍
公司所得税 1954年占6% 1984年占2%
货物税 1954年占2.5% 1984年占1%
显然，从占GNP的份额来看，前两种税收是增加的，而后两种则是下降的。
战后，美国联邦税收增长迅速的原因之一，是以较高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联邦税制的这种不合理性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人民普遍抱怨税负太重，甚至出现了“纳税人抗税”运动。1980年，尼克松在其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曾强调指出：“使美国经济的生产率下降的罪魁祸首是我们目前的税收制度”。可见，美国税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②税制改革内容及其作用
里根正是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的。他顺应历史潮流，决心改革联邦税制。他在首任就职演说中指出了现行税制的弊端：“停滞的工业使工人失业、蒙受痛苦并失去了个人尊严。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也因税收制度的缘故而得不到公正的劳动报酬，因为这种税收制度使我们无法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使我们无法保持充分的生产力。尽管我们的纳税负担相当沉重，但还是跟不上公共开支的增长。”他在连任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简化我国的税收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并为所有参加工作而挣钱的人降低税率。”
里根认为，联邦税制中，所得税的“过高的税率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他表示必须“彻底削减联邦所得税率”。他不仅言之而且行之。他上台伊始，就向国会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国会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该税法规定：(1)从1981年10月1日起的3年内，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第一年削减5%，第二和第三年各削减10%，同时实行应税收入指数化，以避免因通货膨胀上升而多纳税的情况；(2)对公司所得税，实行加速折旧的办法，大大缩短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以前允许在8.6年中折旧的设备，可缩短为5年，工业工厂的折旧以前平均是23.8年，现在可在15年内完成。加速折旧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增加投资，以推动经济发展。
尽管该税法是临时的，存在不少问题，但为进一步全面税制改革打下了基础。该法到期后，里根又提出新的联邦税制改革计划。根据1984年11月财政部长里甘向国会提出的《关于基本税简化和改革的报告》，国会制订了《1986年税制改革法》，同年10月，白宫与国会就此税法达成协议。经里根签署后，该法于1987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与联邦旧税法相比，该新税法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A、降低了税率
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有大幅度下降。前者从1981年的70%降到28%，里根指出：“这是自1913年以来的最低税率”；后者从46%降到34%。
B、)简化了档次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档次原有14个；新税法将其简化3个：15%、28%和33%。
C、减轻了税负
旧税法的个人最高免税额为1040美元，新税法将其提高到2480美元，增加了1倍多。
D、扩大了税基
新税法取消了旧税法中许多不尽合理的“减免”、“扣除”和“不予计划”等免税规定。
里根的税制改革对美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起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A、美国经济的发展始于1982年10月，即3年减税计划生效一年后，到里根第二任期届满时，共创造了1800多万个就业机会，这是美国“历史上可比时期中最大的发展。其间，美国人的就业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到80年代末，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约90个月。
B、第一阶段的3年减税计划以及1986年的第二阶段税制改革法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浪潮，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失业率，同时也为联邦政府创造了大量附加税收。
C、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被简化和降低到1941年以来的最低比率，尤其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最高纳税档次降低到自1931年以来的最低档次。这样，个人和企业不再把钱浪费在寻求庇护和逃税上，而是将其用作生产性投资，由此创造了美国经济新的增长和新的就业。因为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劳动所得可以更多地留归己有，因而他们便想挣更多的钱，最终刺激消费和生产。
总之。里根总结说：“由于1981年减税和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的实施，我成就了我来华盛顿时的许多愿望。”
3、里根否认奉行供给经济学
值得一提和有意思的是，里根在其自传中则明确表示，“我的税制改革观点并不是来自所谓供应经济学”，坚决否认“我已采用了这些原理作为我们经济复兴计划的基础，并郑重声明:”“坦白地说，事实并非如此。”为此，他列举了三点理由。
(1)税制改革是凭他的“个人经验“
他说，早在尤里加学院他学的就是经济学，但从好莱坞与税法打交道的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实际经济理论知识，要比从课堂上和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他以自己在华纳兄弟公司演员生涯巅峰时期处于纳94%所得税这一档次为例，认为当财政部内税局抽去他大部分收入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扪心自问，继续工作是否合算？当更多的人不得
不因纳税而放弃部分收入时，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便会减退，那么也可以肯定，这种税制制度出了问题。这样，人们就不会说“我要拍更多的片子”，而是说”我不必为挣一美元才得六美分而去工作”。这种效应传递开来，势必减少就业机会。里根由此从自身经历推论说，影响他的思想的同一原理也适用于各个纳税档次的所有的人：政府通过税收所取愈多，人们工作的动力就愈少。当矿工或装配工知道山姆大叔将要拿走他额外收入的60%时，他不可能为一点加班费而加油干。推而广之，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大公司和小企业：当联邦政府取走其一半或更多的利润时，它们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就下降了，转而寻找免税庇护和钻税法的漏洞。结果，它们对企业和设备的投资减少，雇员也随之减少，公司不再发展，经济不再增长。
(2)供应经济学是一种“常识“
里根认为，供应经济学及其原理并非当代之独创，而是早已有之。他举例说，早在14世纪时，一位穆斯林哲学家就有关于埃及税收的论述：“在王朝初期，税制通过少取产生多入，在王朝末期，税制通过多取产生少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税率低，税入就多，税率高，税入就少。他回忆说，1962年，肯尼迪总统也曾经说过同样的意思：“我们并非真正要在减税和避免巨额联邦赤字之间作出选择；越来越清楚的是，不管哪个党执政，只要我们国家的防务开支保持增长，那么受到选择性税率阻碍的经济便永远不会产生出平衡预算的充足税收——就像它永远不会产生足够的就业和足够的利润一样。简而言之，表面显得矛盾的真理在于：今天的税率太高而税收太低，从长远看，增加税收的最有效途径是从现在开始减税。”因此，里根认为，相信低税率会带来政府的高税收，古今中外大有人在。这个道理很简单明了，并不深奥：如果降低税率，允许人民更多地花费或节省其所挣之钱，他们将更加乐意努力工作，所挣的钱也就为“伟大经济机器增添了燃料。其结果便是：各行各业更加繁荣，政府税收愈益增长。”
(3)已有加州“还税于民“的从政经验
里根认为，自己在加州担任州长的8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说，如果加州是一个国家的话，可位列世界第7经济大国。作为加州州长，他认为像加州这样一个工业大州，与工业化国家面临许多同样的问题和挑战：保持经济强大和现代化，促进工商业繁荣，富有竞争力而又不过分管制，使居民充分就业和确保其安全等。里根列举了他在加州的政绩：减少了州政府的开支，缩小了州政府的规模，使州政府办事更有效率，使州政府官员对人民更加负责，并把州政府夺占的权力和征税权重新交给地方。里根认为最感到自豪的是，在他任内，数次还税于民，“通过减轻财产税，我们总共归还纳税人50多亿美元，这些钱本来就属于他们。”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直认为，政府是一个金钱贪得无厌的有机体，其身体会永无止境地增长，除非采取措施限制其进食。我不仅要通过减税刺激经济，还要以此控制政府规模的增长，限制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
因此，他强调，他的政府提出的经济复兴“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税制改革——彻底削减联邦所得税率。简言之，我相信，如果减税和减少华盛顿所占有的国民财富的比重，便会降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利率，刺激经济发展，带来经济活动的扩展，这最终会导致政府发挥重要功能的财政支柱的税收数净额增长。”
也许里根没有读过“供应经济学”的任何著作，但有一个事实是里根根本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他在首任就职总统后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仿照“拉弗曲线”用两张图表显示“财政赤字”和“平衡预算”的情况。这在前面已提到。这与“拉弗曲线”所指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出一辙。
因此，尽管里根极力否认自己奉行“供应经济学”，但他在任内推行的减税政策表明，“里根经济学”与“供应经济学”不谋而合，主要就是“供应经济学”。
三、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90年代，欧美各国以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一批战后出生的年轻领导人相继上台执政。90年代下半期，他们先后不约而同地推行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左、右之分的政策路线，为“第三条道路”的实施摇旗呐喊，掀起风云。
第三条道路”是1997年5 月布莱尔帮助英国工党从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的竞选纲领，也是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后施政的理论和思想基础。“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纲领，当以布莱尔的施政演说最为详尽。布莱尔对“第三条道路”所作的界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它之所以是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决定性地超越了旧左派和新右派。”中左力量宣称在当今这个经济和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既要保持中间和中左的基本价值观念，即团结、社会公正、责任感和机会，同时，还要赋予它们“实际效用”，即在价值观的实现上，不受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要体现灵活、创新、富有远见。因此，布莱尔成为西方“第三条道路”思潮和新政的最主要代表。
（一）提出背景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实施有其时代背景。
9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大量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也日趋明显，其主要标志是金融危机此起彼伏，从拉美、亚洲到俄罗斯，其危机程度日趋加深，其影响范围日趋扩大。世界各国经济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既要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抬头；既要扩大就业，降低失业增率，又要提供社会福利以缓和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等。对这些既统一又矛盾的现实问题，哪一种经济学派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正是在这种“人民在寻求领导。他们希望知道如何适应和实现繁荣，以及如何在这个变革的世界中建立稳定与安全”的形势下，“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二）主要内容
1998年9月27日，布莱尔访美期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路。
1、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立场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国家干预。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订能够鼓励独立而不是依赖别人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使人们能够适应工作，以及促进企业发展。
2、在教育方面，“第三条道路”强调，教育应被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因为较高的教育水平是今后进行国际竞争和进入一个广阔社会的关键。
3、在福利和就业政策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改革福利，使人们能够通过它尽可能实现就业，促进建立公平的工作标准，通过减税和惩罚怠工者使工作的人能够得到报酬，并创造就业机会。
4、在社会政治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恢复民主，并恢复对政治的信念；努力寻求在权利和职责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不仅要提供福利，而且对于青年人犯罪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同时强调家长的职责；对于家庭的支持正形成一种新的立场，以满足儿童的需要，并且帮助家庭——特别是那些已经很脆弱的家庭——以便它们能更有效地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此外，在进步与公正之间建立新的联盟。
5、在思想来源方面，“第三条道路”寻求采纳中间或中右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坚决超越那些过时的思想方法——突破一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旧的、左的思想支配的观念，实行一种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新式的右翼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从统一中左派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派的理论中吸取生命力。
（三）目的和成效
布莱尔之所以提出“第三条道路”，是为了树立工党的新形象，以改变多年来作为反对党和政府的不良形象：主张建立大政府，实行国有化，反对私有化；支持多征税，在各个领域增加公共开支，在公共服务中管理不善；对犯罪活动软弱无力，不关心家庭生活；受工会和生产者利益以及压力组织的左右等。
虽然布莱尔表示“对于第三条道路没有惟一的蓝图”，但这一道路的提出和实施毕竟表现了求实、探索和创新精神，给人以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是一种新思维。这条道路之所以新，是因为与战后“冷战”一代领导人相比，一改传统的左右机械二分法，对二者兼
容并蓄，择其善者而用之，它既吸取凯恩斯主义的关键，力主政府必须扮演宏观调控经济的角色，又吸纳自由主义经济的精华，强调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竞争。例如，虽然克林顿一反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力倡平衡预算，但在福利开支方面却与共和党的政策一脉相传；布莱尔上台后也并没有改变撒切尔的私有化做法，却强调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以提高竞争力。这些都说明他们的务实性，认识到当代社会经济面临的复杂性，决非过去那种非此即彼单一的经济学派和政策所能涵盖和解决的，必须有的放矢地灵活选用才能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尔等领导人出身低微，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年轻，但已在政治生涯中历经磨炼，最终掌握国家的权力，因此他们取向务实，不为理念信仰所束缚，颇具“平民政治家“风格。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背景、经历和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与他们同时代或更年轻的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人们的愿望，因而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可以这样说，“第三条道路”本来没有路，路是这些不满“非左即右绝对二分法“的新一代领导人选择的，从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一批战后出生的年轻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走”了开来，“走”的人多了，因而就成了一条路了。起码，根据“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想和措施，布莱尔执政期间的英国经济成绩显著，重现活力，可从一个方面说明其作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