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藉创伤茂盛 黄慕春

人性藉创伤茂盛 / 黄慕春

任何人都不许放肆

向我提出这问题，

问我的故乡在哪里。

我从不受空间

和如驶的时间控制！

我像鹰一样自由自在！（节选自尼采诗《无家可归》 译者钱春绮）

这题目是尼采引用过的一句拉丁名言。

其实这句尼采故意掩盖出处的话还有上句，源自周国平所译的尼采《偶像的黄昏》，原文是这样的：increscunt animi, virescit volnere virtus,(精神藉创伤生长，人性藉创伤茂盛。)

除了写写散文诗，尼采自己也很喜欢撰写些格言警句之类的东西，在我看来，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他是古典文献的专家，而在往昔那个古旧浑朴的时代，特别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某些作家思想家，都很喜欢用短小精炼的泰戈尔式句子来表出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据其自述，尼采也是很小就是那种喜欢动笔——怎么在短小篇幅里与古人竞争“雄浑阔大”的人，这种富于“思古之幽情”的情怀让他乐于效仿古人的简练，因为简练，于是显出机智与幽深；二，尼采是个疾病缠身的人，他没有过多的时间浪费在那些繁冗而无意义的句子上，要堆砌，要铺排，要表现；他曾说过，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他不断地在思考，于是很多富有“力度”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形成，偶尔流泻下来，于是宛如鲁迅匕首投枪般的此类格言警句便“应运而生”，其实，我猜测鲁迅先生那些《随感录》、《杂感》、《无花的蔷薇》等等篇目里蕴含的“杀气”与“力量”，或许就是这么借鉴着来的，众所周知，他老人家是很喜欢这位他表面讥嘲自诩为太阳然后疯掉了的思想家的。

尼采是很骄傲的人，虽然鲁迅说他自诩为太阳我看也容易招致某些人的误会，这都是些喜欢提倡“谦逊”或“谦恭”的人，希望不是带着变相犬儒气息的谦卑。他们不能呼吸尼采嘴里吞吐的狂放空气，这种空气据一向自信的尼采说，是来自高原的稀薄空气，没有一点“肺活量”，我看是难以抵御这种高原空气的润泽或是侵蚀的，而且尼采干脆说它来自远离尘嚣高踞人世六千英尺的上空，你们不想“呼吸”，那就让它在那里自由飘荡好了：我的声名还未来到，有的人要到死后才能出生。

关于骄傲，在我看来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自己无知或虚荣而骄傲，这种骄傲经过庄子那篇著名《秋水》的形象化的挖苦或是纠驳后，好比河伯见到真正的大江大海于是发现自己原是井底之蛙，发现事实表明自己是一点也不值——钱的；另外一种骄傲，就好比这两句“精神藉创伤生长，人性藉创伤茂盛”一样，是有着某种源自生活的启迪意味的，其实是一种面对苦难时斯巴达式的自信与桀骜，因为在生活中谁没有遇到过挫折呢？谁敢说自己没有遇到寂寞与孤栖的时候呢？我想关键的是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勇敢面对，而不是用所谓“谦逊”其实是退缩甚至是麻木不仁来敷衍塞责，来无原则地逃避，这就要说到其实所谓的“谦逊”也有两种：一种是真正地发自内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或是笃信人外有人的教诲而保持自己的平常心；另外一种呢？恐怕剥离分析后就不那么惬意了，这就是通常人们鞭挞鄙夷的那种明哲保身的犬儒精神，一种源自“虫”的智慧，对于这种爬行主义的揭露，尼采是很有点揶揄意味的不满的：

虫被踩后卷缩起来，这是明智的，他借此减少了重新被踩的机率。用道德的语言说就叫——谦恭。（见周国平所译尼采《偶像的黄昏》改革出版社第431页）

尼采还说过，道德始终是一张暜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这就要说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源自古希腊的神话，一位名叫普洛克路斯忒斯的人终日守在路边，迫使每个过路者都要躺到他特制的一张床上去，凡身体超过床长的均要被锯掉，不及者则要被硬拉成与床一样的长度。

这个神话的寓意可以用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来解读，在关于“修身”这个条目里，芥川如是说：强者可能是蹂躏道德。弱者可能是在蒙受道德的爱抚。遭受道德迫害的常常是强弱之间的人。（译林版芥川著《罗生门》第283页 译者 吕元明）

在尼采的譬喻里，暜洛克路斯忒斯充当了一个“道德迫害者”的角色，在尼采的思想里，道德，特别是那种提倡谦逊或谦恭其实是谦卑到对生命挫折采取趋避退缩的伪道德，对于缺乏意志或者热衷把握生命意义并为之激情满怀的人，就有这种“暜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强制性功效，但是对于梁遇春这样看似温柔敦厚文人气质浓烈的人来说，这张床将失去它应有的效力，或者皈依希腊神话的说一句，失去它应具的——魔力：

“在我们这个空气沉闷的国度里，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更要保持这笑声，来维持我们的精神，使不至于麻木沉到失望深渊里。当Charlotte Bronte失了两个亲爱的姊妹，忧愁不堪时候，她写她那含最多日光同笑声的‘Shieley’。Cowper烦闷得快疯了时候，他整晚吃吃地笑在床上做他的杰作《痴汉骑马歌》（Joho Cilpin）。Couky深尝忧患，屡次同游民为伍的，所以他也特别懂得笑的价值。”（湖南文艺出版社梁遇春著《醉中梦话》第16页）

这本来是梁遇春谈面对生活的苦痛怎么保持“微笑”的人生术的，被我挪来引申我这篇小文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其中蕴含的观念都是相通的，都是提醒我们：面对生活的不公与丑陋带给我们苦痛与挫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是存亡惯见浑无泪的自我放逐，还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重头再来，要不干脆一蹶不振被生活的重负彻底压垮，发出行尸走肉般无可为欢处的无力哀叹？

在我看来，这都是些类似丹麦王子经常思索的大问题。

在这一点，我愿追随我向来信赖的梁遇春先生，引用英国散文家兰姆先生的生平遭际与抵御抗争，来表达我心中对尼采上述格言的理解与支持。

被英国大批评家柯勒律治这位终生挚友称作“心底温和”的查理斯•兰姆先生，一七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生于伦敦，他的一生是Ceorge Eliot所谓“生命没有给人一种它自己医不好的创伤”的最好注脚。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一所宗教氛围浓厚的修道院里长大，并在八岁进入基督学校Christ Hospital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这养成了他凡事喜欢沉思默想的性格，或者也促生了他极具韧性与耐力的禀赋。这使他面对人生考验的时候，善于用梁遇春所谓“精妙的生活术”来予以应对。这种应对是相当的潇洒从容，宛如他百读不厌的诙谐中透着沉重的文风，他那古雅文体铸就的《伊利亚随笔》就是他练达人生与优雅品性的最好体现。

他几乎一生都在东印度公司做枯燥无味的会计工作，长达三十多年。据梁遇春《查理斯•兰姆评传》，他二十一岁时因为失恋曾经在疯人院待过六个礼拜。大概是家庭遗传的缘故，出院没多久他的姐姐玛丽•兰姆有一天也疯病发作，拿起餐刀要刺女仆的时候，错手误杀了劝阻的母亲，于是被关到了疯人院里，虽然后来被判无罪，但谁来接手这位一年只有几天神经会错乱的姐姐，却成了摆在一家人面前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兰姆的父亲还有那位自私自利的哥哥当然是主张放弃，他们或许觉得玛丽•兰姆呆在疯人院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面对疯病渐渐痊愈的姐姐兰姆本人却有许多踌躇，他不忍心让这位平时“极聪明知理”的姐姐一辈子呆在凄凉的疯人院里，而且他也很友爱这位文学修养卓异不凡的一母同胞，（慕春按：后来姐弟俩合作编著了一本相对通俗的《莎士比亚乐府故事集》，我们有萧乾的中译本）于是他只有在外面租赁一套房子，用自己“入仅敷出”的微薄收入来养活她，并且定个决心，保证用自己的一生来看护她，“他恐怕结婚会使他对于玛利招扶不周到，他自定终身不娶。一个二十一岁青年已背上这么重负担，有这么凄惨的事情占在记忆中间，也可谓人生的极哀了。不久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天天忙着公司办事，回家陪伴姊姊，有时还要做些文章，得点钱，来勉强维持家用。玛利有时疯病复发，当有些预征时候，他携着她的手，含一泡眼泪送入疯人院去，他一人回到家里痴痴地愁闷。”（同前）

可惜的是，尽管兰姆先生有当时第一流的诗人比如华兹华斯、第一流的批评家比如哈兹里特柯勒律治作为人生的慰藉来抚慰他的孤寂，成为他一生的砥砺诤友，但在他心目中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他终于在一八三四年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并非他要贪恋这个世界的繁华，那在他的心里或者也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他惋惜的是他死在了亲爱的玛丽•兰姆的前面，而这是与他的原定计划相抵触的，“因为他希望他能够比他姊姊后死，免得她一个人在世上过凄凉的生活”，他的姊姊在一种可以想象并令人叹惋的“半知觉状态”之下，还活了十三年。

但是古人说得好，“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诗便工”，“穷而后工”的兰姆虽然也没有多少“不平之鸣”——要像某些无病偏要呻吟的才子那样倾吐，或者某些豪情万丈等于一阵风的文学狂人那样叫嚣式的发出生命的狂飙怒吼。他一贯在著作中内蕴一种沉潜思辨的格调，他把自己人生中经历的苦痛以一种豁达的态度、流畅的笔调、同情的胸怀、幽默诙谐的宽容作风予以表现，因此虽然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忙里偷闲作的，却又能葆有回甘的深长韵味，比如他备受二三十年代我们的文人学士称道的两卷《伊利亚随笔》，几几乎成为当年他们学习英文的最好范本，推崇为英国最大散文家的显赫标志。

正因为他是这种梁遇春所谓“看遍人生的全圆”的作家，能够在“千灾百难底下，始终保持着颠扑不破的和人生和谐的精神，同那世故所不能损害毫毛的包括一切的同情心。”所以梁遇春认为，他与我们往昔的中国文人有着很大的区别，无论是为人处世上，还是行文著书上。因为兰姆虽然经历了那么大的忧患，却是个相当体贴人情的人。

“兰姆不求坏人别有什么过人地方，然后才去原谅。他到处体贴人情，没有时候忘记自己也是个会做错事说错话的人，所以他无论看什么，心中总是春气盎然，什么地方都生同情，都觉得有趣味，所以无往而不自得。这种执着人生，看清人生然后抱着人生接吻的精神，和中国文人逢场作戏，游戏人间的态度，外表有些仿佛，实在骨子里有天壤之隔。中国文人没有挫折时，已经装出好多身世凄凉的架子，只要稍稍磨折，就哼哼地怨天尤人，将人生打得粉碎，仅仅剩个空虚的骄傲同无聊的睥睨。”（同前）

兰姆也好，尼采也好，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人生健将，而非蔡元培讥刺的那种空头文学家。他们对人生充满了厚爱，用一生的执着去眷恋人世，并把这种清醒的执着与热情的眷恋化为立身处世的动力，或活力，于是面对不幸他们可以忍受，面对虚妄他们也要不遗余力地驳斥与纠讨，对比来讲尼采属于那种刚猛的类型，而心底柔和的兰姆就要隐晦含蓄得多，但站在“快乐入世”的角度或许他们又是一样的，兰姆与用铁锤来思考的尼采一样，正如年纪不大却从来见识不凡的梁遇春的评述：“他既不是以鄙视一切快乐自雄的stoic，（慕春按：禁欲主义者），也不是沾沾自喜歌颂那卑鄙庸懦的满足的人，他带一副止血的灵药，在荆棘上跳跃奔驰，享受这人生道上一切风光，他不鄙视人生，所以人生也始终爱抚他。所以处这使别人能够碎心的情况之下，他居然天天现着笑脸，说他的双关话，同朋友开开玩笑过去了••••••”

或许兰姆也殊途同归地懂得尼采的那句拉丁箴言蕴含的深刻意义，是的，精神藉创伤生长，人性藉创伤茂盛。很多人——特别是身处于当今时代，似乎面对加于自身的种种磨折总显得不够从容，或许就是没有参透此中包含的深意吧，那么，为何不学习兰姆的生活术好在自己人生的荆棘上跳跃奔驰的同时，感悟到一生缠绵病榻的尼采那种强有力的战斗精神呢？这种精神其实只在我们心中——坚韧、豁达、勇毅、包容的心中蕴蓄：

精神藉创伤生长，人性藉创伤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