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大收藏家张伯驹:旧中国“四大公子”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5 07:43:08

大收藏家张伯驹:旧中国“四大公子

  

  张伯驹字号“丛碧”,斋号“丛碧山房”,始于他收藏第一件墨宝——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四个字。

 

  

   1927年的初夏,张伯驹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一段时间,他的脚步总是不知不觉地从北京西河沿盐业银行红楼拐到琉璃厂这条街上。他愈发觉着自己一来到琉璃厂观赏文物,便兴趣盎然,一坐到红楼里办公则索然无味。时间一长,琉璃厂的文物古董如磁石般吸引着这位而立之年的公子。他经常从班上溜出来往返于琉璃厂,就像深山里的探宝人,无时无处不在寻觅着宝物。

  

  一日,他跨进了一家古玩字画铺,店伙计热情地打着招呼,他微笑着点头示意,脚步慢悠悠的。他一边走,一边看,在一个玻璃柜子面前突然驻足,目不转睛地盯在写着“丛碧山房”四个大字的横幅上。“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伯驹对店伙计说着。店伙计急忙取出来展放在玻璃柜子上。“噢!这四个字写得如此飘逸、苍劲!真是神来之笔。”伯驹吃惊地自语。出自何人之手?“丛碧”二字最早见于宋代范成大的《千石岭诗》,诗中有“不知山几重,杳杳入丛碧”。他一边寻思,一边观看落款和印章。啊!这不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吗!此乃国宝啊!他的眼睛倏忽一亮,又细细地看了看,确认是真迹,二话没说,问过价,付过款,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从此,他自号“丛碧”,自命宅院为“丛碧山房”。

  

  张伯驹不仅开始了他的收藏生涯,还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仅有的几名专门鉴定委员之一,在中国近代史终以大收藏家名世。

  

  但是,他的收藏生涯伴随着很多辛酸和风险。那是1936年的初春,黑夜早早降临。在张伯驹上海的寓所里,显得格外宁静。一向心气平和的张伯驹,显得焦躁不安,似乎有什么心事。他疾步窗前,向外张望,窗外黑沉沉的,没有一丝星光。他回首点燃了一支香烟,只吸了两口,便掷在烟缸里,客厅里的步伐越发显得杂乱无章。这时,随着轻轻的叩门声,走进来一位客人。来人还未站稳脚跟,伯驹就劈头盖脑地嚷了起来:“喂,《照夜白图》的文献价值,你是清楚的,现在很有可能流往国外,这事怎么办好?”他两手向前摊开,一副焦躁的面容。

  

  进来的客人名叫邓散木,邓的金石、书法在当时颇有影响,他与伯驹是好朋友。

  

  “不要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散木也很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刚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韩幹的《照夜白图》已被上海的一位姓叶的古董商人买去。据说,有可能在近日转手国外。”伯驹十分严肃地把刚得来的消息告诉了散木。

  

  “韩幹是唐代一位杰出的画家,在我记忆中,他能画高僧、佛像、鬼神、人物、花竹等,尤其画马为最精。他的这幅图我还未曾见过。”散木极力搜寻着自己对韩幹画事的记忆。

  

  “这幅画原藏在溥心-处,我在溥家见过此卷。这幅画是用水墨画成,简洁有力。一匹马被紧系在木桩子上,被绷紧了缰绳,怒目张口,全身耸动,腾骧四蹄,昂首嘶鸣,有一种‘君看此马不受羁,夭矮势欲凌云飞’的气概,韩幹画马,很少在马身上加以渲染,绝大部分是以劲拔、修长的线条勾成,有一种栩栩如生、跃跃飞动的气势。”伯驹话语间流露着对韩幹作品的喜爱。

  

  “韩幹的画马艺术对于唐代中后期绘画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绘画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位置。”伯驹又补充说。

  

  “应该立即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此宝流往国外。”散木说。

  

   “你想想,商人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你我能有什么办法?”伯驹焦虑地说。

  

  散木走后,已是夜半,伯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从被窝里钻出来,提笔给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写信:

  

  据悉,韩幹《照夜白图》卷,目前已被沪叶某买去,此卷文献价值极为重要,请君设法查询,勿任此宝出境。切盼,切盼!

张伯驹1936年×月×日

谁知自己全力挽救画卷,终于无效。不久,他接到复函:《照夜白图》卷被叶某携走之后,已转售英国。听此消息,伯驹如五雷轰顶,几乎昏厥过去,他痛心疾首,气愤万分。

  

  因《照夜白图》的流失,伯驹担心起《平复帖》来。《平复帖》也藏在溥心-处。他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此帖。为此,他曾千里迢迢专程去汉口。在展览会开幕式上,他见到了我国传世最早的这件墨宝。那是在1700多年以前,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机,听说好友患疾,便提笔写了一封信,慰问病情,遥祝病体平复。这就是日后成为国宝的《平复帖》,此帖比王羲之的手迹还要早七八十年。

  

  他唯恐《平复帖》再被盗买,经再三考虑,决定委托悦古斋的韩博文君出面,往溥心-处相商。

  

  不日,韩君来到溥心-处。一见面,他就直接了当地说:“自从《照夜白图》卷转售英国以后,张大爷坐卧不安,茶饭不思。”

  

   “有那么严重?”溥心-惊讶,转而说:“这也并非我意。”

  

   “依大爷之意,千万不要再使国宝流出国外,若愿让《平复帖》,他愿收;若现在需要钱,他可现在就出钱作抵押。”

  

  心-沉思了片刻回答说:“现在尚不需要钱,如伯驹肯让价20万,《平复帖》归他。”

  

  韩君如实回复伯驹。

  

  伯驹心想:我目前尚无此财力,不过是为了在溥心畲处早备一案,不致于使古董商人先于我而已。

  

   “伯驹有此预见,实乃难能可贵!”韩君赞叹。

  

   “我也是在暗示溥心畲,国宝若转让,理应让给收藏家,而不应该售给古董商人。”伯驹又有些激动。

  

   “我看已经达到目的啦!”韩君劝慰道。

  

  伯驹这一招果然奏效。

  

   1937年的早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叶遐庵正在筹备《上海文献展览会》,他日思夜想,欲得《平复帖》,以壮《上海文献展览会》之威。于是,他托张大千致书溥心-,诚恳表示他愿以6万元求让,心-复函大千说:“张伯驹先生已先于遐庵求让,我让价20万。事隔一年,如叶君有意收藏,让价仍不变。”大千将心-复函转给遐庵,遐庵更无此财力,此事只好作罢。

  

   1937年盛夏,伯驹偕夫人慧素赴平休夏。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由于铁路运输中断,夫妇不能返沪,在北平住了几个月。这年年底,伯驹又去天津。腊月二十七的上午,在回平度岁的车上,伯驹意外地遇上了傅沅叔先生。谈话之间,伯驹知道心-恰遘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又有限制。

  

  伯驹此时双眼微闭,略有所思。沅老见状问之:“伯驹有何心事?”

  

   “沅老,我一直想收藏《平复帖》,在心-处早有备案,您能否居中周旋,如果他肯以《平复帖》作抵押,我可以借给他1万元。”

  

  沅老欣然应允。

“沅老,此事越快越好。”伯驹又添了一句。

  

  伯驹至平寓所,与夫人言及此事,慧素极为赞赏。伯驹很高兴,自从他花重金收藏国宝以来,家中无一人同意,还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自从他和慧素成婚,家庭和睦温馨,因她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

  

  晚饭后,夫妇二人急切地盼望着沅老的到来,待至夜深,也不见沅老的踪影。伯驹收宝心切,毫无睡意,夫人劝他早些休息,好事不怕晚。

  

  次日午间,沅老至伯驹寓所。伯驹夫妇也怪,既想马上见到沅老,又怕沅老带来不测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

  

  沅老未坐定即启口:“心-说,此宝若转让,只能让给伯驹君,他不仅是最早备案的,况且志在收藏。我若转让他人,不仅有负于伯驹,也将有负于世人啊!”

  

  听到这里,伯驹夫妇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沅老还告诉伯驹:“现在心-只要价4万。我看不如径直买下为简断。”

  

  伯驹当即拿出两万元,请沅老先付心-,其余两万两个月内付竣。

  

  腊月二十八,《平复帖》这件稀世珍宝由沅老从溥心-手里接过来,持之家中题跋后,腊月二十九送至伯驹寓所。

  

  伯驹夫妇欣喜若狂。从此,他将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

  

   “平复堂”满室生辉,为丁丑年的春节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伯驹逢人便说:“《平复帖》伴我度过了新春佳节!”

  

  正月里,一位不速之客来张伯驹家“拜访”。此人就是古董商人白坚甫。白曾向日本人盗卖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告身帖》就是通过他转手日本人的。他得知《平复帖》的下落,便前来登门拜访。

  

   “我喜欢《平复贴》,愿以20万甚至更高的殊价购买,愿张先生让之。”白坚甫自认为出价高昂,定能得手。

  

   “《照夜白图》、《告身帖》等国宝均已被民族的败类转手洋人,如今你又打起《平复帖》的主意。可惜此帖已在我的手中,只要我张伯驹在,任何人也休想得到它。”伯驹得知白坚甫居心不良,有几分气愤,话说得很不客气。

  

   “大爷息怒,大爷息怒!白某没有别的意思。”白现出鼠相。

  

   “金钱易得,国宝无双,收起你的臭钱。”张伯驹已忍无可忍,对白下了逐客令。

  

  白坚甫狼狈而走。

  

  张伯驹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冒着一次次的风险,经历着收藏生涯的一次次艰辛……

  

  张伯驹怒斥古董商人不久,他应邀来到郭世五家。郭世五名葆昌,原是袁世凯的差官,很得袁的宠信。袁称帝时,郭向袁进言,应制“洪宪”瓷器,作为“开国”庆典的纪念,并要用故宫珍藏的精品作样本。袁同意,郭于是从故宫文华殿提取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带往景德镇。1915年,“洪宪”瓷制成,胎极薄,瓷极细,色彩清新,图样美丽,堪称一流瓷器。袁死后,郭从文华殿提取的大量精美瓷器全部归为己有,成了郭氏觯斋藏瓷中的精品。他一面将瓷器中的精品售往美国,一面在国内继续收买瓷器,郭于是成了当时国内收藏瓷器的专家。

在溥仪寓居天津张园时,郭趁其财力紧缺,又购买了《三希堂法帖》的其中二帖,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另一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原藏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郭得二帖后,又是企图转手渔利。张伯驹就是应邀前来就商此事的。

  

  伯驹前来一是要鉴定一下二帖是否是真迹,二是顺便看一下其它的文物。果不出所料,他在这里还见到了李白的《上阳台帖》和其他珍贵文物。

  

   “《中秋帖》与《伯远帖》如伯驹君愿收,我愿以20万让出。”郭世五毫不客气。

  

   “岂止是这两帖,其他文物我也愿收,我将差人来与你再议。”郭世五愣了一下,他心里在想:“张伯驹真是豪富啊!”

  

  其实,张伯驹在未来之前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他深知,郭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终有不测。但是,他索价如此昂贵,哪有此财力收藏啊!

  

  伯驹唯恐两帖流落海外,《三希堂法帖》就再也不会有延津剑合之望了。不日,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复商此事。

  

  柳向郭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二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20万让于伯驹,但因财力不足,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郭应允。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不能支付。伯驹四处筹措无望,无奈,只好将二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间人协调结束。

  

  不久,郭逝世,其珍品归其子。日寇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伯驹偕妻携女,颠沛流离,但一直挂念此事。日本投降,他从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

  

  春农回复,尚在郭家。伯驹表示,愿收藏。其子让价,二帖为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居间人往返数次,磋商于郭昭俊,价能否再低一些,郭没有诚意,但伯驹并未罢休。

  

  正在这时,教育部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到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张伯驹商议。

  

  王世襄意见,首先让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伯驹极为赞同。

  

  王荫泰在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曾下令:“此部瓷器有所移动,必须先呈报。”郭氏藏之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盗卖于美国外,其余由郭昭俊让价王荫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从文华殿及热河行宫提取的原物,即使收回,议价也不宜过高。伯驹建议王世襄妥善处理。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消息传开,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荐,攀援上了宋子文。经几次接触,一桩交易,双方默契。

  

  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郭暗地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

  

  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瓷器,室内悬挂着郭世五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窃窃私语。

  

  张伯驹深知内情,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啊!”他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帖的下落。

  

  一年以后的一日,他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鹰来函,约其撰稿。

  

  为了不致使国宝流落散佚,他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佚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此事,各种场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事不妙,恐惹物议,急忙派人将二帖退还郭昭俊。

  

  《新民晚报》的艺坛通讯载:“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张伯驹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视着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携帖逃往上海,从香港转至台湾。

  

  这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披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之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

  

  张伯驹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赞扬。然而,他也受人责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说:“张伯驹身为本院专门委员,不为院里之事隐讳,反而还大肆宣传。”伯驹听后,一笑了之,表现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的意度。他的眼睛继续盯着二帖,以至穷追不舍。

  

  不久,他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将二帖押在英国某银行。伯驹又各方呼吁。此事后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经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帖。

  

  伯驹自1937年见到二帖,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当收藏家的这颗心落下来时,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然而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好啊!”

  

  (摘自:《一代名士张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