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七封信牵出大历史（转）-邹士方的官方原创博客 -文章

    刘净植

一叠薄薄的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巴金手札，无关对通信人隐私的猎奇，映照出的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剧烈变化的面容。———

　　■人物简介

　　赵瑜：1955年生，山西长治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做过职业运动员和篮球教练。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等，参与并推进了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尤以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曾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导演过纪录片《内陆九三》、《大三峡》等，另有电视剧编剧作品《山里人》、《深层》、《赵树理》等。

　　在古董旧货市场上淘出点名人以往的书信纸墨，大概不算得是多么离奇惊人的事情吧？也许，七十多年前，巴金写给山西女读者赵黛莉的这7封信，最寻常的命运，要么仅仅是一个收藏爱好者的藏品，要么是献给博物馆、研究机构的一份历史资料罢了。

　　但遇上这7封信的人是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赵瑜，这位因《强国梦》、《马家军调查》等作品而名声大噪的山西作家，由于对历史的好奇、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生活的敏感，他开始了对收信人黛莉的寻找之旅。

　　那一张张枯黄的信纸，因为他的找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还原出鲜活的灵魂，变成了一本书——《寻找巴金的黛莉》。巴金、黛莉、阎锡山兵工厂的工程师、黛莉的族人、乃至于古董商赵从平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的颠簸命运，那些相关却又各不相干的故事，就这样毛茸茸地聚在一起，映射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是山西20世纪前半叶剧烈变化的侧影，是一个山西大家族在战争与革命中的分崩离析，还有中国近代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之伤。

　　这样说好像有些复杂了。其实这本书写得像一部精心构造的纪录片，讲的全是人的故事，带着悬疑的色彩，有活生生的画面感。历史其实就是讲故事，在精彩的故事中听出唏嘘，才显出讲故事人的本事。

　　《寻找巴金的黛莉》一出炉便红遍了晋陕大地，多家报纸毫不忌讳地同时连载，那种热情无关对隐私的猎奇，而是惊叹于薄薄的信纸竟然承载起历史和现实之间最丰厚的部分。

　　因为这本书，黛莉在年近90的高龄突然成了新闻人物，大大地出名。在打电话向赵瑜表示感谢的同时，她恳请作家不要告诉媒体自己的地址，以便守住自己难得清静的晚年岁月。

　　◆访谈

　　■找到黛莉这个人并不是目的，但结果令人喜出望外，她竟然还健在

　　记者：您是在古董市场偶然得到这七封信的，为什么会起意寻找黛莉，并决定把这个过程写成一本书呢？

　　赵瑜：作为收藏爱好者，首先增加了我发现这七封信的机会，这个发现本身有其偶然性，但是寻找黛莉确实是我有意为之的。虽然结果比较完善——竟然黛莉还活着，书中得以展开她的历史，但实际上我在找的过程中并不知道她还活着。探索这件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触摸历史，在追寻历史对人的命运、对上一代知识分子、包括给山西这块土地带来了什么。而很多对历史的认识恰好是我作为一个山西作家在以前就储备的，比如书中涉及的对战争、土改的认识、对山西知识分子教育的认识、对大家族的认识等等，这是个整体发酵的产物。

　　记者：在一开始决定寻找黛莉的时候，您就确定这个过程能够触及这么丰富的历史内涵吗？

　　赵瑜：一开始我以为找她很容易，以为她家就在太原，这家人可以走访走访吧？没想到她出身在那么一个大家族，而且一家人作鸟兽散，所剩无几。战争和土改斗争的惨烈，让一个大家族在转瞬之间消亡，让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而且其中还找错过人，引出和阎锡山的兵工厂有关的另一段历史。这些事就牵引出我的兴趣来了。再一个因素，就是卖给我信的古董商赵从平突然遇害，对我也是一个非理性的刺激，老赵的去世让我感到非常悲凉。作家需要激情，中国作家的通病就是缺乏真情，这种激情促使我找下去，最终的结果是喜出望外，89岁的黛莉还健在。

　　记者：我看到一些读者的反应，认为找到黛莉后写得不够多，不够过瘾，这是为什么呢？

　　赵瑜：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老太太年近90，让她回忆太多也难，回忆也是痛苦的事。而且写她的时候很少欢乐，所以应该延续前面节制的风格，点到为止，而且到后面展开一个很大的人物故事，从比重上也不太均衡。黛莉后来的命运，很多人其实也可以联想得到，所以也留下一定的空白。

　　记者：您书里没有提到，后来那么长的时间黛莉和巴金为什么不再联系了呢？她怎么看后来的巴金呢？

　　赵瑜：她主动讲过，后来她也看过很多有关巴金的作品，包括巴金夫人萧珊写的回忆录。没有再跟巴金联系的原因，是因为抗战开始以后，她实在没办法解释清楚自己复杂的家庭背景。

　　■对巴金那代知识分子，对革命和历史的认识和反思，才是目的所在

　　记者：我看这本书的感觉，它像一棵树，主干虽然是寻找黛莉，却生出很多旁的枝节，涉猎到历史与人的命运的很多方面，巴金与黛莉之间的故事倒不重要了，采用这种写法有什么考虑吗？

　　赵瑜：实际上，单独发表巴金七封信是一种写法，单独写黛莉的故事也是写法，但现在的写法在作品升华和反思的意义上更大。难道写巴金与黛莉之间的通信仅仅是猎奇吗？如果仅仅是寻找黛莉的主干，就不够丰富和多元，也缺乏我个人的认识和情感。所以必然有旁支，当然这个旁支要适度，还要有非虚构文学的基本框架。作家的主体意识确立在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书中我就想提土改，想关照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里面小闲话挺多，貌似偏离主干，但却使得这个故事更有意义，把正面的写作变成反思。

　　记者：确实在作品中能看到您的反思意图，比如从巴金的信里引申到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看到老一辈文学家对信仰的坚持，以及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这种信仰和责任感和文学的关系，还有从巴金对待黛莉这样一位读者的态度等等，其实您想讨论的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反照是当下作家所缺乏的基本素养，是吗？

　　赵瑜：写所谓历史题材的故事实际上是关注当今的，现在我们的文坛毛病比较大，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随着经济的发育，一片金钱私欲之声。作家更本质的东西便淡化了，作家跟民众的关系彻底模糊了。我不想做精英，但我觉得精英意识并不应该反对，一个民族相对先进的一部分人的工作，会对这个民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应该重视的。在作家内部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应该考虑的。

　　很多人从书里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比如有人看到思想史的变革，无政府主义曾经那么流行，影响了很多人，巴金是其中的代表；有人还觉得这是对山西这块土地的再认识，还有不回避革命的残酷历史等等。实事求是地抒写历史、反思历史、关照历史，是一个作家应尽的职责，而反思的正是当今的状况。

　　记者：书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涉及一些对五四以来的思想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的思考，比如“家”的概念，青年赵黛莉在巴金《家》等作品的影响下，走出封建大家庭到社会与民众中去，但是黛莉辗转多处，却始终也没有走出“家”的网络，而她最终的命运，也没能得到自己完整的小家庭。其中颇为意味深长。

　　赵瑜：确实意味深长。我们国家封建帝国时期的基本的单元就是家，大到家族，小则家庭，构成了一个区域里的乡村政治，这种乡村政治最终构成了中央集权。这没有什么对和错。五四以来的主流思想就是不破不立，推倒了重来。打破家庭走出去，是巴金那一代人迫切的革命理想。但是丢掉家庭会是什么样呢？

　　我着意反思这个问题，很多职业革命家庭里都亲情淡薄，这不是刻意的，而是因为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带来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党的干部，我们的家庭就是这样。很多像我这样家庭出来的人，都会有和父母有很多的隔膜和矛盾，甚至因为那种不是刻意的冷漠，而带来痛苦的家庭关系的例子在作家中也不少见。

　　一切社会革命理想的终极目的，应该是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生活得更好。家丢掉是不行的，也是丢不掉的。这些都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而是知识界已经普遍意识到的话题，我不过通过这个作品很自然地写出来。

　　■要是觉得苦和累，只能说明他不适合当作家，尤其是非虚构类作家。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个乐儿

　　记者：以往您的作品都是宏大题材，这次的风格有些不一样，从小处入手，写个人的命运，语言风格也有了一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赵瑜：其实我的作品一直有大有小，过去大家熟悉的都是宏大叙事，更关注《体育三部曲》、《晋人援蜀记》，还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革命百里洲》等，但其实我是从写散文开始的，也写过小说，所以写这种东西不算是新的尝试。

　　文体方面大家夸赞较多，但我自己不以为然，职业作家不会写东西也不对。作家每一次写作都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创新才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所在。我非常重视作品的文艺色彩，特别是文学语言。写得克制和温和，可能和年龄有关，不愿写得那么白，不愿有话语霸权，跟读者进行平等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我尤其烦用欧化的语言来写中国的故事，我们这么多年来受翻译体语言的影响大于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我还是非常希望从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最近有人邀请我写篮球，我都差点想到用韵脚、快板书的手法来写。

　　记者：您似乎很久没有写体育题材的作品了吧？

　　赵瑜：体育题材我自己已经亢奋不起来，而且写体育并不节约时间。写其他的题材我能够交叉进行话题研究，比如我写宜万铁路的修建，顺便就能研究詹天佑最早成立工程师学会的问题。

　　其实这些年一直有很多人找我写足球，但我不写，是因为太愤怒了。愤怒出诗人，但不能出纪实作家，在这种情绪下不能理性地进行调研和分析。但写篮球一点不累，因为自己吃这碗饭长大的，特别明白。我从小打篮球，一直打到地区成年队的教练。所以这次写篮球我就是一种玩的心态。

　　记者：我看到一些评论说到您是“田野调查式写作方式”，是指您四处走访调研，掌握大量资料再写，这是写纪实作品必需的一种方式吧？

　　赵瑜：这是基本功，但理论上对小说家来说也一样。过去中国人最推崇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只是在家里读了万卷书的话，顶多是个藏书家。必须走万里路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即便现在人们对信息的掌握多少可以依托网络和电视，但它们提供的毕竟是虚拟的、元素式的，比如你在电视上看见西藏和你真的去西藏能一样吗？在电视上你怎么也不知道缺氧是个什么感觉，你还是得走出去。

　　记者：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定觉得成本太高，也会觉得太辛苦吧？

　　赵瑜：生活对一个好的作家或艺术家来说，一定是公平的。有些人确实也说过这种方式太苦太难了，一方面我们可以鼓励他说，文学创作哪有那么容易呢？另一方面，觉得苦和累的话，只能说明他不适合当作家，尤其是非虚构类作家。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个乐儿。

　　纪实之路

　　■报告文学的新探索

　　运动员出身的赵瑜是个摄影发烧友，常常出没于晋东南地委摄影组。这个摄影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很前卫地引进了一台摄像机，于是他和山西省电视台便搭上了关系。

　　省台的年轻记者周军不满足常规的新闻报道，想尝试着拍点纪录片，于是拉上晋东南地委摄影组的年轻人一起合作，三人组合拍了纪录片《太行山区幸福路》。片子表现的是封闭的山区百姓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克服困难开凿出通往外面世界的山路的故事，片子播出便获了奖。那是赵瑜第一部电视纪录片，与他合作的周军，如今是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

　　纪录片的成功引来了晋东南地区第一部电视剧的诞生——同题材的电视剧《山里人》，赵瑜是编剧。省电视台到赵瑜就读的晋东南师专借人，他一时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尚在读书的他加入了作协，学校里另外一位享此殊荣的人是中文系教授，这让他有一种“夸张的喜悦”。

　　当时晋东南文联与矿务局合作办了一个名为《热流》的刊物，创刊号的头条要写矿务局，文联主席到师专找赵瑜，让他赶紧来一篇。于是赵瑜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新形象的诞生》就这样出炉了。写的是领导出国考察，深受启发，回来改革煤矿工人的生活工作条件。作品很快获得了“矿工最喜爱作品奖”等诸多奖项。赵瑜说这从此奠定了他之后的作品以人为第一要素的基调。

　　这篇作品的成功给了赵瑜极大的信心，原本爱写诗歌、散文的他对报告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便有了写公路交通问题的《中国要害》，发表在《热流》之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作为报告文学的新的文体探索来进行讨论。

　　赵瑜一下子在山西省名气响了起来。他觉得：“哟，我真的能写这个！”于是决定接下来要写一部拿得出来的作品。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改革，赵瑜做了很多年职业运动员，深为体育界“一金遮百丑”的现状感到困惑：金牌和老百姓的健康有什么关系么？

　　带着这样的思考，赵瑜写出了让他在全国一炮而红的《强国梦》，之后他又乘势写了著名的《兵败汉城》。

　　■纪录大片专业户

　　90年代初期，伴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重大影响，山西电视台决定制作一部与改革有关的大型纪录片，于是赵瑜集系列片《内陆九三》总撰稿、总编导、主持人于一身，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探讨闭塞的内陆地区在改革中所面临的地域、历史、文化等种种话题。

　　这部作品播出时饱受好评，获了不少奖。然而赵瑜却深感拍纪录片不如写作自在，时逢红极一时的田径“马家军”兵变，赵瑜立刻兴致勃勃地走进这一题材。在《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之后，不再满足于仅仅提出问题的他，深入中国体育体制的土壤，探究其问题。1995年，《马家军调查》完成。稿件在圈内流传，好评如潮，无奈一时不能发表。

　　赵瑜于是又去拍纪录片，因为有《内陆九三》的成功，这回他接拍的是央视大片《大三峡》。于是，成长于黄河流域的赵瑜，愉快地开始了长江文化的探究。那几年，除了《大三峡》，他拍的全是大片，《科教兴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等等。片子拿了不少奖，好评不少，他说，那时的成功，让自己疯疯癫癫特膨胀，央视还差点跟他签了长期拍大片的约。结果，他还是放弃了。

　　归根结底，他还是喜欢写作的自由。

　　1998年，他去《中国作家》杂志取回《马家军调查》的稿子，想着是不是换个地方试试门路，好歹换点稿酬。结果编辑萧立军拦住了他，在他的力推下，《马家军调查》得以出版。赵瑜说，之后的轰动和争议，他已经感觉麻木。

　　后来他到了抗洪第一线，却意外地发现了位于长江中的孤岛百里洲，那个岛上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和百年历史中农民的命运，深深震动了赵瑜，于是他花了4年的时间对这个小岛进行“田野调查”，写下了《革命百里洲》。2004年，《革命百里洲》除了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之外，还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挡都挡不住的获奖

　　赵瑜获过大大小小许多奖项，包括各种文学奖和“五一劳动奖章”等等。有些获奖的故事，说起来还挺有趣。

　　他说，自己的作品中，唯一没获过奖的是《马家军调查》。也许是当年掀起的风浪太大，名声盖过了奖项。

　　《强国梦》一开始争议很大，但在问世15年之后，突然开始获各种大奖，挡都挡不住。先是“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那评的是1978年到2000年二十多年的作品。然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进而“建国6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赵瑜说，大概是经住时间的检验了。

　　他获过的最稀罕的一个奖，乃是“央视MTV”大奖，又称“音乐电视奖”。1996年，爱唱民歌的女记者李亚蓉包装“民歌大王”贺玉堂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她自掏腰包为贺玉堂跟自己合唱的《庄稼汉》拍MTV，请的导演就是赵瑜。经费很紧，赵瑜友情帮忙，用了很多自己团队保存的农村资料片，加上在河曲地区的外景，完成了这个土得掉渣的MTV。这个音乐电视作品在央视播出之后反响热烈，曾引起了音乐界“中国音乐往何处去”的大讨论，也为后来“原生态”音乐潮做了预热。《庄稼汉》后来获央视音乐电视银奖和特殊荣誉奖，后来成为大学影视教材中MTV拍摄的范例。

　　当他不拍纪录片之后，别人以他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倒获了个国际大奖。他翻了半天自己的记事本，想找找导演来告诉他喜讯时自己记下的奖名，一时却无果。他一脸觉得好玩又觉得无所谓的表情：“那叫个什么奖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