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 - 秋心斋书画网 - 秋心斋书画网, 汪维成

一、 简介“旧说”与“新论”
安丰塘古名“芍陂”，在安徽省寿县城南60华里处。“芍陂”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在“庐江郡”条下云：“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在“六安国”条下云：“如溪水，首受淠，东北至寿春，入芍陂。”何以名为“芍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云：“肥水东北迳白芍亭，积而为湖，谓之‘芍陂’”。并云：“芍陂周一百二十许里，在寿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王景传》中说：建初八年（公元83年）王景“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大约《后汉书》成书后的1500多年间，一般都认为芍陂是楚相孙叔敖所建。
另有一说，即芍陂乃是楚大夫子思所造。其源盖出于《后汉书·志·郡国四》“扬州·九江郡·当涂县”条下刘昭注文：“《皇览》曰：‘楚大夫子思冢在县（当涂，今怀远）东山乡，西去县四十里。子思造芍陂。’”
芍陂除始见于《唐书·地理志》早已成为专名的“安丰塘”外，还有“龙泉陂”、“期思陂”之名。“龙泉陂”见于晋·伏滔《正淮》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但此名流传不广。至于“期思陂”，则知之者众。《淮南子·人间训》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唐·杜佑《通典》“州郡·寿春郡”下则说：“寿州……安丰……有芍陂，楚孙叔敖所起。”崔实《月令》曰：“孙叔敖作期芍陂。”即此，从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直到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大清一统志》等书都重复“芍陂亦名期思陂”的说法。
从1975年起，出现了新的意见，即：芍陂并非期思陂，前者在安徽寿县，后者在河南固始（今淮滨县的期思集）。在否定期思陂即芍陂这一前提下，却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为便于叙述，姑分别名之曰“春秋说”、“战国说”。持“春秋说”者认为芍陂是楚相孙叔敖所造。其文献根据即上面所说的《后汉书·王景传》和《水经注》。持“战国说”者认为“当楚庄王时代，今寿县一带还是吴国的领土，至少是吴楚争夺‘拉锯’的地带，孙叔敖在寿县作芍陂不可能”。或以为“芍陂的兴修应晚于期思的水利事业，似当在战国时，很可能在楚顷襄王时”。也有人认为芍陂“也许是在战国时期楚考烈王二十年”修的。持“战国说”者为了驳倒“春秋说”，并考证出战国时期也有一个“庄王”，即顷襄王。还认为在春秋时代的庄王时期，“群舒叛楚”，不可能修建芍陂等等。
这一问题的讨论，到1976年似暂中止。其原因可能由于从1976年7月份起，安徽就处于地震的威胁中。其后不久，又发生了万众欢呼的政治上的空前的大震——粉碎了“四人帮”。这种讨论已退处于极不重要的地位，止乎所当止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1978、1979年，偶有关于芍陂的文章发表，到修订本《辞源》和“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辞海》三卷本发行（都是79年发行的）就明确的反映出来了。
先看“芍陂”的注释：
《辞海》：芍陂，古代淮水流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在今安徽寿县南。因引淠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故名，相传此陂即期思陂，系春秋楚相孙叔敖所造，不可信。最早见载于《汉书·地理志》。自东汉至唐，王景、邓艾等屡经修浚，陂周至二三百里，灌田至万余顷。隋唐以后陂在安丰县境内，又名安丰塘。宋元后渐就湮废，今安丰塘即其残存的一部分。
《辞源》：芍陂，陂塘名。在今安徽寿县南，又名期思陂、安丰塘。《水经注》三·“肥水”：“（芍）陂水上承涧水……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三国·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地。
再看“期思陂”的注释。《辞源》无“期思陂”。《辞海》原内部发行的《工程技术分册》和《地理分册》中也都无“期思陂”。仅于《工程技术分册（下）水利史》中“芍陂”条下说：“芍陂一名期思陂”。至1979年正式发行的三卷本中就增加了“期思陂”条目：
《辞海》期思陂，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灌溉工程，公元前七世纪末楚庄王时孙叔敖所主持修建。据《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知故址当在河南商城及其附近一带。杜佑《通典》认为期思陂就是今安徽寿县南的古芍陂，误。久湮。
还需要看一看“孙叔敖”：
《辞海》：孙叔敖，春秋时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县）东南人。蒍氏，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官令尹。邲之战，辅佐楚庄王，指挥楚军，大胜晋兵。曾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修水利工程。又相传开凿芍陂（今寿县安丰塘）蓄水灌田。
《辞源》（修订本）孙叔敖，春秋楚令尹。蒍贾之子，沈尹茎（《史记》作虞丘相）荐之于庄王以自代。开凿芍陂，灌田万顷，相传三任令尹而不喜，三次去职而不悔。见《左传》宣十一年、十二年、《吕氏春秋·情欲、墨宝、知分、赞誉》、《史记》十九《循吏传》。
《辞源》修订本的“出版说明”说：“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辞海》三卷本的“前言”中说：“所收词目，以解决一般读者在学习、工作中‘质疑问难’的需要为主，……并注意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对学术问题，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或有争议者，则作客观介绍、概括叙述，或仅介绍现有不同的看法，尽量避免给读者以片面的或错误的知识。”毫无疑问，这些原则是正确的。
二、 对于几个问题的我见
很明显，《辞源》是仍“旧说”；《辞海》则从“新论”。两
大辞书的见解既未统一，（《辞海》的“孙叔敖”条下只说：“又相传开凿芍陂，蓄水灌田。”未加“不可信”、“久湮”字样，与同书中的“芍陂”、“期思陂”条的“材料和观点”似乎也未统一。）很难说已成定论。于此，我想谈一谈我个人的肤浅的甚至是谬误的意见：
“芍陂”、“期思陂”到底是一、是二？“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或者“作期思之陂”是否真有其事？上面已经说过，1975年以前，一般的都认为“期思陂”即“芍陂”。旧《辞源》、《辞海》、《中国地名大辞典》里都没有“期思陂”而认为“期思陂即芍陂”，或说：“芍陂又名期思陂”。1975年夏有了异议后，持“战国说”者认为期思陂并非芍陂。持“春秋说”者中有的还是认为期思陂即芍陂；有的也否认期思陂即芍陂。否认的理由大致是这样：《淮南子》所说的“期思之水”在河南固始（今淮滨县），“雩娄之野”在商城。如果期思陂即是芍陂，则从安徽寿县的芍陂到河南商城的雩娄，直线也在300华里左右。特别是两地之间，又有纵贯南北的沘水（淠河）和其他一些河流，还有丘陵地带，决安徽寿县的芍陂之水灌河南商城的“雩娄之野”，不仅不必要，且也不可能。因此认定《淮南子》所说的“决期思陂之水而灌雩娄之野”的“期思”在固始而不在寿县。
问题是固始（今淮滨县）的期思地区并没有一个“期思陂”。而且“期思之水”也不能上灌“雩娄之野”。请看河南省水利局水利发展史资料组（以下简称资料组）1975年写的题为《关于“孙叔敖决期思之水，灌雩娄之野”问题的探讨》文中的一段话：
“期思在白露河入淮河的尾闾三角地带，而雩娄在灌河的中游，史河、灌河之间，两地地势高程差好几十米。《淮南子》上说：‘决期思之水，灌雩娄之野’从下游引水，灌中游地带，怎么能够呢？……最近，我们（资料组）在淮滨县期思公社地区实地调查，发现这一带白鹭河入淮河的尾闾三角地区，地势低洼，经常发生洪水漫溢，和内涝积水成灾，……这一地区地势为低洼的平原，没有岗丘和高岸深谷可以筑陂蓄水的地形条件。淮河上游，植被很好，干、支流泥沙很少，地貌变化不会很大，在春秋时代，也不会有岗丘和高岸深谷。……如果硬要说这里有个期思陂，那不过是个洪、涝水积的洼地，而不能和不必要进行人为加工的湖陂罢了。”
感谢“资料组”的同志，他们以辛勤的劳动，科学的考察为我们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原来期思地区，并没有什么“期思陂”。因此，其他一些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如：今本《淮南子》是“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而杜佑《通典》引崔实《月令》则是“孙叔敖作期思陂”。究竟是“决……水”还是“作……陂”根据“资料组”的查证，当是“决……水”无疑了。这也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自杜佑合芍陂与所谓的“期思陂”为一之后，从宋代的李昉、乐史到清末民初的杨守敬、武同举都无异说呢？答案恐怕只能是这样：从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就没有过一个真实的“期思陂”，则唐·杜佑信手拈来东汉崔实创造的“期思陂”安在芍陂身上、直到1975年前都没有受到别人指斥，也就并不奇怪了。为什么偏偏把“期思陂”安在芍陂上呢？有人说《荀子》、《吕氏春秋》等书都说孙叔敖是“期思之鄙人”，所以芍陂也改名为“期思陂”。孙叔敖并非期思人，这里不想多说；杜佑是否这样联想的，也无法起古人于地下而问之，但揆诸情理，这是很可能的。
问题已经解决，却又产生两个新见解：有人认为期思之水虽不能上灌雩娄之野，但“期思之水”与“雩娄之野”可作为两个水利工程。又有人不同意这种见解，认为“除非能从原文的校勘方面确证《淮南子》这句中‘而’字是衍文”我们就只能把这句话理解为：‘灌雩娄之野’所用的水，就是‘决期思之水’所得。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期思之水的位置。……‘期思之水，既能‘灌雩娄之野’，自当发源于雩娄以南的山区”。经过繁征博引，认定今“固始县东北，在史灌两河合流为史灌河后不远的东岸，有蒋集，位置与杜注所云古期思城合……而‘雩娄之野’则在雩娄以北，很可能包括今史河及灌河两岸（至少是史河两岸）的平野”。创此新说者：这样一来“所作的期思陂可以理解为就是决开‘期思之水’的上游而成”。并为之起了新的名字——“期思——雩娄灌区”。
在持“战国说”者这两种见解里都可以看出《淮南子》在起作用，无论是前一种见解还是后一种见解，都还是想以《淮南子》为根据，创造出“期思”、“雩娄”两个“决、灌工程”或者将期思东迁（约百里）、雩娄北移（约百廾里）建立一个“期思——雩娄灌区”。这是否妥善，不想多说，只是愿意再一次指出：“资料组”的查证是驳不动的。如果“期思之水”能灌“雩娄之野”，就不必把这一句话改建为两个“工程”，更不必煞费苦心，花大气力，迁移“期思”、“雩娄”，另建新“灌区”了。
《淮南子》为什么要编造这种“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的故事（应说是“谎言”）呢？其目的盖在于说明孙叔敖是怎么当上楚国令尹（相）的。孙叔敖这么一决、一灌，“庄王”就“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孙叔敖怎么当上楚令尹，说法不一：《史记》说是“虞邱相进之于楚庄王”。《韩诗外传》说同《史记》。《吕览·赞能》则说是“沈尹茎”推荐的。《楚史梼杌》说是庄王“乃招聘四方之士，……遂得孙叔敖”。《孟子》却说：“孙叔敖举于海”。我们不想研究孙叔敖到底怎样当上了楚国令尹，但想问《淮南子》的作者：孙叔敖在为相之前，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力、“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了呢？据《左传》，孙叔敖之父贾蒍为鬥越椒所杀。清人夏尚忠的《芍陂纪事》中说孙叔敖“因避越鬥椒之难，奉母隐于梦泽”。夏说虽未言所据，但蒍贾被杀后，妻、子逃隐，是合乎情理、逻辑的。人们都知道，任何一项较大的工程的完成，都是千百群众之功，决非一人之力。但是，计划、主持、领导者的作用也不可没的。《淮南子》、编造故事时可曾想，这难道是一个还未做令尹的“期思之鄙人”能够办到的吗？！不过，既已肯定无此“期思陂”，这种疑问实在是很“蛇足”的了。
持“战国说”者创新论以保卫《淮南子》，可见《淮南子》之说深入人心。因此，认识一下《淮南子》，实属必要。
《淮南子》以其成书之早，常被征引，甚受重视。东汉高诱的《序》中说：“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从商务印书馆据汉魏丛书本影印的《淮南鸿烈解·淮南总评》中可以看到多是好评，如：扬雄《法言》说：“《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刘知几《史通》说：“《淮南子》牢笼天地，博及古今。”可谓极尽推崇，最高评价。但《总评》中也有另一种评价，如：“芦泉刘氏曰：‘右《淮南》一书，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杂以《吕氏春秋》、《庄》、《列》、《邓析》、《慎子》、《山海经》、《尔雅》诸书及当时所招宾客之言，故其文驳乱，序事自相舛错。……其书虽无足取，然论律吕而存古乐；论躔度而存历数，天文、地形，亦有当留心者。’”这好像可以说是持平之论，既肯定其“无足取”，也指出“有当留心者”。
《淮南子》属于杂家，班固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盪者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班固是泛论杂家。《汉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汉书·景十三王传》）这是对刘安及其宾客的具体的评价。结合上面所引“芦泉刘氏”对《淮南子》的评价来思考一下，应如何看待《淮南子》，大致可以明确了。下面再摘录几段《淮南子》作为佐证：
“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觇之，则虎。博而杀之”。——《俶真训》
“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激，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秉白旄，瞋目而撝（挥）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我意者？！’于是风济而波罢”——《览冥训》
“故皋陶瘖而为大理，……师旷瞽而为太宰。”——《主术训》
“子路撜（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齐俗训》
“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齐俗训》
“武王伐纣,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乱于中, ……”——《兵略训》
“若夫尧眉八彩，舜二瞳子，……禹耳参（三）漏，……文王四乳，……皋陶马喙，……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接踵而生。……”——《修务训》《淮南子》对于夏禹极有兴趣，书中凡十见。现再录一则：
“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地形训》
历数、天文、地形我丝毫不懂，应由内行、专家来研究。如仅就上面所引《地形训》的一段话来“留心”一下，就不免失笑了。
《淮南子》对于孙叔敖的兴趣，仅次于夏禹，全书中也提了六次。其中一次说：“庄王诛里史，孙叔敖制冠浣衣”。（见《说山训》）这是什么意思呢？高诱注：“里史，佞臣。恶人死，叔敖自知当见用，故制冠浣衣。”“用”作什么呢？若就是用为令尹，那么，与“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岂非两歧？到底那一说“可信”，那一说“不可信”呢？类此之例，举不胜举。我们这些既非“先贤、通儒”，亦非“述作之士”的一般读者，对于这“一字值千斤”的鸿文，究竟是信硕儒、大师高诱、刘向、刘知几等的评价好呢？还是相信无名之辈刘芦泉的评价好呢？总之，刘安及其宾客这些“盪者”、“浮辩之徒”，信口开河，本非信史，（正史也不能无误），至于是否深信不疑，甚至曲为之说，则是后人的事了。
综上所述，似乎也就可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以刘安为首的《淮南子》的作者们，就住在离芍陂不远的寿春城（当时的淮南王郡）编书，书中好几次提到孙叔敖，并且记载了孙叔敖主持兴建期思——雩娄灌区的事，（原文如此，可见“灌区”已成定名。——笔者注）却何以竟未提过孙叔敖主持创修更大的水利工程芍陂，这件更著名于后世的事？”
是否可以这样解答：谎言如说近处事，容易被戳穿；说远处事就不大容易败露了。这答案也许不能令人满意，那末，我要请求注意一种情况，即：《淮南子》绝口不谈寿春境内的事。诸如考烈王迁都寿春；李园杀春申君等等著名的人物或大事，在《淮南子》全书中也都无一语及之，难道就可以因此便说这些人和事都“不可信”吗？
现在，继续谈“简介”中提过的几个问题：
吴、楚争夺州来，孙叔敖不可能在寿春修芍陂。有人认为“当楚庄王时代，今寿县一带还是吴国的领土，至少是吴楚争夺‘拉锯’的地带，孙叔敖在寿县作芍陂发展灌溉就不可能了。”也有人说：“从公元前584年（楚庄王七年）吴国攻入州来以后，吴楚之间战争频繁，雩娄以东的现在皖西、淮南地区，包括寿县、芍陂一带，长期为吴楚争夺拉锯的地区。在芍陂一带大兴水利的社会条件，似不具备。”
对此问题，首先应弄清“吴入州来以后，吴楚之间战争频繁”是楚庄王死后七年才发生的事。作此说者确切知道“吴入州来”事在公元前584年，难道就不知楚庄王死于公元前591年？不过，即使这是楚庄王死后的事，我们也不妨稍为了解其情况。据《左传》记载，从鲁成公七年（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入州来”到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公元前519年“吴灭州来”的65年间，吴楚之间的战争，多数以楚胜吴败而告终，还先后有两个吴王（诸樊、余祭）在战争中毙命。那些次战争， 除楚灵王五年（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吴人败其（楚）师于房钟”一役深入楚境外，其余战争都是在吴楚边境长江两岸进行的。所以即使是庄王死后的吴、楚之间的“拉锯”，也不能说是进行于“现在皖西、淮南地区。包括寿县，芍陂一带”的。
相反，弄清楚共王七年（吴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吴入州来”的前因后果，倒是可以了解在这以前，吴国有没有资格与楚国进行“拉锯”。摘引一段《左传》于下：
《左传》：鲁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及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而分其室。巫臣自晋遣二子书曰：‘……余必使尔罢（疲）于奔命以死！’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乃通吴于晋，……教吴乘车，教之战陈（阵），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
这段左氏文章，不仅说明了吴从何时开始与楚为敌，而且交代了“入州来”之前吴与楚的关系。在“教之叛楚”句下，杜预注：“前是，吴常属楚”。这就明确指出了鲁成公七年、“入州来”之前的吴国不过是楚的附庸国而已。当时之吴，不列于“诸夏”、“上国”，僻处在东南近海的一隅，车不会乘。阵不会摆，有什么资格、力量来与在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统治下的楚国“拉锯”呢？
也有人以“群舒叛楚”证明当时楚国东境不静，不能修芍陂。并引徐旭生（炳昶）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解释：“当日淮水南、大江北，如今霍邱、寿县、六安、合肥、霍山、舒城、庐江、桐城、怀宁等县，西不过霍山山脉，东不过巢湖，这一带平坦的地带，除了六、蓼、钟离各国以外，全属群舒散处的地域。”为证，论者说：“据此，则芍陂一带在‘群舒叛楚’时，当亦在‘群舒’散处的范围内。”我们对照了古代历史地图集和现代中国地图后，深感徐旭生先生说的正确：芍陂正处在六、蓼、钟离三点之间，正好不在“群舒”的范围内。因此，可以说“群舒叛楚”并不影响修芍陂。也许还可以说修陂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更有利于平定叛乱。
其实，论者是深知“群舒叛楚”事件经过的。论者确切晓得“直到公元前601年（楚庄王十三年）才平定下来”接着说：如果说芍陂是孙叔敖主持创修的话，则其时期只能是在公元前601——594年这六七年内”。
芍陂是“因陂成塘，”前引《水经注》也说“肥水东北经白芍亭，积而成湖”。这种水利工程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技术，贵重的器材；也不需要劈山凿岭，只是土工而已。即使只有六、七年的时间，大约也就可以基本上完成了。
为了把芍陂定为战国时的水利工程，持“战国说”者强调“子思造芍陂”之说“更不容忽视，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论者一则曰：“‘子思造芍陂’似不能在春秋时”。再则问：“‘孙叔敖造芍陂’……怎样同战国时‘子思造芍陂’之说统一的起来？”前者尚作疑似之词，后者已完全肯定子思是战国时人了。其有力的证据是《皇览》说，子思墓在当涂以东，“这一带在春秋中期，还在‘群舒’以东，（笔者按：恐是“以北”）似不可能为楚国境土，这样，子思自不可能在春秋时葬在当涂，而只有在战国，楚国已控制这一带才行。”
“群舒叛楚”上面已经谈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子思”。战国时是有一个“子思”的。三卷本《辞海》有此条：“子思，（前483——前402）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曾受业于曾子……”。却未言其曾经“造芍陂”。此外又未著录同期或异代的第二个“子思”，故真正了解这个“造芍陂”的子思为什么时代人的，恐怕只有《皇览》的撰集者们了。朱更翎先生在其《安丰塘（芍陂）史料溯源及其工程演变》一文中说：“孙叔敖有关事迹，在先秦两汉古籍中常见记载；而‘楚·子思’似仅见于《皇览》。《水经·肥水注》所记芍陂水利工程，比它以前的文献记载最为详细；《后汉书·王景传》基本上是一篇水利人物传记；而《皇览》若按《史记索隐》的说法，则为‘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的书。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们显有区别。”我想，这不仅对于“子思造芍陂”作了明确的论断，就连以上所说的许多话，也都可以得到概括了。
为了把芍陂定为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持“战国说”者还考证出战国时也有一个楚庄王，即顷襄王。对此，不拟多说。因为“造芍陂”者，除刘昭所引《皇览》说是“子思”外，其他文献都说是“楚相孙叔敖”而没有说“楚庄王”。所以，除非能考证出孙叔敖是战国时人，否则，不管有几个“庄王”，都达不到把芍陂拉到战国时代来这一目的的。
也有人对于王景修芍陂提出疑问：王景是庐江太守，怎么去修九江郡内的芍陂？质疑者虽然也假设“碰巧就在王景做庐江太守的前后，芍陂一带曾一度从九江郡划给了庐江郡？或者‘庐江郡’是‘九江郡’之误？但“不能不对《后汉书》这句记载究竟有多大可靠性，感到有疑问。”对于这一问题，颇有作答案者，我认为答案还是要从《汉书》里找。本文开头就引《汉书·地理志》，在“庐江郡”条下说：“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六安国”条下说：“如溪水，首受淠，东北至寿春入芍陂。”这就是说，“九江郡”寿春邑里的芍陂之水有两个来源：一为六安国里的如溪水；另一条就是“庐江郡”里的沘水（今淠河）。“庐江”、“九江”二郡紧相连，芍陂西边就是“庐江郡”，“庐江郡”的稻田也受“九江郡”内芍陂之益，似也说得过去。以今天的“淠史杭灌区”为例，绝大部分灌区在安徽，但史河在河南，（这似乎可以比作沘水在庐江郡），所以固始一带也在“淠史杭灌区”之内。按照设计，河南可有98万亩土地受益。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则我觉得《王景传》用词之精确实在使我叹服，与《淮南子》的“客里空”是不可同日语的。不是吗？《王景传》明明说是“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下面说的是“修起芜废，教用犁耕。”本来就没有说他越界去修“九江郡”的芍陂。难道可以据此就给《后汉书·王景传》以“不可信”的结论吗？！
还有一个“言”字问题。持“战国说”者指出：“为什么郦道元不象范晔那样，简单地肯定芍陂就是‘孙叔敖’所起，而是说：‘芍陂……言楚相孙叔敖所造？……会不会因他（郦道元）已掌握了关于芍陂的较丰富材料，发现其中有矛盾，难解之处，才使他（郦道元）如此慎重？真的，“会不会”呢？我当然不敢代郦作答，只是觉得：如果郦道元“掌握了关于芍陂的较丰富的材料，发现其中有矛盾、难解之处，”于是就只举孙叔敖一说。冠上“言”字，以明责任（得自传闻，与己无关）。既不提另一说；又不加“误”。“不可信”。之类的按语，“封建文人”“如此慎重”，实在很难令人索解了。
由于上面的咬文嚼字，想再谈一谈“久湮”的问题。《辞海》所说芍陂“宋、元后渐就湮废”。虽然“渐就”，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湮废”。“久湮”便不同了，《辞海》注“湮”字，有“阻塞”、“埋没”二义，“阻塞”，似只能用于水源；“埋没”乃适用于全陂。“久湮”给我们“一般读者”会是什么知识呢？大概是“早已不存在了”吧？为了弄清问题，不得不略述与“芍陂始建”无关的宋元以来的芍陂情况：
据文献（包括碑文）记载，北宋 ·崔立、李若谷、张旨都曾修陂。南宋形势之糟，人所共知，据光绪《寿州志》记述：其时芍陂引淠水的源流，因“屡经兵火，其故道无人能识，故日就湮塞”。这里说的很清楚，“日就湮塞”者是淠水入芍陂的“故道”，而不是芍陂本身。自然，还可以质问：“无源之陂，难道还不湮废吗？答曰：不能忘记，芍陂之源还有来自六安龙穴山之水。（“龙泉陂”之名见于伏滔《正淮》论，伏滔可能即以芍陂的水源称之曰：“龙泉之陂”）虽然山水不如淠水，但芍陂毕竟不是无源之水。至于元代的97年间，虽无修治芍陂的具体记载，但据武同举《淮系年表》，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春正月，江淮行省言：‘两淮土旷民寡，有洪泽、芍陂屯田，宜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修大都城”。第二年（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冬，复立芍陂、洪泽屯田，增两淮屯军为二万人”。屯田不能无水，芍陂大约还未“湮废”。在元以后的明朝，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户部尚书邝埜驻在寿州，从蒙城、霍山征调民工二万人，大修了芍陂。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起，六安豪强不断占陂为田、塘身日蹙。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缵，严厉惩处，驱逐了常田、赵如等三十余家，使得他们所占的塘身“百有余顷，复为水区”。有清一代，据《芍陂纪事》所载，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至嘉庆初（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143年间，修治芍陂可考者即有二十人。其中最大一次工程是寿州州佐颜伯珣督修的。从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起，历时七年。《芍陂纪事》记载这一次的工程质量说：“迄今（嘉庆年间）年已近百，堤岸巍然，间有低薄，尤无大损”。此后经清末至民国，芍陂虽“晚景不佳”，但它还“残存”着，并未“久湮”。
还要说一点与题无关的话，即今日的“安丰塘”、亦即“芍陂的残存部分”又如何？
解放以来，安丰塘的面积未变，塘周还是五十华里。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修治，特别是从1958年安丰塘工程纳入淠史杭 工程总体规划以后，安丰塘的面貌不断改观，经过1976年至77两年，每年11万多人的奋斗，修起块石护坡和防浪墙25公里后，蓄水能力达到1亿立方米。实际蓄水8，200万立米。灌溉面积63万亩，比解放前的八万亩，增长了近八倍。1983年灌区粮食产量达5.73亿斤。
1983年，有客自北京来，看了烟波浩淼、水天相接的安丰塘后说：“这叫安丰塘？叫它安丰海不也行吗？”
今天的安丰塘只不过是淮河中游、淠史杭灌区里的一个中型反调节水库，若与始建于战国时期、现在灌溉面积已达800多万亩的都江堰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无法比拟的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问题的根源在于《淮南子》，而把“决期思之水”变成“作期思之陂”则是无心的笔误或有意的篡改；中国土地上从来没有一个真实的“期思陂”；所谓“‘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芍陂）”。则是附会；“子思造芍陂”，除刘昭所引的《皇览》中有此五字外，“战国诸子以至汉代一系列著作”都无此说。对此少见的孤例似只能存疑，而不宜立即肯定“子思”是“战国时人”，关于楚国有几个庄王的问题，“群舒叛楚”的问题，“吴入州来”的问题、春秋之“巢”在何处的问题，都不影响孙叔敖修芍陂。
那末，“孙叔敖修芍陂”就肯定无疑了？也不尽然。早在1975年，持“春秋说”者中的一部分人就提出疑问：《左传》，《史记》《汉书》等较早的史籍都未说到孙叔敖修芍陂事。特别是《史记·循吏传》，列孙叔敖于篇首，却未言其兴修水利事；《汉书·地理志》提到芍陂，也未说是何时、何人所造。这不能不是一个疑问。持“战国说”者自然赞同这个疑问。持“春秋说”者也有人假设两种原因：“一是芍陂建成后，该地区可能发生过剧烈的地震，使之改观或部分淹没；另一种情况，可能是西汉时芍陂常年失修而造成荒废，或者是尚留极小规模而不引人注目之故”。这些假设、推测，自然不是定论，还需要研究。我同意下列的意见，即：“在还没有真实可信的文献记载或确凿无疑的考古发现彻底否定了《后汉书·王景传》和《水经注》的记述之前，似乎只能维持传统的说法：‘相传芍陂是楚相孙叔敖修的’”。
                               
                               1985.8.22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