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虚热的微博问政与键盘代表委员\\潘洪其：农民不能选崔永元当代表是制度的遗憾

作者:曹林

两会紧跟社会潮流，社会流行总会在两会上得到体现，代表委员们总能敏锐地把握到社会最流行的沟通方式，将其应用到参政议政中。当年博客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代表委员赶在两会期间纷纷开设个人博客，通过博客吸纳民意。近半年来微博(http://t.sina.com.cn)大热，这种热度也迅速扩展到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都纷纷开通微博听取民声，“微博问政”一时成为时尚。浙江6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一夜之间拥有了上万名微博粉丝，政协委员冯军微博中几个字留言就引来100多条评论。（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代表委员们争相戴“围脖”，套用微博推广商的一句广告语:这年头参加两会不戴个围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无论是媒体专家还是代表委员，都对两会的微博热和代表委员的微博问政充满期待，盛赞微博问政“进一步拉近了两会与网民的距离”、“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一种创新”。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微博问政热”，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其中充满炒作、吹捧和包装出来的虚热成分，充斥着微博推广商的夸大其词和媒体对新生事物的过度追捧。当年博客刚刚出现的时候，“博客问政”也曾有过这样的风光，也曾掀起过一场“博客问政热”，代表委员纷纷赶在两会时开通个人博客，通过博客收集意见和征集议案提案，与网民保持沟通。可这种“博客问政”的热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几个代表委员保持了更新博客的习惯，又有几个人真正把博客当做与民众进行沟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站一样，多数代表委员的博客在开完两会后就进入睡眠状态了，来年再开会时用户名和密码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兴盛了几年，“博客问政热”迅速过时了，代表委员不上论坛了，不玩博客了，都纷纷去追捧微博时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区别呢？“微博问政”比“博客问政”先进多少、有多大的创新呢？微博推广商和媒体进行了许多阐释，可我觉得那些都仅仅只是形式，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代表委员通过微博征集民意与以前的博客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得通过发帖和留言进行沟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员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征集意见，就跟以往的“博客问政”没有任何区别。

当年的“博客问政热”一窝蜂地来，又一窝蜂地去了。如今仅仅换了个名头的所谓“微博问政热”，也仅仅是虚热和泡沫罢了，如果缺乏一种代表与民众沟通的基础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难免“一窝蜂来一窝蜂去”的命运，两会过后只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账户。

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沟通模式和传播科技上的发展，对推进代议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扩展了政府听取民意的途径和渠道——借助这些新技术和新工具，代表委员能够听到更广泛和更真实的民意。但我一直以为，技术毕竟只是技术，它只能起辅助性的工具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听取民意都不能放弃那些最传统、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实社会中进行调查和研究，深入基层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与民众的直接接触掌握民意。技术再先进，只能作为这种调查研究的补充；博客、微博之类的网络问政再能拉近距离，也比不上实地调研与民众面对面的距离近。

近日一条有关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新闻让我受触动，任玉岭通过自己的调查对当下中国五大教育不公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问题并不算新鲜，触动我的是任参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负责态度，每个判断都建立在诸如“我在河南调研时发现”的基础上。比如他批评“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就举了在湖南某地调研时的一个例子: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正是“缩减教育支出为公检法人均增4万经费”的实地调研让人们对“穷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岭当过两届政协委员，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员。不过他从来不乱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严谨的分析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比如某年两会上他那枚“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26个人中就有一个官”的重磅炮弹，就是通过深入实际、广泛搜集资料而提出的，从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样高质量的提案和有价值的批评，仅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绝写不出来的。靠电脑键盘功夫和电脑前的拍脑袋，浮躁地追逐诸种时尚，而不深入实际听取民意，只能提出类似“给老婆发工资”、“给企业家评职称”、“全面取消网吧”之类雷人建议。

潘洪其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发表了大胆犀利的批评意见。有作者设想，崔永元如果投身某个以农民为主的选区，农民一定愿意选他担任人大代表，他就可以代表农民向所有加大城乡差别的不公平政策投反对票了，“那时的小崔，将是一个称职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尽管他本人从来都不是农民”。（《北京青年报》3月7日）

崔永元不是农民，但他对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的扎实调研和热切关注，以及他“厌恶所有的不公平”的平民情怀，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称职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然而，农民能不能选崔永元当人大代表呢？

提交本次全国人大审议的《选举法》修正案，对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未作新的规定。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介绍，《选举法》修正案赋予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票同权”的选举权，但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到各个选区和选举单位后，选区和选举单位还要综合考虑，使各个方面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这样，农村选区不一定只选农民当代表，农业人口比较多的省市也不一定主要选农民代表。（央视《今日关注》3月9日）这个解释可以简单概括为“农民并非只能选农民当人大代表”。既然如此，农村选区是否可以选举崔永元呢？

农村选区不一定只选农民当代表，因为农村选区的居民除了农民，还有官员、教师、企业家等等，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些地方的镇长、农业局长、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纷纷可当选为“农民代表”。如此考虑原本不错，但大量事实证明，这些人名为“农民代表”而实具官员身份，他们当选后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农民，以及他们到底是不是农民真心实意选出来的，都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崔永元就不一样了。凭他长期以来良好的公众形象、非凡的社会影响力和活动能力，农民愿意选他当代表将不成问题，他能够代表农民也不成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崔永元有没有“投身”某个以农民为主的选区的资格？他在农村选区能不能获得被选举权？

按照现行规定，崔永元必须在农村选区具有当地户籍，或者在当地工作、居住一定时间（证明他是流动人口），才能在当地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对崔永元来说可能是比较难办的。即便他确有“投身”某个农村选区的积极性，有成为一名称职的农民利益代言人的强烈愿望，即便这个选区的农民愿意投票选崔永元当代表，也可能由于现行选举制度的限制，致使双方均无法如愿。

崔永元们不能被农民选为人大代表，某些不能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却总能“当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遗憾。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问题，认为只有进一步改革选举制度，让不同候选人通过公开竞争决出高下，才能让农民在崔永元与某些镇长、局长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然而，加大竞争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完善选举制度的相关环节，扩大人大代表选举的开放性，减少针对候选人的地域限制和身份限制，这样，崔永元们才能摆脱户籍、工作或居住时间等障碍，成为名正言顺的农民利益代言人。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