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安精神”表述之我见

关于“红安精神”表述之我见

                           关于“红安精神”表述之我见
                                      胡 耿

    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到红安视察时提出：“要把红安建设成为全省最重要的革命传统基地”后，在省委宣传部组织下，省委党史研究室成立了红安精神课题组，写出了《红安精神研究报告》。对“红安精神的内涵特点及文本表述”、“红安精神的来源及发展历程”、“红安精神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很多论述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但经过仔细研读《红安精神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之后，对红安精神表述为：“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却有不同的看法。故特写此文表达我的观点。
    “报告”在界定“红安精神”的时限和概念时说：“是指在1923年中共红安地方组织创立至1949年红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一特定时段，在红安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红安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以党性和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认知、情感、意志的总和。”“报告”在谈到“红安精神的特点”时又说：“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殊。”并且提出红安精神与其他一些革命精神相比，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原创性。首先，红安精神不是复制品，也不是仿制品，因而表现出鲜明的唯一性。”“第二，本土性。首先是主体的本土性。……其次是资源的本土性。”“第三，群众性。首先是创造主体的平民性。……其次是社会参与的普遍性。……再次是接受对象的广泛性。”“第四，持久性。首先是发展的不间断性，即持续性。……其次是影响的长远性，即恒久性。”
根据“报告”对红安精神所谈的特点和所具有“四性”的论述，现在就将红安精神表述为“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这四句话，逐句地进行一下对照分析，看看是否具有上述特点和“四性”。
    一、关于“万众一心”。
    首先“万众一心”一词，不论其用词和所表达的思想，都不具有红安精神“人无我有，人有我殊”的独有特点。相反，它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所具有共同特征，而且有的比红安精神表现得更加突出和鲜明。其次，“万众一心”一词，在我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我们的国歌就有“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唱词，怎么将“万众一心”用来表达红安精神时，就具有“原创性”、“本土性”呢？又怎么能说：“红安精神不是复制品，也不是仿制品，因而表现出现鲜明的唯一性”呢？再次，“万众一心”一词，既体现不出红安人民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理想，又体现不出红安精神的独特个性。所以，我不赞成将“万众一心”一词，用来表述红安精神。
    二、关于“紧跟党走”。
    这句话，如果是用来指遵义会议在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地位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这里用来表述红安精神的“紧跟党走”，就时间而言，并不都是跟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走。而有一段时间却是以张国焘为主要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党的领导下的红安人民“紧跟党走”。这就不符合红安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了。
    众所周知，我党早期在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领导下，曾犯过几次“左”、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1931年4月，党中央派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在他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主席的领导下，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红军问题、党内斗争、土地政策、劳工政策和知识分子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并且大搞“肃反”扩大化。据不完全统计，在“肃反”中，张国焘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错杀的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就达96名之多。徐向前沉痛地回忆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红安人民不是盲目地服从张国焘书记兼军委主席的领导，而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2年2月，当张国焘派保卫局的人到王家冲抓革命同志时，当地的群众主动起来保卫革命干部，高喊：“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打倒杀人刽子手张国焘”等口号。不仅如此，人民群众还一涌而上，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所以，红安人民并不是盲目的“紧跟党走”。因此，用“紧跟党走”来表述红安精神也是不确切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区党的领导，主要还是正确路线的领导，他们在表述有关精神时，并没有用“紧跟党走”一词；而在鄂豫皖苏区这个受到党的错误路线干扰的重灾区，在受到红安人民坚决抵制的情况下，怎么能用“紧跟党走”来表述红安精神呢？！
    三、关于“朴诚勇毅”和“不胜不休”。
    就“朴诚勇毅”而言，原系董老家庭提出的家风。董老就是在这种家风的教养下，形成了自己“朴诚勇毅”的品格。后来他又将“朴诚勇毅”作为他所创办的武汉中学的校训。要求学校培养出具有这种品德的学生。因此，“朴诚勇毅”一词，确实具有红安的“本土性”和“原创性”，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了传播。然而，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朴诚勇毅”没能在红安的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扬。我在1985年主持筹建《董必武纪念馆》时，做过一次调查，在被调查的红安群众和干部中，有80%以上的人不知道“朴诚勇毅”是董老家庭的家风，有90%以上的人不知道“朴诚勇毅”是武汉中学的校训。因此，“朴诚勇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没有形成红安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意志行为。所以，用“朴诚勇毅”一词来表述红安精神，也是不太准确的。
    至于“不胜不休”一词，可以说与红安并无联系。因为它不是在红安产生的，而是红四方面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到达川陕根据地之后，于1934年11月1日在四川通江县毛浴镇召开的党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训词中的一句。这句话不仅不具有红安的“原创性”和“本土性”，而且也没能在红安人民群众中传播，被红安人民所认知。所以用“不胜不休”一词表述红安精神，并不具有“报告”所说的“原创性”和“本土性”的特点；也不具备广泛的“群众性”和“发展的不间断性，即持续性”的特征。所以，用“不胜不休”一词来表述“红安精神”，也不太确切。
    四、红安精神到底应该怎样表述好。
    如果要达到俞正声书记所说的：“要把红安建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要求，和符合“报告”中对红安精神所谈的“特点”和“四性”的论述。我认为“红安精神”还是采用红安“原生态”的表述最好。这就是为红安人民家喻户晓，被红安人民所公认、实践和传承的“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三不要”和“图奉献（原为“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所表述的“红安精神”。
    只有按这种表述来阐释“红安精神”的内涵，才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才具有“报告”所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殊”的特点；才具有“红安精神”所独有的“原创性”，鲜明的“本土性”，广泛的“群众性”和时间的“持久性”。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从部队转业到红安后，在学习红安革命斗争史和一些烈士们、将军们革命斗争事迹的基础上，在潜心研究“红安精神”时，被红安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表现出来的“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的革命精神所感染，所震憾的切身感受。尤其是我在采访了100多名老红军、老将军、老八路、老干部之后，对这两句话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们告诉我说：“要革命”，就是“要求一个革命者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理想。既要革反动派的命，又要在‘肃反’中被错误关押和受审时坚持革命。”正如老红军袁克服所说的：“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你关也好，杀也好，只要我未死，我还是要革命。”我所采访的老红军、老将军几乎都这样讲。这是何等坚定的革命信念啊！“不要钱”，就是“要求一个革命者决不贪图不义之财，不被敌人的金钱利诱和收买。”我们的董老就是“不要钱”的典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为了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致函董老并送上一千块大洋，企图收买董老，遭到董老的怒斥和坚决拒绝。“不要家”，就是“要求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小家。”黄麻起义领导人戴克敏一家14口人，就有11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要命”，就是“要求一个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不要贪图自己的性命而叛变革命。”至于“一图两不图”的内涵是非常明白的，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的红安精神，这种原生态的表述，不仅通俗、简明、内涵深刻，而且对当前社会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我在全国各地作“红安精神”报告2500余场，听众无不为“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的红安精神所感染、所震撼。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丁凤英同志在先后两次接我为省纪委干部和省政协委员作“红安精神”的报告后，在我的留言本上写道：“气壮山河的报告，净化灵魂的衷言。”北京大学的师生在听了我的报告后，在赠给我的条幅的上联中写道：“用红安精神育人”，下联写道：“让革命基业永固。”就是其中的二例。为此，2005年3月18日，《湖北日报》在“经典红安”的报道中说：“从目前情况看，在红安精神的各种表述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一要三不要’和‘一图两不图’。”“不少客居外地的红安籍老红军也纷纷来信，说这一表述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表述为各界所接受。”正因如此，我将继续坚持这种表述，更加广泛地、深入地宣传“红安精神”。这就是我写此文的目的。

     
                                  2005年12月初稿、2007年1月18日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