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自传：我知道光在哪里》（

《濮存昕自传：我知道光在哪里》（

　　　　本书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的自传。全书分三个部分：“独白”，讲述从跛腿幼童，到敏而好学的青年直至今日表演艺术家的坎坷经历；“对白”，揭示几十年舞台实践形成个人独特表演风格的心路历程；“旁白”，由两位资深社会人士冷眼剖析“濮存昕现象”的玄机妙理。

　　1.记忆之初

　　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东单附近的内务部街，打从记事儿起，我家就在那儿。内务部街，顾名思义，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所在，不过，说是街，并不走公交车，只是个胡同。这条胡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巴基斯坦大使馆也在胡同的中间儿。

　　我家在胡同西口第一个门，日式的两层小楼，是我妈妈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宿舍。二楼我家住，楼下还有两家。那时，我爷爷还健在，他个儿很高、人很清瘦，还留着一撮胡子。他曾是光绪年间山东大学堂早期毕业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出任过江西财政厅长，后来到东北做过两任赈灾县长，“九一八”日本人来了，他来到北平。1942年辞职，赋闲在家，以变卖字画为生。

　　爷爷从政期间的记录一直都很清廉，个人生活中，也从不置房产，意在不给儿女后辈留下不孝孽债。现在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还有祖上传下的一方印章，刻着五个字“清白吏子孙”。看着它，便会想到我爷爷。我们濮家祖上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但知道有一方玉玺，是皇上赐的。同治年间，我们濮家出了双榜进士，皇上做表彰，就赐了这方玉玺，后来被我爷爷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捐给了政府。

　　内务部街邻着史家胡同，以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命名。我上的史家胡同小学就在这座祠堂的遗址上，北京人艺的宿舍院儿也在这条胡同。人艺子弟全在这里上学。谁的爸爸、妈妈演哪出戏，学校老师都门儿清。学校还经常请人艺演员到学校作报告，我父亲也是受邀的演员之一。

　　父亲来学校作报告那一次，我大概正上三四年级，是个夏天，正在操场上玩，就看到校长引着我爸走向礼堂。他那时刚刚在广播电台朗诵过长篇小说《红岩》，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的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都能传出我父亲朗朗的播音。学校请他来，自是作革命烈士的主题报告，听讲的都是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我在礼堂外，听到了他在台上讲，台下是一片片的掌声。第二天很多同学问：昨天作报告的是你爸爸吗？我表面装得没什么，心里却乐开了花。

　　对于父亲是个演员的记忆，最早缘于他带我去人艺。20世纪60年代初，各家生活都挺困难，干什么都得精打细算。我喜欢跟父亲到人艺食堂吃饭，觉得那儿的饭好吃，比家里的好吃，一顿下来还花不到两毛钱。去了就有人跟我父亲打招呼：你好。哦，这是昕昕，又长高了啊。

　　小时候做孩子的总是免不了被要求有礼貌地叫人，慢慢地就认识了许许多多做演员的叔叔阿姨。再有就是到剧院洗澡。那个年代家里没条件，就借父亲演出的机会去剧院洗。这当然算走后门，按规定是不许的，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点头也就过去了。后台有个姚大大，人特别好，再平凡的事都认真对待，干得特别的细心周到，人艺有许多这样了不起的工作人员。姚大大特别喜欢孩子，看你来了，胡噜一下你的脑袋，笑呵呵的，我也就进去了。

　　父亲洗完澡就上台，我则赖在后台化妆间玩。后台有许多道具特别好玩儿，有各种各样的道具枪。玩多了，看会了，就特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枪，于是就在学校的犄角旮旯找，找到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木头，硬是抠出一把枪，还用锉刀把弹槽锉出来，手柄那儿再刮出些鱼尾纹，还用墨汁刷黑。总之弄得像那么回事儿，挺得意。

　　慢慢地我发现，和戏有关的东西实在太神奇了。就说我父亲吧，演个八路军，就会到部队体验生活，穿着一身军装，没衔儿没星地往外走，胡同里的人看了就问：怎么，当兵啦？他回答一句：体验生活去，就坐上人艺的大车走了，牵走许多羡慕的眼光。

　　　2.戏入骨髓

　　还有一次，父亲从剧院回来，带了一盒油彩给我们化戏妆。先给我弟弟化上一个孙悟空，完全是京剧勾脸那种画法；给我姐姐化了个花旦；我呢，被化成小生妆。第一次上妆，心里那叫兴奋。趴在二楼窗前，惹得胡同的人都仰脸看。美了一天，直到睡觉前才舍得把妆卸掉。

　　父亲当时有一身西装，天蓝色，还有顶礼帽，出席活动，都是这一身。我们就围着他左看右看，都说他穿上这身西装，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乔装打扮的洪常青。

　　即使作为孩子旁观，我也隐隐能感到，父亲在剧院是个受尊重的人。他说话大家都会竖耳去听，即使是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讲演戏的事情。

　　还记得父亲曾参与过一次剧本创作，是为支持刚果（布）人民革命斗争，一个世界革命题材戏。我父亲是编剧之一，其他两位是英若诚、梁秉。三个人常在我们家聊剧本，那个没黑没白地聊啊，还抽着烟，喝着小酒。我在一旁东串串西跑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但他们那种对戏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印象特别的深。戏排练时，我看了，记住了一些好玩儿的事儿，比如跳非洲舞。那时谁知道非洲舞怎么跳？跳着跳着就有人把腰扭了，或者把胯伤了……

　　你如果是个演员的孩子，这种乐子真是看也看不完。看《三块钱国币》，最有趣儿的是朱旭老师摔花瓶，演一场就碎一个。我坐在台下就想，这么好的花瓶，得碎多少个啊？

　　还有《祖国万岁》里的大炮那真叫个像，《南方来信》中刘骏阿姨演一个潜伏在南越傀儡军内部的女兵，穿丝袜筒裙、戴船形帽，烫着头发，涂着眼圈。生活中哪见得着这个？就觉得好看，怎么那么好看！

　　还有一些，你不用去看，乐子也会自动灌到你的耳朵眼儿里。有一回，演《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父亲演男主角，演完戏回家，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笑什么呢？原来吕齐叔叔演男爵将军，到他演戏时，吊杆上一只灯泡突然碎了，吓得他一激灵，后半段台词吭哧半天才接上，惹得台下观众一阵笑，甚至到他下次再上场，有些观众的笑还没止住。我父亲就是在剧院没笑够，回来又跟我妈学，学着学着又开始笑。这就是演员家庭的生活。

　　戏看多了，自然会模仿。还是看这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引起的，其中有个情节，是王公贵族向小姐求婚，有个单膝跪地的动作。我正上小学四年级，这个年龄正是男孩儿又皮又淘的时候。课间休息，也不知怎么了，就想来那么一下，右手画俩圈，再往前一伸，就给一个女同学单膝跪下了。同学们一下子哗然了，“臭流氓”“臭流氓”的一通大叫。老实说，这个恶名难受了我好一段时间，我也懊悔，没有什么恶劣动机啊，不就有点儿人来疯吗？

　　这就是戏的影响。在你不知不觉中，戏剧这些幻化的东西，已经一点点浸入你的血液与肌体里了，连同一些感官记忆。你看我现在经常坐在新装修的人艺化妆室里化妆，但要让我说起儿时的记忆，我还能说出那时化妆室的感觉，就是一种老化妆品的味道，大概是用食用油调出来的。老年间卸妆用的是香油，香味弥漫着整个后台，现在的后台早没这味儿了。

　　虽然是人艺演员的孩子，演员梦却不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我曾经是个瘸子。两岁时，我上托儿所，一个小女孩发烧了，大夫拿她当感冒治，结果患的是小儿麻痹症，很快就瘫痪了。

　　一个星期后厄运找上了我，开始的迹象也像感冒，老师就预感不那么简单，赶紧送医院检查是不是小儿麻痹，因为发现及时治疗还来得及。那会儿，还没有普及这种病的疫苗，好在儿童医院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我算走运，治了四十天，病情算是给控制住了。我还作为成功案例，上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故事片上映前加演的那种“新闻简报”。两岁就上镜头了，是不是这辈子当演员的兆头？可惜现在胶片找不到了。

　　　3.“濮瘸子”

　　我没有因小儿麻痹瘫痪下去，但也不算全治好，留下一只后脚跟着不了地的缺陷。出院时医生说，等孩子发育发育再做整形手术。所以在幼儿园阶段，我是踮着脚走路的。

　　我上的是宣外大街西侧的人民银行康乐里幼儿园，一上就是全托，很少能回家，偶尔被剧院叔叔带出去吃顿饭，我就会特别高兴。我对幼儿园记忆不多，只记得有个女老师挺漂亮，她对我很照顾，还老带着我晒太阳。

　　一般外号都是小学叫开的，我的外号叫“濮瘸子”。作为剧院孩子，我还不算最惨，有两个孩子情况不如我，常看到我父亲和他们交流情况，表情都很焦虑。我倒没大人那么忧心，因为心思都在玩上了。当然你说我完全不在意吗？也不是，比如上体育课，人家就不带你玩儿啊。我生气，也伤心，还经常在意念中报复他们。

　　小学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拆完线，脚慢慢能放平了。打那以后我就拼命校正自己，走路时尽量把步子走稳，好让别人看不出来。但一跑还是露馅儿，所以就更刻苦地练那条病腿，让它变得有劲儿。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条腿上，骑自行车也好，跳皮筋也好，还有打篮球、跑步……为了练腿，各种运动都参加。你不让我加入，我就在边上等着，总会缺人，逮着机会我就上。跳皮筋也是，男孩子一般不玩儿这个，可女生们欢迎我参加。我个儿高、腿长还软，“大举”时别人够不着，我一跷腿就够着了，一叫我就去。总之就是想多参与，因为不行，所以特别想显自己行，这就是我那时的心态。

　　我还敢跳房呢！那时我们家小楼伸出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一边是楼下李奶奶家住的屋子，另一边是小学校的后院。一次上学要迟到，我就从阳台上翻到学校平房的屋檐上往下跳，下巴磕到了膝盖上，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太悬了，一想都后怕。

　　骑自行车也出过好几档子事。之所以常骑车还撒野，就是想模仿《平原游击队》里的肖飞买药，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腰间别着二十响驳壳枪，还戴着礼帽，整个一孤胆英雄。

　　我骑的是妈妈的女车，倒轮闸，闸灵极了，小孩子手小，捏不好手闸，正好倒脚蹬子来刹车，倍儿管用。如此地苦练车技，就是为了和胡同里的孩子比试比试。人骑在自行车上，腿瘸看不出来。你腿好，论骑车，你还未必比得过我。

　　刚学会骑车那阵子，瘾大，我都骑疯了，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顺着原来环行４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人和车追尾，撞到卡车拉的脚手架上，险些送命。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

　　这都是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也亏着淘，自卑心反而没那么强烈，即使体育课跑接力赛，人家不要我参加，恨得我牙根痒痒，可睡一觉，又没心没肺地玩开了。

　　4.首次“带妆”表演

　　毕竟是演员的孩子，在学校里，各种小节目的演出机会还是有的，被推举到台上，背个革命诗词之类也是常有的事儿。再比如艺术院校招生之类，也自然先被想到。有一年音乐学院附中招生，分摊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老师说：“你去考吧。”姐姐就带着我，坐着7路车去中央音乐学院。考试要考节奏、考乐器，问我会什么，我说就会唱歌。人家现场给了四句歌词，当场得学会唱，结果没考上。

　　不过，学校还是把我当做文艺骨干。有一年年底，班主任曹老师让我帮助发放小奖品，把我扮成了圣诞老人，穿上她的红大衣，用棉花粘上胡子眉毛。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有装扮的表演，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

　　因为我的腿病，我能觉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才演上话剧的，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会带着我去。为了让我学画，父亲还请了专门的老师。心里有希冀，就会给我创造条件，但他并不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按照自己意愿，逼着孩子一条道走到黑。只要我喜欢什么，父亲看出点苗头，就帮着我找老师。我学打快板，就是他领我去剧院，跟着李光复老师学会的。

　　1966年“文革”，正好是我小学六年级，没考试就毕业了，毕业后晃荡了一年多，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大串联的后期常参加北京火车站清理外地人的行动。几天不着家，乐得自在。第一次晃荡了几天之后，半夜回家，担心父母发火，没想到我爸开了床头灯问明原由，只说了一句：“没关系，经风雨见世面。”就把我放过了。

　　我参加的组织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115师战斗队，这番号可是林彪大战平型关的队伍啊，想想就特别来劲。加上我们的红卫兵袖标做得很宽，红色绸面，黑或白绸的里子，戴起来特威风，人就怎么张狂怎么来。一伙年轻人常几十辆自行车前行，根本不管路口红绿灯是红是绿，高呼着打倒谁谁谁就冲过去了。

　　后来红卫兵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就有些闲得发慌。父亲看我没事儿，就到剧院给我借小说看。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隔十天读完一堆再换回一堆。小说也读，科幻也读，也看了好多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小。

　　我父亲是人艺的党委委员，那时被划到黑党委走资派。和曹禺他们一块都被隔离着不能回家，但每日的饭由我爸爸骑自行车到人艺饭堂打上，送到史家胡同的“牛棚”去。

　　有一次，父亲趁着送饭回了趟家，一进门就挨个跟家里人握手：我妈、我姐还有我。我姐就不跟他握，意思是要划清界限。我父亲气得一巴掌打过去。可我姐也委屈啊，本来红卫兵当得好好的，我爸的走资派身份传到学校里，就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我爸这一打，我姐就往外跑，这下我家就乱了套。我妈赶紧追出去。我们找了老半天，才把她从同学家里劝回来。

　　还有一件事儿我记得清，是我四大妈来家里。她曾是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那时当一所中学的校长。红卫兵批斗她，剪了她的头发，她因为跟红卫兵抢剪子，把小拇指的韧带给弄断了。

　　到我家来，她戴了一顶帽子，人看着灰灰的。大人们关在里屋说 “文革”那些事儿，我在外屋闲来无事，就没心没肺地吹起了笛子，吹的是那首《造反有理》。我爸那个气，出来就呵斥：“外头玩儿去！”事后他跟我说，你害得四大妈“神经”了，居然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跟着唱《造反有理》。

　　5.知青生活

　　很奇怪，“文革”的最初，我会那么地投入。满脑子都是革命，写大字报、刷标语，半夜踩着雪，提着用自家白面熬的糨糊去王府井贴大字报。后来“复课闹革命”了，1968年再进校，我上的七十二中是北京二中的分校。说是复课，基本上没有文化课。

　　同年12月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届所谓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因为腿有毛病，我其实可以不去，但我就是要去，根本不恋家。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二十五中）的招生办公室强烈要求，人家检查我正步走、蹲下去站起来，还要我写保证书，写就写。很快就被通知准备照片什么的，到派出所办手续，每个人还发票买到一只松木箱子，22块钱一个。可惜后来没留下，否则就是知青文物了。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不在北京，我父亲在北京市系统的团河农场，妈妈和弟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河南淮滨“五七”干校，我姐1968年就已经去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妈到银行的干校放猪，我姐在内蒙古牧区放羊，我去黑龙江第三个月被派去养马，我们家成了畜牧之家。一家五口身在四地，写信得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份，给三个地方投。在一封信里，我总是先跟爸爸说，然后跟妈妈和弟弟说，最后跟姐姐说，一家人的信都互相看，跟任何一方说的事全家都知道。

　　父亲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错别字标出，再寄回来。有一回，我因为想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还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

　　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

　　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可一下子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泪别我们，真有点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

　　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公分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里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

　　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

　　6.马倌生涯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

　　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

　　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以前我是不吃胡萝卜的，自从养上马就开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谁吃得香。

　　我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种马班生活很自在，师傅有杆双筒猎枪，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叫黑子。师傅枪法准，我们在后山上打野鸡，眼看师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只，黑子那个兴奋，蹿着高冲上去扑它，黑子真有灵性，叼回来放在师傅脚下，尾巴拼命地摇，倍儿得意。我们还常到河里下挂子捕鱼，回家裹点面一炸，围上炕，就点儿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过瘾极了。

　　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我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只要流产，就算事故。眼瞅着我的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想给种马上笼头，可马不老实，不听我的。这时候就看种马班老张头，他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我这才有机会给它上嚼子，把马制住。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这样的经历没想到后来也用到了拍戏上。就是我拍过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业电影了。导演是个香港人，演员有周里京。电影在新疆吐鲁番拍时，我演一个武士，使一把剑冲进寇群。我骑的马是从甘南藏族自治州买来的，和当地马不合群。先是不进新疆马群，调教得终于能进了。正式开拍，没想到冲到演土匪的武师身边，我一挥剑，骑的马就受惊了，尥着蹶子把我从马头前甩下了马鞍。唐装的靴子有尖儿，钩住了马镫，我便一只脚在马上，一只脚在地上跳，被马兜了一圈儿。

　　众人看得吓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撒缰绳，就拼命不让马头抬起来。后来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兄弟奋不顾身冲上去，制服了马，我才得以脱险。想想当时我没慌，有办法，也是当年养马得来的经验。

　　我特别怀念这段日子。前几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当年放种马的地方，看望了当时带我的老关。他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很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老职工，也感激那段难忘的生活。

　　　7.积极分子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

　　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

　　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

　　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后来这事儿双方都妥协了一些，他们说，排不出新节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一起商议，只有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

　　商议的结果是，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来个小话剧撑时间。话剧本子从哪儿找？正好有人看到《解放军文艺》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苹果树下》，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解放军渴死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时间紧，大家分头做，我是导演兼主演，并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用木方和豆包布做布景。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门口苹果树的苹果是我用纸浆做成的，树叶则是用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上，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去。整夜整夜地画布景，忙得连背台词都顾不上。

　　领导审查节目，音乐都奏起来了，我这边词儿还没跟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那位领导拂袖而去，但求煤心切，就这样让我们去演了。后来煤买没买到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总挨冻。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儿都挺锻炼人的。你想啊，全团一汇演常常是三四百号人，评比颁奖不说，还有吃喝拉撒睡都得负责。我那时是团宣传队的小干部，又那么积极要求进步，当然顶多大压力也得去做好。现在真不会有那样的干劲了。

　　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左”得可以。要说小报告，我也打过。心里真的想的是帮助同志进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官话说得太多吧，我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大家到江滨公园玩儿。有人招呼着让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当我也走过去时，他们却不吱声了。这种排挤太明显了，太没面儿了，我只好拐弯到别处去。心里那个难过。

　　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之差？”也向父亲写信诉了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只觉得自己对，那还得了。

　　反正我二十来岁时真的特革命，讲原则，求进步。后来返城参军到文工团，一年就入了党。有一位当年空政时的同事多少年没见面了，后来她写了个关于我的短文发在媒体上，说看到大街上濮存昕做献血广告，她一点儿不吃惊，她说我当年就那样儿。

　8.怀孕事件

　　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说起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浜》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 “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

　　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儿看过两张照片，同样一群人，都是当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年轻时手搭肩膀照了一张相，三十年后重聚，又仿着同样的姿势照了一张。两张照片放一起，是被当做一件当代艺术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但也看到了一种心理深层的装饰感。当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个判断，我也尊重照片中这些怀有美好愿望的老知青，不过它唤起我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动，同时还有些怜悯与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不真实。

　　从我个人来讲，反映那一时代的作品，我比较认同王小波，也对姜文充满敬意，他们真正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意识，这种个体意识放在当今文化中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太阳照常升起》中“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我觉得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剥了一层皮，审了一溜够，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不久前报纸报道中国人在巴黎老佛爷购物受辱，外国人无理刁难后又说你是清白的，礼节上轻描淡写道个歉就没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体会到类似黄秋生的心境吗？

　　这当然是我的解读啊，姜文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事发之后，最信赖的那个好朋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那样详细的侦查记录。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种信任。

　　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令我们感到云山雾罩。

　　9.考入空政

　　有返城的想法是1973年，那时许多人已厌倦知青生活，在动脑子想怎么回去。人心浮动，我的心也在动。对我来说，最佳选择是部队文工团招生，我觉得这是条出路，于是就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准备考试。

　　探亲假是每年12天。第一次回北京，我印象特别深。那是阔别两年第一次探家，坐着火车硬座，火车整整跑了两天一夜。车到北京站，天才蒙蒙亮，我拎着两个大包出站，包里装的都是我插队当地的土特产，突然听到火车站大钟的报时声，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这是曾经生我养我的北京吗？怎么那么陌生而又熟悉？”

　　回到了内务部街的家，才是早上六七点，父母刚起床。将自己洗漱一番，父母说：你累了，先歇歇吧。就躺在自己曾经睡过的床上。一抬头，看见了屋顶上的水洇，那些小时候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形状线条，还原封不动地悬在屋顶上，恍恍惚惚地确认，真的是到家了！一个人拿出一支烟抽，不巧被妈妈撞见了，赶紧扔，以为她会呲的我，她愣了一下，却说：好好一支烟，扔了多浪费。知道这是一种默许，意味着在母亲眼里我长大了，可以与父亲平起平坐抽烟了。

　　这都是第一次探亲的记忆。后来几次回家，这种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因为目的变得很明确，就是要准备考试，做一名专业演员。练小品、背诗歌，还要练声。拜的声乐老师是中央歌舞剧院男高音的王嘉祥。为了学习，每天早上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陶然亭或他家，路程不短，但那时也不觉得远，因为劲儿憋得足着呢。

　　立志要当一名演员，在知青期间，也陆续有些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给错过了。比如，有一年中央乐团合唱团招生，著名男中音杨化堂老师来到我们团挑人，我那时人在27连割麦子，并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听到信儿，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来到团部。我从门缝往里看时，有人就说：这也是宣传队的。试考的人就说：来来，唱一个。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杨老师说：哦，次中音，挺好嘛。我赶紧说我没被推荐，他不以为然，说：那咱们争取一下吧，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嗓子。这下麻烦可来了，医院说，没有介绍信，不给检查。这事就算黄在那儿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拨乱反正，我也时来运转。办病退回到北京，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考试要演小品，我就选了“刷马”这个题，眼前无实物的一匹马，我要用动作表现，再加点小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的味道，考官就觉得我比较有生活，特别满意。可录取的时候又面临一关，就是政审。我母亲那时是所谓的“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幸好最后空政还是批准了我。这是我对空政话剧团最心怀感激的地方,一生都充满感激。

　　空政招生时，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即。7月要汇演，参加演出的必须都是现役军人。这使得我们正式入伍的节奏加快了，我也很快就穿上军装。这可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记得穿着军装回家，一路上特希望有熟人能看到我，可惜没碰上一个。可以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时段特别值得记忆,也就是人生的大关口。对我来说，这样的关口不会超过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从黑龙江回来，再就是当了兵，穿了军装进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这之后再让我想，真就没了。因为那种关口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

　　那时我和李雪健作为学员住一屋，两个比着早上谁先起床。眼一睁，嗬，他动了，赶紧起来，到楼道里争笤帚、抢簸箕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我俩还争先干好事，吃饭都紧吃快咽，好抢先下手帮食堂洗碗筷。那个时候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再平凡的角色也想演好，每天都像笑着生活，不知道忧愁为何物。

　　为什么如此高兴，当然是有比较才会这样。这一切和近八年的知青生活比，好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了。

　　我考上空政，生活算是发生了改变，我的许多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却没我这么幸运。其实在那会儿，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我强，回城后却没有我这样的机遇。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10.王贵导演

　　作为空政话剧团学员班的学生，我们那时的生活很正规。早上五点起床，出操、打扫卫生、台词训练、形体训练，还有班会、下部队演出，总之可以走南闯北了，甚至可以坐着飞机跑来跑去，因为我们隶属空军，可以坐自己的运输机。

　　我和李雪健都是从演群众开始。一般都是他演匪兵甲我演匪兵乙，他演轿夫甲我演轿夫乙。角色小，两人却都认真，还互相切磋互相找戏。《陈毅出山》是我排的第一出戏，我演的是乡绅B角，也就是女主演肖雄的父亲。正经排练不少次，终于演了两场。

　　后来李雪健碰到大机会了，话剧《9·13事件》中的林彪。那可是文艺舞台第一次出现林彪，他为演好这个角色，减肥不吃饭，刻意让自己变瘦。平时说话走路都找林彪的感觉，慢悠悠的，人很入戏，以至于那段时间我都不敢轻易回屋，怕打扰他。在这部戏里，我仍是个群众角色。林彪出逃后，其党徒也乘直升机逃跑，我演拒绝合作驾飞机而迫降的飞行员，有场戏与这伙人搏斗，时间两分钟不到。因为要演这个角色，我错失了当年大红大紫的电视剧《蹉跎岁月》的拍摄。当时我也想过，若是真演了这部电视剧，我也许能早点儿出名？

　　但《9·13事件》也是我重要的一段舞台经历。因为这出戏的导演非常有名，叫王贵，也是空政话剧团的副团长。排《9·13事件》，他让观众耳目一新。整台话剧有五十段戏，他采用的是照相机快门的方式，弄两个安上滑轮的景片，一场戏结束，景片就合上。人可以在景片前演戏，合上景片的时间正好后面就能换道具。这个舞台处理，就像历史的快门，把历史事件一幕幕地定格成画面。

　　在我心目中，王贵的地位相当于北京人艺的林兆华，是中国当代导演中对现代戏剧举旗很早的人，与人艺的林兆华、上海的胡伟民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之路。我的第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他给的，出演周瑜。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见识什么叫意识流。孙权苦闷之时，他一想到周瑜，周瑜就在后台出现了。还有真假周瑜，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对话。这个设计是王贵临时起的灵感。我记得在排戏场，他突然从导演桌后面站起来，大声说了句“有了”，顺势来了个侧手翻。对着演周瑜的我和王学圻说：你演A组时，B就演周瑜的灵魂。为让周瑜的灵魂也有戏，他还把编剧王培公找来，加了好多内心独白。这出戏，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与实验性。王贵希望整个戏的造型都要接近汉像砖，演员形体以大正面、侧脸表演为主。台词必须用近似日本能乐的发声方法念出，非常夸张。那会儿我已经和宛萍谈恋爱了，她在台下看我演戏，看完说了句：“你们的戏能把人吓死，怎么个个五官都挪位了。”

　　王贵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导演之一。从他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表演的现代意识。后来为什么在人艺，我能够在林兆华导演下长期演戏呢，也是因为王贵给我的启蒙，在林兆华那儿对上了。

　　要知道空政因为有王贵，在部队文艺圈是很受瞩目的。我们跟他排戏，总是非常尽兴。我至今记得他领我们排的一出戏叫《WM·我们》，可以说是《周郎拜帅》后又一次创新，比任何一个现代派导演都玩得起来，也耍得起来。

　　我在《WM·我们》中演一个角色，外号“鸠山”。整出戏大起大落，痛就痛到极处，乐也乐到极点，迷失是那么真，宣泄也是那么真。演起来真过瘾，这都是王贵给予的。可惜这出戏在当时没通过。部队首长要改戏，王贵又坚持不让。他真的要坚持戏剧革命与戏剧创新，结果反而被撤销了团长职务。

　　王贵现在还住在空政宿舍，人已经很老了，也早已不再排戏，但我觉得他才是为戏而生的人，只要聊戏他就很开心。我还记得他当团长我当小战士那会儿，他让我帮着抄写东西，都是他的什么创作谈、创作笔记之类，我就垫着复写纸帮他抄，一次复写出三四份。那些文字可是他新戏剧思想的结晶啊，我想，是不是就在抄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流到了我的心里，使我受用终生了呢？

　　那么有才华的人，艺术生命说停就这么停掉了，说来也特别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