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抵制精神粗糙

孙郁：用文字抵制精神粗糙

2009-04-30 19:12:20       作者：金莹     来源：文学报 http://www.neworiental.org/publish/portal0/tab466/info402204.htm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甘于寂寞，静坐于书桌前，在学术研究的路上践行，严谨跋涉。对于他们，你或许未听说，或许不了解，但他们却默默地为思想、人文建设做着贡献。我们将和读者一起，倾听他们的见解，探寻他们的思想。——编者

　　北京学者孙郁与鲁迅的“相交”已有大半辈子:从小学时看《呐喊》、《彷徨》因不懂而害怕，到高中“迷得不行”，再到后来插队时的系统阅读，他的人生几乎就与鲁迅连在一起。第一次到北京，他首先去的地方就是鲁迅博物馆。后来，他两次进入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守着馆藏的一万四千册鲁迅藏书，不亦乐乎。今年年初，他再次从北京鲁迅博物馆“跳”了出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授课。但生活中依然脱不了鲁迅的痕迹，走在寻常街道上，他随手指点周边的建筑，说:鲁迅什么时候在某个学校任教过，对鲁迅当年的行迹了如指掌。

　　“鲁迅的作品是一个失败的中年人的文本，他37岁才冒出来。社会说一是一，鲁迅非要说一不是一。他的语言是在颠覆我们古老的传统，但我们研究的人还在用鲁迅颠覆的语言在研究他。”说到当下鲁迅在研究和教育中的状况，孙郁说。“鲁迅不是天外来客，他也有一个模仿、临摹、创新的过程。他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个作家。”去年，他主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出了厚厚8卷《鲁迅译文全集》，为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追根溯源。那是上世纪50年代后鲁迅译文全集的第一次出版。全集印了1800套，销售一空。而他的计划还很多，下一步计划是出版鲁迅藏书的目录，书库里鲁迅留下六朝的一些拓片也都没有很好的整理……

　　在近半生的相交后，孙郁依然把鲁迅称为“奇迹”:“鲁迅没有一篇文章是重复的，鲁迅全集有每年一万多套的销量，多的时候有3万套。”而从鲁迅出发，他研究周作人，研究与鲁迅同一时期的民国文人，试图重新反思、寻找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气质。近日，他撰写的《鲁迅与陈独秀》出版:“这本书实际是面对左派文化多种性的自问。梳理历史时，就感到一个巨大的精神之力在其间起起落落。”在文章中他如此表述。而由他发起、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介绍周作人一脉的“苦雨斋文丛”也于近日推出。

　　在几年前《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的写作过程中，孙郁萌生了编一套苦雨斋文丛的念头。20世纪初的八道湾，周作人与弟子废名、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以及若干友人，在“苦雨斋”的书房中清谈写文，这一文化群落在当时及后来都产生了不小影响。偶然之中，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得知了孙郁的想法，他们一拍即合。在孙郁的调动下，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和资料室的若干人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浩如烟海的期刊杂志、报纸中寻找文章，终于于今年1月推出一套五本的“苦雨斋文丛”，首次系统展现苦雨斋这一脉的风致。其中“沈启无卷”中的许多文章都是首次出版。

　　“苦雨斋文丛”的编辑和出版，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孙郁对当下文化生态的忧虑。当时的文化流派，除了左翼，还有京派。但那些曾显赫一时的名字，被现在的人们慢慢遗忘。“苦雨斋是‘京派’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群落。苦雨斋散文不仅是文学史层面的精神闪光，也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的群落。”但周作人的四个弟子，除了废名和俞平伯，人们已知之甚少，但他们却都是近代史不能忽略的名字:江绍原是中国第一个在高校开教民俗学课程的人；沈启无整理的《近代散文抄》曾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这批曾被批评为“逃逸社会”的群落，孙郁的评价是“超功利的挣扎与现实的挣扎同样不易”:“当时，左翼作家看不上他们，认为他们堕落，吟风弄月。但其实，他们文字里也有对现实的不满。这些人在乱世中，不想堕落，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梦想，所以，他们就在一些纯粹的文化层面上考虑问题，只做纯粹的审美静观、精神静观。但这当时在中国做不到，他们也有自己的困惑。”

　　脱离政治、时代等因素，苦雨斋这一群体的选择本身或许就表现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面对社会动荡引起的文学潮流，他们不跟随，而是坚持自己，这其实更不容易。这亦是时代特色。“五四时期，人各有己。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和别人一样。”孙郁说。这也与当下的文化生态形成对比:“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活得有没有个性。文化的差异性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

　　重新发现和审视苦雨斋群落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尝试恢复当时多生态的文化语境，使后人可以把握更真实的历史:“单一的文化形态发展到最后，无论是在审美还是思想层面上，都不再能滋生新的东西。只有在合力中，才能表现整个中国文化的总体性来。这合力中，就有一个是周作人和他的弟子们所表现的这样一种精神:非激进，研究纯粹的学理，希望在智慧、知识学识上，或者在文字上来表现作为。”孙郁说，“在审美层面上，呐喊与高喊口号容易，有悠远的情思与思幽的学养则非下一些功夫不可。在那个时代里，苦雨斋群落高低不一的文本抵制了精神的粗糙，表现出文字的高贵性。中国不缺愤怒的诗人，但是缺少这样的人。”而且，“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群体的印象都过于简单化”。

　　苦雨斋文丛的编撰和出版过程中，孙郁也在思考:知识分子要关注现实毋庸置疑，但他们也必须同时具备相当的学问。“前几天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趁机看了些材料。我发现，民国初期去美国留学的人，像胡适，冯友兰等人，他们对美国的学术思想和中国固有传统融合贯通，是比较自如和自然的。苦雨斋群落中，周作人去过日本留学，废名北大外语系毕业，江绍原是在美国留学，他们的知识面都比较广，所以小品文才写得好。但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们这一代知识面很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 （实习编辑：杨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