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自外于普世价值？（上）

明天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六十周年。除了上次一组旧文，这里贴出刚写的一篇相关文章摘要，表示对这个日子的纪念。

中国可以自外于普世价值？（摘要）

——兼纪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

一．另一场地震

5·12，四川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不多几天，南方周末编辑部文章一段话引发了另一场地震——针对“普世价值”的讨伐。其实，用“地震”形容这场讨伐差强人意。因为要否定无法否定的，立不可立的，出场者即使平素还算有点实力，也很勉为其难，不得不用上栽赃、扣帽、指鹿为马的招数；完全没名堂的几员“大将”就纯粹昏说了。所以，把这番讨伐看作掀起一场思想地震，思想的内生能量是很缺乏的；可思想之外的能量聚集却不小，弱者的病态敏感、无知者的无畏勇气、精明者的利益盘算，特别是既得利益铁三角对抗文明世界价值维护社会病态的决心……，都迅速聚在了一起。冲着“普世价值”一拨拨轮番出场的，无论直接反对的还是称“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个个调门高得不寻常，搞出很大动静。而严格受控的平面媒体屈从于封杀另一种声音的无理要求，造成不同意见在平面媒体上失声，更放大了讨伐动静。

如果仅是某些个人的好恶，哪怕中意于奴隶时代，也只是他/她个人的事，只要去得了（比方说经时空隧道什么的），由他/她去，但是别拽上别人！如果并不真想回那时代而只是表达一种见解，不论持该见解的人是多是少，都属个人表达自由，尽可以当多元见解中的一种，当然，前提是不同见解可以跟它在公开、平等的条件下展开论辩。

二．“普世价值”究竟触犯了什么？

签署这些国际公约，就是对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认同，当然也是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尤其对本国人民的承诺。

可是诡异得很，南方周末编辑部文章恰恰因为赞扬国家救灾行动是在兑现这种承诺而惹火上身，“普世价值”一词也突然间成众矢之的。

然而南周究竟说了什么呢？翻开原文，说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意思明明白白：中国在进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在救灾中得到切实表现。

可发难者偏偏从中看出了“普世价值”抢“抗震救灾的头功”的惊天阴谋。“抢功”一说特别奇怪。至少有数万条生命消失了；数十万人留下了终生残疾和病痛；无数家庭残破了……这里特别要提起，消逝的生命中包括上万个孩子，数十万伤残中孩子的比例高得惊人。死伤这么多孩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堪承受之痛。在如此惨重的牺牲面前居然能把脑筋转到“抢功”上，真可谓世间百态，无奇不有！但即便按“抢功”说的思路论功排座次，南周文章所说的“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也已经有了“政府”这个明确主体——且不论政府有没有资格充当救灾行动的功劳主体——。既如此，何来“普世价值”抢政府的“功”？然而最吊诡之处还不在此。而在于循着“抢功”思路以及随之而来的具更明显政治构陷意味的种种指控——“普世价值传销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贩卖普世价值的人另有自己的一番深意”，搞“颜色革命”①等等。就差没用上“颠覆政府罪”了，但已经呼之欲出——，发难者口中的普世价值成了必须严加防范的敌对价值，它对中国政权简直如“木马病毒”般危险，政府决无理由表示认同和承诺。但事实上政府确实已经通过签署上述国际人权公约作了承诺。如果签署公约作为承诺还不够明白的话，那么当中国政府于 1998年10月5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新华社通稿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也是中国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但是按发难者的逻辑，对这种承诺就只能有一种解释：承诺是虚，韬光养晦是实。可这岂不是说政府在欺骗国际社会和本国人民？

这类政治构陷最终落了个自打嘴巴。而且高调反来反去，普世价值究竟触犯了什么，却叫人看不明白。不过另一些人提出的“否定特色”论倒一下把问题点明了：“‘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妄图用一个模子来规划地球上所有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道路”。②

原来触犯了“特色”！

三．脱离普世价值的特色成了什么？

“普世”与“特色”的关系其实是或类似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差异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讲普世价值，决不意味着要否定特色；讲特色，也不能脱离普世价值。

无论国家、民族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人类群体，都有权拥有和保持自己的特色，可是保持特色不是终极目标，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才是终极目标，只有不悖于这一目标的特色，才值得珍视和发扬。如果某种文化或制度具有鼓励蔑视人权、扭曲人性的价值倾向，那么这种特色的价值倾向需要的是变革而不是固守，比如，在我国高度耦合的文化和制度支撑下成为社会显性价值的权力崇拜。固守这种与人的尊严敌对的特色价值，人们就不得不接受官权嚣张的现实，譬如，官员敢于大白天酒后无证驾车撞了小孩非但不施救反而试图倒车干脆压死重伤孩子，事后既可以叫嚣“谁也不敢处理我”，又可以找下属顶罪；可以流氓到强拖陌生小女孩入厕，膨胀到当民众是“算个屁”的贱民；可以办公时间为嫁女在机关大院设500桌盛宴，并呼风唤雨招来几十名警察、法官为婚宴抬菜……

以上三位外加把人当野猪射杀的那位只不过把官员的跋扈演示得特别极端罢了。而如此极端的行为和“你们算个屁”的酒后“名言”，足以使他们取代几个月前叫嚣“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的“国家罗汉”而共同成为权力的最新形象代表。他们生动的言行将过去多少被漂亮语词修饰和遮盖了的人民的真实地位呈现得格外触目，同时也以最直观的形式告诉人们：官权嚣张和民生多艰是人权不张的一体两面现象。它们为人权对于人的不可或缺性提供了绝佳反证，让人明白通过人权概念来表达的基本权利绝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