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髦官兵一致，一律穿“国绿的卡”（国防绿颜色之“的确良”咔叽布），没有军衔。“官兵”唯一区别是“指挥员”上衣四个兜，“战斗员”上衣两个兜，合在一起统称“指战员”。要说真没区别纯粹扯淡，周恩来军装上的“为人民服务”长方型纪念章，就与普通战士的五星加横条“为人民服务”型质不同。更不用说不同级别的政治军官，也都名称迥异、泾渭分明：连级叫指导员；营级叫教导员；团级叫政委……
2009年4月13日，营长毛晓东、教导员孙寿洪在广州地铁农讲所站出口。他们离开部队30年，连腰上的武装带都一模一样。“抗美援越”；“援柬牵越”；“支援边疆，机动作战”；最后才是“自卫反击，保卫边疆”。在铺天盖地的经济大潮中，正收拢打散的部队，实行《兄弟连》式的自救。
79年“援柬牵越”，我军伤亡巨大。41军121师361团1营1连是穿插最远的部队。穿插部队无前线后方，四面楚歌，敌人环伺。该部最先参战，最后撤出，整个28天孤军奋战，阵亡4人，伤17人，全连132号人，伤亡各为12%和3%。这是当时最好的战绩，30年前，该部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就知道以人为本。
孙寿洪作为虎将毛晓东的搭档，先是41军121师361团毛晓东连的指导员，后是毛晓东营的教导员。现在是什么？……现在还是毛晓东的“政委”，喝什么酒？喝多少？抽什么烟？抽几支？就连纂局吃饭，“政委”也要亲自到地铁口去接“晓东”。晓东搞穿插是天才，从不逛街。在花天酒地的广州城，肯定会走丢的！丢人，那不是咱们连干的事。
1979年高平穿插，121师361团团部遭越军伏击，营长阵亡。临终前留下三句话：“一、我不怕死。二、马上收拢部队。三、把部队带回去。”这三句话从此刻进毛晓东、孙寿洪的生命。穿插部队轻装前进没有军锹，几个人用63式步枪的刺刀在越南丛林中掘出一个坑，铺上自己的绿棉袄，掩埋战友。自己冻得瑟瑟发抖，扒下缴获的越共血衣（其实也是中共制造援越的）穿上，完成穿插后，特意返回旧地。挖出腐尸，拆毁越南一座检查站，用门窗、房檩火化尸骨，再把碎骨头装进一个牛肉罐头盒，背回祖国安葬。据参战老兵讲：当时牺牲一个战士补偿300块，相当一头猪。牺牲一个干部补偿400块，相当一条牛。不像现在，死一个民工能赔20万,世道变了,人权——生命、财产得到应有的尊重。
孙寿洪，1949年生，大连人，沈阳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专业是古筝，与世代扛枪的毛晓东天壤之别。孙寿洪1969年11月入伍，分配到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海上文化工作队”，唱歌弹弦子，是闻名全军的“海上的乌兰牧骑”。
孙寿洪有英雄情结，不喜欢当文艺兵，主动要求到野战部队。72年12月调到陆军41军步兵121师，步兵361团政治处当干事。以后坚决要求下连队锻炼，75年到步兵1连蹲点，邂逅1连20岁的连长毛晓东。两个人聊天，喝酒，用蜡烛烧腊肠罐头。一拍即合，成为莫逆。毛晓东找到上级，要求把孙寿洪留给自己当指导员，共浴战火，铁磁至今。
老鸭好奇，是什么原因让两人一见如故。据毛晓东讲，两人都是北方人，脾气急，快人快语。“老孙这个指导员是我挑的。挑一个文工团下来的，没当过战士、没当过排长的知识分子当指导员？知识分子能主动下野战部队，少有。在咱们部队，政治干部就是监督枪杆子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像我们这样几十年没红过脸的，少有！”
孙寿洪说，毛晓东其实不算北方人，他汕头出生，天生是当步兵的料，军事技术没人能比。20岁当步兵连长，太牛逼，一般人根本看不上，不知道怎么看上我。尽管他生在汕头，但毛晓东的爸爸是山东人，妈妈是丹东人，由此对北方性格有归属感。别看他战场上像个凶神，可为人善良，属于表面平静、招女人喜欢的闷骚型。不仅受士兵崇拜，就连驻地的“渔妹”都喜欢他，穿插敌后，俘虏了一帮越军女人（可能有军属或女兵），她们看1连风纪整齐，好几个非要跟我们回国，躲避战乱。我怕晓东心软，不得不下令：“一、不许任何人单独审讯这些女人。二、不许任何人把这些女人带回国。”我写了一张纸条“经审查，这批俘虏属于平民。希望友邻部队放其回家。54480部队一营教导员孙寿洪。”
1979年，穿插有功，孙寿洪擢升1营教导员后，骑马去121师属医院，当时营职配军马和警卫员。
据他们的老排长赵小兵介绍：指导员孙寿洪比连长大六岁，军事技术不如晓东，可是心极细，是全师有名的“开锈锁专家”，属于老天派来的上帝之手。不管多刺头的战士，一到1连，都能绵羊变老虎。军事主官与政治主官如此珠联璧合，全军罕见。
孙寿洪到1连前，1连各项军事比赛都是全团、全师第一，就是文艺落后，养猪、种菜在全师倒数第一。孙指导员说这个不难，文工团出身，干别的不行，唱歌一定非拿全师第一不可。果然。不仅唱歌全师第一，连一直倒数第一的养猪、种菜也跃居全师第一。
种菜全靠臭大粪，尤其是马粪。在指导员率领下，1连首先构筑壁垒，保卫本连厕所，严防外人偷粪。凭晓东建立起的1连军事技术，所向披靡。安内之后迅速攘外，洗劫连队附近所有大小粪坑，继而席卷机炮连等所有有军马连队的马粪……把1连的菜地弄得墨绿墨绿。引得干部家属爱之心切，常来偷摘战士的空心菜。战士不敢说话，指导员率先打上门去，一颗菜罚款五元，不管多大的干部，从此没人敢碰1连的劳动成果。
1连猪栏里肥猪满圈，确保每个月杀吃一头，给摸爬滚打的战士补充体力。猪头、下水、心肝肺……五脏俱全，全都下战士的锅，概不送上级领导。
孙寿洪笑着说，有些连队养猪不得要领，养得根本不是大肥猪，而是瘦干狼。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养的不是大肥猪，而是腰身矫健的狼和跳高运动员。”还有连队养猪为撑门面、争先进，舍不得吃，只为应付首长检查。还有的连杀猪“没心没肺”，好部位全拿去给首长进贡了。这样的事，咱们连不干。全连团结得像一个人。 
2009年3月16日归国凯旋纪念日，原121师361团1营1连48位参战老兵，在连长毛晓东、指导员孙寿洪率领下，整队到越战墓地，看望30年前牺牲的战友。孙寿洪讲：“这些战友从来就没死。30年来，每年如此。我们不鞠躬，只敬军礼。我们永远是骨肉兄弟。”
1979年陆军41军步兵121师361团1营1连参战老兵。
政委制度，是苏俄内战时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的一大发明，列宁为此称赞托洛茨基“是唯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起一支红军的人。”是“红军的缔造者”。
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通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电台，“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已经成功。”其实，当时布尔什维克仅在彼得堡、莫斯科等极少数城市暴乱成功，迅速被各种反革命力量所包围。虚张声势的布尔什维克，面对全国内战，根本没有能打仗的职业军官。为弥补不足，托洛茨基启用沙俄旧军官打内战。为防备旧军官谋反（如卡朗施塔特等），托洛茨基在每个军事主官身旁安插一名政委，予以监视。挎短枪的政委，随时准备将挎长枪的主官击毙。托洛茨基规定：党代表制度必须从连级开始，以便完成基层士兵政治灌输、对下级军官政治监督。该制度后来被毛泽东克隆，仿造出中国“红军”，称“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在这一制度下，原本属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军队，获得空前的政治凝聚力，确保布尔什维克获得内战胜利。托洛茨基的政委制度，随着苏俄输出革命、共产国际……以“党代表”形式输入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共革命胜利，都不同程度沿用了苏俄的政委制度，党指挥枪。托洛茨基的偶然发明，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军法宝，并绵延至今。
左：连长毛晓东。右：指导员孙寿洪。
不久前，老兵何继生肝癌晚期，住进南方医院。医院上下都瞒着他，可老何是什么人？打穿插的司号员，打仗勇敢，穿插英雄，越南子弹把他的冲锋号都打穿了。他在医院里察言观色，穿插到医院病例室，偷看诊断书后，坚决要求回家。“连长、指导员，你见过放疗、化疗治好的人吗？把钱省下来给其他战友吧。”
老何回农村老家，吃农家饭，每天出工，拖儿带女，生活困难啊！愣是比医生预计的多活了半年多。挺高一条大汉，轻得只剩骨头架子，被他老婆轻轻抱着，到田头晒太阳。
临了，他老婆来找孙寿洪，说：“指导员，老何不行了。他有两个要求，想求组织解决。一、太疼，受不了！二、死后，想土葬。”
这年头哪还有组织啊？孙寿洪想都不想：“全答应他！”老何说疼，那一定是疼。全连立即在战友间筹钱，每天给老何打杜冷丁，一直打到死。土葬？咱不是毛主席，先答应他，让英雄心里踏实，至于能不能办成，以后再说。
老何临死最后一句话：“连长、指导员，我们来世再做兄弟。”
黄友德是毛晓东、孙寿洪用罐头盒背回来的营长。临死留下三句话“我不怕死，收拢部队，把部队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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