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大学校史怎么写(南方周末 2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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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四海】大学校史怎么写

作者: 黄仕忠 2010-02-24 21:08:05 来源:南方周末

“京都之地,远离政治中心,这里视学术的独立性为最上……”京都大学的薄薄一册简介,便已充分诠释了现代大学的理念。今后中国大学撰写校史,或许也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2008年春,我在京都大学做访问研究。那天“百周年时计台纪念馆”取了一册京大简介,读后颇有感触。

日本近代的大学,是在明治维新后,参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发轫于东京大学,当时也叫帝国大学,与政府关系密切,是政府的思想库。明治三十年(1897),人们认为,只有一所帝国大学,不能形成竞争,不利于大学的发展,所以在京都设立了第二所帝国大学。

京都大学设立的宗旨,就是要与东京大学有所不同:远离政治中心,保有自由的学术;主要目标不是培养官员,而是学问家。这种理念来自西方,只是内阁官员与学界人士非常透彻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加以制度化。所以京都大学很快就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对现代日本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大学,自然有无数辉煌的功业可以载入史册。那么,京都大学是如何介绍自己,以显示自己的定位呢?编纂者仅选取了百年间的若干片断,却能借一斑以窥全豹。

京都大学设立伊始,首任校长木下广次就提出:大学的核心是自由的学术研究与重视学生的自主性。随后,这也成为京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1933年,文部省认为京大法学部刑法学家泷川幸辰的学说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要求将其解职,教授会以违反大学自治原则而予以拒绝。但文部省的解职令强行下达,于是全体法学部教官向校长提出辞呈。经再三斡旋无效,法学部2/3的专任教官离开了京大,当时在日本据领先地位的法学学科,就此沦为二流。这一事件中,教授会把学术自由放在大学最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应以“真理的探究”为目的,而不应被动地服从国家利益。但在当时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正迈向“战时体制”的背景下,这样的主张当然不可能被接受。顺带说明一下,泷川在战后重回京大任法学院院长,并在1953年升任校长;“泷川事件”则成为黑泽明监制的战后第一部电影《青春无悔》(1946年)的背景。

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与争取大学自治的努力,为京大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氛围,人才与成果不断涌现。在文科方面,以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为中心的一群哲学家,以其创新的研究,被称作“京都学派”,代表了日本现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在理工科方面,则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49)、朝永振一郎(1965)为代表。汤川秀树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这不仅给战败后悲观消沉的日本民族带来信心,事实上也证明京都大学的建校模式,比之东京大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范式。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以西田和汤川为中心的学者之间,更有密切的关系,展示了京大所特有的一种学术共生性。朝永振一郎的父亲是京大哲学史教授、西田的同事;西田的次子则是汤川的前辈。汤川在学生时代一次不缺地去文学部听了西田的哲学概论课,后来也经常拜访西田的住处。汤川晚年回忆说,哲学与物理学在往昔原是一家,后来才分开了,但与西田的谈话,把两者又拉近了。

令人意外的是,“大学纷争”也成为重要的一章。那是1968年之后,西方与日本的大学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风潮。学生罢课闹学,堵住讲堂。京大当局采取劝说的方式,并通过主张解除封锁的学生一方的力量,几天之内就解决了问题。这种由学校自力解决的做法,被称为“京大方式”。但不依赖警察的另一面,则遗憾地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对立。两派学生间争斗加剧,入学考试只能另择场地,毕业式取消,新学期入学式草草了事,授课几乎无法进行。最后不得不借助警察的力量,才平息事端,使校园回归宁静。这样的介绍角度,可谓意味深长。这大约便是“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另一种体现。

简册最后仅用“近年的京都大学”,一节带过。此外我未涉及的只是“帝国大学时代的学生生活”与“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京大”两节。

京都大学知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在《中国留学记》中谈到京大的学风,称“京都之地,远离政治中心,这里视学术的独立性为最上,处在一种学问应与政治的方向毫无关系的风气之中”。我以为这是吉川作为后来者总结出来的,如今通观校史,才知道这确实是最初设计好了的,并且一如既往地传承了下来。一时感慨万千。

京都大学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但人们并不因此就认为大学就必须从属于国家观念。在20世纪前期,大学自治更是日本知识界向右翼政府激烈抗争的议题,学术自由,保障学者不因学术问题受迫害,则是其关键。当然,这些都只是到了战后才得以完全实现,并且很快让日本的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日本的再度崛起贡献了力量。

为什么日本第一、第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出现在京都大学?它与京都大学的自身定位有何关系?所有这些,都令人发生无限遐想。

这薄薄的一册简介,寥寥几个片断,便已经充分诠释了现代大学的理念。我想,今后中国大学撰写校史,或许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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