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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 　[ 分类:阅读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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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中东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坐在办公室外的沙发上，身边是信息系统(Infosys)公司CEO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两人一边等待着探索时报频道(Discovery Times Channel)的电视片摄制组架设好摄像机，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这间印度公司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新局面。作为印度高科技产业的代表，信息系统公司不仅为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开发大型软件，更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热线电话向全球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在墙上，时钟被贴满标签：“美国东部”、“美国西部”、“格林尼治”、“印度”、“新加坡”、“日本”以及“澳大利亚”。
　　“汤姆，比赛场地正在被铲平。”忽然之间，尼勒卡尼对弗里德曼说道。在尼勒卡尼看来，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与西方在知识产业上一较高下。美国必须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
　　尼勒卡尼的话在弗里德曼耳边久久回荡。晚上，他从信息系统公司的园区返回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Bangalore)。40分钟的车程，他不断回味着这句隐喻：“我觉得，南丹的意思是比赛场地正在变得平坦。变平坦了？变平坦了？我的天呐，他是在告诉我，世界是平的！”那天晚上，弗里德曼打电话给妻子：“我要写一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舆论的视角都聚焦于中东。但在2005年，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我们是不是把太多精力投入到一些不该过分关注的问题上去了？”这并不是说中东将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恐怖主义依然是巨大的威胁，世界的神经继续为黎巴嫩、伊朗和埃及的变革所牵动。但是，这些趋势并不代表世界的真正未来。中东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毫无疑问地沦为失败者，开放市场、自由贸易、民主政治……这些词条几乎都与他们无大关联。如果说这些失败者已经让美国焦头烂额，那么这个时代的赢家——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山姆大叔更为棘手的挑战者。
　　终于，他们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这些曾经在18世纪令人目眩的东方国度。三十年前，比尔•盖茨告诉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果你必须在一个出生于孟买或上海的天才和一个出生于纽约州帕基普希的普通人之间做出选择，你肯定会选择帕基普希——因为在那里，过上富足生活的概率要远大于亚洲城市。“现在，”盖茨说，“我宁愿成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天才，而非生于纽约的普通人。”因为，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进入门槛”早已消失不见，每个人都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即插即用”。
　　打开《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分割成三个阶段。“全球化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始于1492年哥伦布打开新旧世界的贸易大门，直至公元1800年前后，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公元1800年持续到2000年，其间被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硬件的革新扮演着主要的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再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而在“全球化3.0”中，个人成为主角，肤色或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门槛，软件的不断创新让大洋两岸的人们可以通过海底光缆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
　　历史似乎正进行着一次有趣的轮回。五百多年前，哥伦布使用简陋至极的导航技术穿越海平面，并安全返航，以此证明“世界是圆的”。他们在茫茫大海中折腾了71个昼夜，一直到1492年10月3日凌晨，才发现第一块陆地。哥伦布深信他脚下所踩的正是印度，而实际上，那是后来被命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的崭新大陆。几个世纪后，美国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光顾真正的印度。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在顶尖学府里接受教育之后，已经掌握了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世界仿佛骤然变平——正像那些印度工程师面前光滑如砥的液晶屏幕，鼠标点击之间，已经能够轻易调动遍布世界的产业链条。
　　弗里德曼同样进行了一次目的地为“印度”的旅行，但却对世界得出了与哥伦布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将自己比作现代版的哥伦布，却在有意无意之间犯下了一些与前辈异曲同工的失误——沉溺在自认为精彩的结论中以至于难以自拔。在将近500页的著作中，他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不断地书就一些意义不大的文字：“我的上帝！”“哇噢！”“孩子！”“当世界变平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也被铲平了！”
　　弗里德曼竭尽全力地证明“世界是平的”。他和许多人交谈，大段大段地引用其他作者的文章、E-mail、官方报告、广告片花、演讲稿和调查数据。他的书里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像染有怪癖的记者一样地不停抛出各种名字。显然，弗里德曼的问题并不在于细节的贫乏，而在于整本书读起来乏善可陈。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几近雷同的阐述：“世界越来越小，变革正在无情地推进，许多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但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恐慌”。抛开纷繁复杂却换汤不换药的故事，《世界是平的》几乎只给出了这些观点。而更要命的是，这些故事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之类的杂志里几乎随处可见，只要读者不是在密室里被关了五年禁闭，那关于外包工业的新闻几乎早就可以倒背如流。
　　作为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工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著名的写作路数，就是在永不停歇的旅行中与有趣的人们会面，并把聊天过程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弗里德曼和这些人谈话的标准方式是，先把他的戴尔笔记本重重放在桌上，然后在采访过程中一路快速地输入。但在批评家们看来，弗里德曼只是在不停讲述一些发生在小圈子里的事情。英国《卫报(Guardian)》毫不留情地对此揶揄道：“他笔记本上的‘I’键可能需要翻修了。”弗里德曼在书中说了太多的“我”。读者可以了解到他的家人、朋友和饮食习惯，甚至是对他新闻学老师的赞美之辞——“我直挺挺地坐着，脑袋里只有她！”
　　不可否认，那些高踞金字塔尖的人名足以唬住不少读者。但是，仅仅通过对比尔•盖茨这样的IT要人进行采访，就推导出“高科技已经改变世界”的结论未免太过仓促——就像一个学者宣称要研究英国劳工市场，却只把参加英格兰超级联赛的明星球员作为样本——得出的结论可能叫世界吃惊不已，但繁复冗长的推理过程却几乎一分不得。
　　面对外界的评论，弗里德曼自信十足。“如果我的基本观点是对的，这本书就会被人记住；如果事实证明它是错的，这本书就会完蛋，被人扔进垃圾堆里。”在接受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访问时，弗里德曼说，“问题只有一个：我说得究竟对不对？”

　　* 《名仕》杂志3月号。
　　奇怪，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简体中文版呢？是不是要把“Not Flat”那章删掉才能出版？看来在我们伟大祖国，意识形态依然是消息传播的重要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