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比较:中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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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比较:中国的不同2010-02-12 12:29

自2004年以来,国内学者就开始逐渐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类似于日本的1970年代。六年多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从经济特征等诸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在2010年类似于日本的1975年前后(此前扬韬也曾指出中国的2008年相当于日本的1974年)。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且中国经济会继续复制日本当时的模式,那么,等待我们的应该是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最后的泡沫时期。

不过,在最近的反思中,扬韬发现,简单地将中国经济类比于日本的1970年代,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未来并不一定会继续沿袭着从前的道路,再继续复制日本经济模式15年。相反,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一个必须要进行抉择的关键时期。这是因为,中国与日本和美国相比,存在着几个重要的区别:

其一,中国人口差异。1970年代,日本的总人口刚过1亿人,但1973-1974年恰恰是其人口增长的顶峰,每年新增人口(出生人口减死亡人口)达到150万人。1977-1978年,新增人口回落到100万以下,1979年后节节下滑,到经济泡沫时期的1989年,新增人口只有46万了(如今年新增人口20万上下)。1973-1974年的新增人口之所以数量巨大,是由于二战后出生的人口进入生育期,但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而中国最近一次新增人口高峰出现在1987-1988年(三年自然灾害后出生的人口进入生育期),每年新增人口超过1700万。其后就逐渐下降,如今每年新增人口降低到700万人以下。从人口增长极值来看,中国滞后于日本不过15年左右。也就是说,从人口差异来看,将中国经济简单看作将滞后于日本34年,是有问题的。

其二,中国的城乡结构差异。目前一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未来20年还有3亿人要进城。如果按照城市化率来看,中国经济腾挪的余地还非常大,不要说15年的增长,就是20年也还会保持高速增长。不过,中国的所谓城市化率是对户籍人口的统计,它忽略了全国近2亿流动的农民工其实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了。如果把这个指标算进去,中国的城市化率恐怕已经超过60%了。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巨大的“待富裕”的人群,貌似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却非常缺乏发展的后劲。与日本和美国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农民,土地没有私有化,甚至于宅基地都是集体所有而非个人所有,他们根本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级差地租的收益。这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与城郊人口的最大差异——城郊人口还可以部分享受拆迁带来的微薄利益。

在缺乏土地增值带来的一次性收益的情况下,农民要想进城,只能是一种梦想。不解决这个大问题,中国经济的两极化就会进一步加剧,到一定时候,将无以为续。

其三,消费潜力的差异。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投资增速太快,投资的规模也太大,目前正面临着非常危险的转换时期。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2%,消费是52%,进出口为负值。假如进出口为正值,我们能理解的投资贡献率将达到60%以上,消费30%而已。投资与消费的巨大缺口,本来意味着发展的潜力,但我们的消费增长潜力却是有限的。

何以故?因为我们的人口总量太多了。这种总量,使得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太过便宜了,劳动者收入长期处于低位徘徊。中金公司的一个研究指出,1963年到1970年,日本的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上升25%。而我国1998-2005年(与日本对应时期)的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却下降20%多。也就是说,日本发展的高峰时期,单位产品所带来的劳动力收入同步大幅度上升,而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却大幅度下降了。

中国对日本的差异,也是对美国的差异。对日美两国来说,经济发展了,劳动力总体收入增长了,所以消费能跟上。而中国不然,经济增长了,两极分化却加剧了,穷人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由此使得经济结构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短板。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其一是强行提高劳动者工资,其二是显著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保障。但前者已经行不通,甚至于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上海市,10年来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不过从600元涨到1000元,但这1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近3倍,M2增长近5倍。相比之下,穷人更穷了。至于提高保障,无非是征税再返还,相当于二次分配。但中国的二次分配过程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征税1亿元,返还到穷人手里的,怕连0.1亿元都没有。

所以,不解决消费潜力问题,或者说,不大幅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中国经济走到一定时期后,将必然出现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刻,投资跟不上了,消费没跟上,结果……

除了上述三大差异外,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中金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专利授权数量是万分之1.3。而在1970年,日本的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万分之10。这意味着中国的科研能力的低下,看看如今的大学,就不能不让人摇头。

当热,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社会制度差异所造成的过度管制,制约了普通人群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面对这三大差异,我们一些研究人员有必要反思:

1、中国的钢铁产能,按照日美人均去算,应该达到10亿吨才比较合理。能这么比吗?

2、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如果是46%,按照日美的水平,15年内我们会达到75%吗?

3、中国消费占GDP 的比重目前只有37%(2009年),按照日美的经验,我们将来应该达到70%,但面对如此低的劳动者收入,这个目标何以达到?

4、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7%,投资贡献率92%,但日本1970年代的投资贡献率只有35%且保持稳定,那中国的投资贡献率未来如果下降到40%以下,会出现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