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苏式体制对社会进步的反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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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体制对社会进步的反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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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苏式社会主义的弊病主要在于一党制、以党代政党天下、三权合一、高度中央集权，其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这种体制严重违背了各行各业的内在规律，干扰了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以50年和平发展的积累找些成绩当然不难，但是从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和隐患，这种体制实是弊大于利。我们不妨从各行各业略略来分析一下。
一、不适宜的工作环境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其实现在也谈不上是龙了，不过相当而言工作效率要高些），三个人是虫。为什么三个人以上的群体效率就低下呢？这是因为三个人以上的群体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调动群体的工作积极性。苏式群体管理体制--管理众人的体制，也就是苏式政治体制不能造成人们的良好工作环境，以使人们安居乐业。在这种环境下群体不可能自组织协同开展工作，不可能产生公正高明的领导、有效的行业工作激励机制、默契的群体人才结构，所选的领导并非是本行业的业务带头人，主管部门、党政工团多头管理造成混乱的机制，使人无可适从，有意识地或人事不正之风渗入沙子造成同事间矛盾重重。这种体制的出发点就希望下级部门产生不同帮派，以权术加以控制以期渔翁得利。
    大家知道，群体的自组织需要经常演练，MBA教材和卡耐基方法都强调对员工的群体协作的训练。当时在抗日战争时，经过训练的国民党部队在昆仑山以一个连队一百多人就挡住了日本一个联队的一千多人。而在苏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却很不重视群体协作的培训，却把责任推给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有战斗力的群体是有效率的群体，而苏式体制最害怕下面各群体，尤其是民众形成有战斗力的群体，因此在苏式社会主义下，不可能生成或长期存在有工作效率的群体环境。
二、对教育的阻碍。在照搬苏式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的教育一直强调为政治服务，培养所谓对社会主义有用人才—即对维护少数特权利益有用的人才。所以限制教育规模和投入，只培养少数知识特权—现在公开称为精英。对大多数老百姓则行愚民教育（五类分子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子女在1977年以前都不允许上大学，有些部门和学校现阶段还进行政审），乃至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我国到至今名义上才实行9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在众多偏远地区和农村，连小学都不能实行义务教育，许多小孩仍旧上不起学。改革开放后实行教育产业化，每学期收费，幼儿园达几百元，小学数千元，中学上万元，义务教育早已名存实亡。2001年暑假，无锡市对市区17所中学的桌椅进行一次抽样调查发现，课桌椅及格仅占3 成。初中合格率仅为21。4%，文化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乡村学校还有许多教舍是危房。全国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仅为6% 左右（0。6%？），而德国和美国的比例高达33%以上。
从幼儿园到大学对学生灌输是精选的对维护政权有利的思想，强调服从听话告密打小报告，对学生区别好生差生，使差生幼小心灵从小就受到损伤，好生的心态也扭曲畸变和肮脏，差生鹜劣好生阴柔，把未来工程师和科学家最难得最宝贵的童心给泯灭了。苏式体制推行奴化教育和应试教育，甚至于对学生的爱国思想情绪都要加以控制和淡化，违背了育人传知的原教育宗旨的实施，教师满堂灌学生满堂填，师生都成了应试工具，而对道德知识本身失去了兴趣。樊映川的高等数学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把科学活的内在灵魂给阉割。学校很少开展老师自主学术活动和交流，学术讲座讨论活动都严密控制，这种体制脆弱得容许不下一点越轨行为和不同政见，不可能实现繁荣教育所需要的兼容并蓄。50多年来教育上的折腾，没有好好地地培养出什么人才，1950-1951年镇压反革命、院系调整，把过去英美教材作废全部苏化。批判只专不红、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自然灾害、十边种植、社教、文革、停课；1978年后好些，1990年后学校又一派死水，学校很少时期能正常上课学生安心学习。
概言之，在苏式体制下，我国的教育一是只培养少数人，二是培养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才。这样对政权是维护了，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道德品格差，缺少团体合作精神、实际工作能力和良好的工作作风。毕业后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技术人员甚至到了快退休了都开发不出独创的产品—充其量能模仿国外的产品就不错了。出来做教师编写不出有自己成果的教材—只会抄袭剪贴。苏式教育实是失败的教育，是误人的教育。难怪一些老大粗痛斥为无用的教育。毁灭人才有余，培养人才不足：我国文盲高达2 亿多人，高中生90年代初高考入学率仅占2%，为世界第103位。
三、对科学研究的阻碍。华罗庚在解放前尚创建了一门数学分支—堆垒素数论，在苏式社会主义下50多年来我们创建了哪门科学分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洗衣机、电视机、冰箱，计算机、DVD、摩托车有哪一项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处处在享受现代科学文明，羞愧的是我们没有发明一项现代科学文明。不错我们自行设计（不是发明）了卫星和导弹，但也是集中全国优秀人才和财力吃小锅饭保出来的。这是因为苏式体制只强调服从紧跟压制了人的独创发明能力，只允许一个思想阻碍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僵死的管理体制扑灭了人们的创造灵感，党政工团多头领导的混乱干扰了科技工作内在的劳动特点和规律，使科技工作者放不下一张书桌，难以进入如醉如痴的工作状态。一下政治挂帅，一下企业化管理，总不能让科学家们按科学劳动的规律去运行管理。
因为对群体的害怕，科技工作者们不能自由地进行学术交流，不可能及时了解国内外进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进展，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因此他们的思想、知识和信息常常是落后的，开发出来的产品无法打入国际市场，他们的科研成果无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因为对先进思想的封锁，在报刊电视上人们只能看到新技术新工艺的介绍，而无法知道这些新技术的原理和文化内涵—特别是哲学上的新思想，阉割了最革命的科学精神。科技人员无法从新原理和哲学思想上启迪开发另外新的成果和产品，也不可能产生新的哲学派别和科学派别。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科普率以极低的比例徘徊，人民大众包括许多社科工作者和教授处于（自然）科学愚昧的状态，人们无从了解现代发达国家科学研究和科技工作是如何管理运作的。由于科学研究的严格运行规律，强烈需要改革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为残喘现有的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近年来不惜花费相当于鸦片战争时流失的白银引进技术和设备，而宁可放弃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也害怕人研究分析），致使我国的知识经济步履维艰，技术产品走出国门寥寥无几。资本总是扩张的，把眼光只放在国内市场的拉动上，是我们经济徘徊不前的一个原因，况且入世在即， 国内市场不知还能维持多久。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苏式体制是怎样妨碍了科学劳动的。
再看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硬件，更是缺资金缺设备缺资料缺场所缺助手。我国科研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含科技贷款），远远低于国外3-4%（不含科技贷款）的比例（国外还鼓励企业投资和资助，投资的成果成功了归企业所有，不成功作为资助可免去同等额度的税收）。我们科技工作者欲干不能欲罢不忍，为了维持科研继续下去，只好是一手抓天平，一手拿电子秤，活脱脱的是一场被杂耍的猴把戏。到头来可怜历尽千辛万苦开发出来的成果，又被拿去作为贴金的招牌。
四、对文化的阻碍
文化是苏式社会主义的重灾区。我们的文化体现了苏式集中优越性，文化团体和艺术人才多集中在大中城市，是为少数特权服务的。过去散落在民间的艺人多被搜走，多年来由于得不到必要的养分，民间艺人逐少有新人，民间成了文化沙漠。我们在偏远地区、中小城市已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街头巷尾不闻丝竹声，乡村田野难寻丹青，书店买不到好书，街道见不到书室，生活区打不着篮球，踢不成足球。我所在地级市很少来过几次中央有关文化部门的演出，一般县城乡村是无缘欣赏到外国艺术家的现场表演的，也不会观赏到国际体育现场比赛。这就是无孔不入的特权--少数人的享乐，对大多数人的剥夺。没有群众基础的文化必然是萎缩的文化。
即使在大城市文化的发展也是艰难，由于对文化百般的摧残和禁锢，50年来特别是前30年，我们出了几个文学家 、艺术家？解放前留下的巴金、沈雁冰、冰心、胡风、郑君里、贺绿汀、赵丹出了几本象样的书和戏。悲剧不能写、阴暗面不能写、伤痕文学不能写。写出来也发不了，演不了。有下岗工人，却听不到现代“大路歌”；有少女被奸污拐骗，却看不到新“白毛女”；有养二奶的，却看不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看不到反映现代工农生活的“渔光曲”。看不到“红与黑”、看不到“家春秋”。只剩下绕开现实戏说古人了，若是在老毛时代，弄得不好又被批斗为“借古讽今”。前两年我听一位市级宣传部长的讲话，告诫大家新闻下笔如履薄冰。我有位改行的记者朋友说记者不好做，真实的不能写，写出的是通过辩证处理过的影像。
说起恐怖的老毛，中国的文化人大都要心悸胆寒，55万右派挨揪斗，时时现行反革命被挖出镇压，重点反动权威的批斗。傅雷夫妇、老舍、阎凤英。。。走了，胡风、路翎、丁玲。。。入狱，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数不清的文化人士被斗得遍体鳞伤精神失常，焚了数不清的书“坑”了数不清的儒，漫天寒流，百花凋零。。。罄竹难书（有些老左现在并不珍惜被斗人对过去不幸的谅解）。僧道不准讲经，牧师不准布道，异端不准说法，诗友不准唱和。寺院无有宗教文化，园林失去诗情画意。。。桃花潭畔寻不着汪伦，迁客骚人难会岳阳楼，藏起遥吟俯畅，隐去了逸兴遄飞。。。水无鱼，山无林，小轩窗里失落了人文灵魂，加上人为破坏，残垣断壁，纵荒坟横断碑，一片荒芜。。。
五、对经济的阻碍
由于苏式体制缺少人民大众有效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各级官僚为所欲为，只要一放开就乱了套，一层糊一层，一级骗一级，各级都乱来，疯上形象工程，大搞基本建设，泡沫经济，物价跑风。若是中央死死控制住，经济又无法活起来，就象现在的金融流通股市商业直线下跌，跌了又跌，亏损萧条。人们所说得好，苏式体制的经济是一放就乱一统就死，计划经济改为双轨制，改为市场经济，不管怎么改只要不改苏式政治体制，经济都走不出乱死危机，总不能正常运行。90年代初我国综合国力位于世界近八十位，有些指标位于倒数第廿位，与非洲一些落后国家为伍。改革开放前28年就有11年财政赤字，1978年-1990年的13年中有11年是财政赤字。1978-1988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按可比口径计算下降至19。2%，10年共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财政支出却越来越猛，资金缺口越来越大。2001年12月报导说，我国工业死帐达9000亿。又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积累资金达51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3。农业收的过度流失和剩余资金的大量被抽，导致农业生产手段长期落后，大量剩余劳力滞留农村，农民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78年万里去皖东农村考察，看到八斗岭一户姓张的7口之家全部家当只有一床破被子。锅里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稀粥，万里估计这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30块钱。
党天下党代政，对企业的干扰尤其为烈。党政矛盾谁也躲不了，谁也不会躲。书记副厂长整厂长，厂长副书记揪书记，闹琅琅蜂酿蜜，乱纷纷蝇争血，勾心斗角，你找我的岔子，我踢你的脚，稍有不小心给对方抓住把柄，一个跟头跌得鼻青脸肿，甚至永世不得翻身。谁也不敢一心一意当家理财抓好生产，谁也不敢说真话。厂长安排干部书记不同意或也搭上一个，书记抓思想教育厂长嗤之以鼻。全厂以他们划线，经常向厂长汇报工作的人书记不高兴，反之亦然。中层干部个个学得葫芦圆。若是书记厂长一肩挑，一是挑不动，二是更没有人监督得了。
低效率和急功近利。国外投入产出比一般是1：5，而我们是1：0.8。用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量来衡量，除个别年份外都低于30元。我们的生产工艺设备落后、工人技术素质差、产品附加值低、厂内外养的闲人多是其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苏式用人制度不公打击了工人劳动积极性，消积怠工、出工不出力、偷工减料、大家拿、废品次品率高。有人认为是产权关系不明，其实也是掩盖实质问题并借故掠夺财富。事实上发达国家也有国营企业，虽然效率比不上私营，但投入产出比不象我们这样低。于是乎为了获取利润，我们不得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就象一个漏水桶打水，必须快速提上来，就这样打了一桶倒漏了半桶。为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又不得不高投入，不得不短视行为，不得不急功近利，不得不甩掉文化科技教育等事业包袱，不得不只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房地产建筑业。饮鸩止渴，挖肉补疮，恶性循环。空间越走越小，步伐越走越急，潜力越挖越了，吃光了国营吃乡镇，吃光了民营吃股民，吃光了祖宗饭吃子孙饭。写到这里我忍不住疾呼，苏式体制停停手，留点中华儿孙饭吧。
苏式体制带给各行各业的苦恼，非亲身经历不知其害。如若不信，请学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调查方法，从高级领导做起，亲自蹲点抓几个典型（保持一般条件）试一下（当然要对试验结果负责）再来讨论。   
    本文原稿写于1991年，这次略加修改。其中有许多数据可能陈旧，但因目前条件未能补充新的资料改换，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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