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刚:唐德刚逝世：“口述历史”第一人远矣

唐德刚逝世：“口述历史”第一人远矣作者：张守刚来源：南都周刊来源日期：2009-11-9本站发布时间：2009-11-9 12:40:35阅读量：158次　　他是胡适的弟子，又受张学良的赏识，更创立了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转型规律的“历史三峡”理论。在生活中，唐德刚先生风趣幽默，随和通达；在口述史研究领域中的那个唐德刚，又是严谨平实、独树一帜的学者。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图片说明：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史学与红学》等，唐先生一生著述颇多，但这六本书，则是精华中的精华）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 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唐德刚作品集六册。除此之外，他还撰有小说《战争与爱情》，被文学史家夏志清称为“别树一帜的散文 家”。 　　当 地时间10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的一所普通寓所。89岁高龄的唐德刚看起来胃口不错，在喝了大半碗的西洋参炖鸡汤后，又“消灭”了一块鸡肉。之后，他静 静坐在客厅的电视前，半睡半醒，不觉已到夜间11点。保姆将他推进卧室后，觉得情况反常，随后发现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这位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开山学者，就此安然离世。 　　“他病了很多年了，一直坐轮椅，肾功能面临衰竭。”30日凌晨，唐德刚的夫人吴昭文通过电话对本刊记者说：“我们都不知道他哪天走，但心里多少有些准备。” 　　今年5月初，唐德刚夫妇刚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迁至西海岸的旧金山，这边的亲友并不多。家人商定，11月7日将在当地的佛光山为他举行一场诵经仪式。随后，遵照他的生前愿望，骨灰撒入太平洋。 　　胡适最失意时代的门生 　　“一提到口述历史，就要提到哥伦比亚大学，一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就必说唐德刚。”近年关注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丁东对记者表示。得知唐德刚逝世的消息后，众多国内史学界纷纷寄托哀思，尤其突出其作为中国现代口述史奠基者的地位。（图片说明：唐德刚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弟子，也是知交好友，在他家客厅墙上，一直悬挂着胡适当年题赠给唐氏夫妇的条幅） 　　唐德刚在“口述史学”领域获得的傲人成绩，现在看实在有些机缘巧合。据他自述，他1948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不久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动，“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不过，后来还是“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 　　几乎与他刚到哥大同时，学者芮文斯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恰恰就在此时，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等大批国民党政要流亡美国，对这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唐德刚自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 　　不仅是胡适，当时很多流亡的国民党政要，生活也是极为困窘。桂系军阀首领、曾任中国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仅是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并无保姆。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更是落魄，不得不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这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刚当时不过是无名小辈，但凭借其踏实的历史功底与过人的沟通手段，获得了口述对象的绝对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时，有时候夫人郭德洁不在家，李宗仁就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论英雄”了，有时“论”到深夜，李宗仁还不放他走。 　　口述计划对象并非唐德刚一人定夺。位列四大家族之首、曾长期担任民国时期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曾有意加入计划，却无缘获准，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计划的另有其人。后来，宋子文于1971年因食用鸡肉时误吞鸡骨而被鲠死，让未做成口述史的唐德刚引为憾事。 　　1972年，唐德刚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作品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 　　“他对大陆学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才接触口述史学这个概念，学习的第一个样板就是唐德刚。”丁东说。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又一版再版。 　　如今，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热潮，早已经超出了学术的领域。很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都打出了“口述历史”的名号，央视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名牌栏目都在此列，而唐德刚被认为是这一热潮的启蒙者。从这个影响学的意义上，唐氏堪称中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人。 　　口述历史为何在中国近三十年来迅速兴起？丁东分析说，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档案，还没有公开，如果撰史者完全通过文献难以为继。“最重要的文献你看不到，而历史当事人还活着，不受保密的制约。因此，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关节点，就是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出来的。” 　　口述历史之难 　　“有人说，口述历史很简单，拿录音机一录，然后整理出来文字就行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禤福辉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1991年由唐德刚创立，总部设在纽约。他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对“口述历史”望文生义，唐德刚则为现代口述史立下了范例。 　　唐德刚曾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所以回忆录也完全由唐德刚扶植。“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精通外语，记忆力超强，但也会经常出错。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最后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才驳倒了顾维钧。 　　据唐德刚披露，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他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 　　没能彻底完成的张学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唐德刚口述工作的一大遗憾。其实，这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刚不愿盲从做一个单纯的录音师和记录者。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唐德刚披露，在做录音口述的时候他曾向张学良表示：“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但张学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唐德刚说。他的态度是，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他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 　　“现代口述史学，是有一套规范的。”丁东说，“它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与规范，要与文献比对，不是有闻必录，记录者不仅仅是个被动的秘书或者助手。” 　　国内很多人接触口述自传，是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也被史学界视为不可不读的文字，甚至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上世纪70年代，海外史学界曾如此盛赞此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口述之难，不仅难在操作，也难在读识。即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这种“难”，实际上也是对秉笔直书的坚持。曹凌志是广西师大版唐氏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他表示，唐德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没有遮遮掩掩。” 　　比如，对于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斥之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唐德刚一方面承认其有妥协倾向，同时也引用日方会谈记录，描述其在谈判桌上“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这跟我们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描述有很大差别。 　　再比如，在内地影响甚大的《袁氏当国》，被很多读者认为近乎为袁世凯翻案。他的结论是，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在周遭谋士的精心策划下，袁氏做了皇帝，其悲剧在于，“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 　　“历史三峡”的身后争议 　　除了口述历史，唐氏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历史三峡”说，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社会转型命题，出自他晚年的史学巨著《晚清七十年》。 　　从时间跨度上说，《晚清七十年》自清末李鸿章一直写到1949年。从形态上来说，这部书是他自1960年代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并非史学专著。1998年，该书在台湾远流出版社推出五卷本，次年9月，长沙的岳麓书社推出内地版，虽然只印了5000册，已引起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 　　“历史三峡”可说是唐德刚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核心词，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约为200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三峡”，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之后就进入长久的稳定期；而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也要持续200年。他在《晚清七十年》中说：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这个提法引起了一些争议。很多读者从中读到了一种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也有人觉得“国恨家仇”这种情感在唐德刚这代人身上累积许多，使他们对于国族的强大，仅仅是“一种真诚的盼望”。 　　更有治史者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实乃写史之大忌。“所有思想者终其一身，试图探寻规律，结果发现规律是没有规律。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虚无。” 　　尽管争议诸多，唐德刚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的五千年，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第二次转折后的中国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笃信，此趋势将是不能逆转的必然。而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第二次“历史三峡”的曲折历险，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结束。 　　因此，当唐氏卒去，当代学者傅国涌日前撰文说：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却仍在“三峡”中。 　　29日，记者获知唐德刚先生逝去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致函他的老友马大任先生。马先生与唐氏同年，又是中央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度同学（唐先生将所藏图书通过马先生捐赠给安徽大学，仿佛冥冥中暗合，交接后几个时辰，大洋彼岸的唐先生就逝去了）。马先生在回函中描述说，唐德刚的“谈话非常有趣。”无独有偶，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也表示，“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这是口述史之外的另一个唐德刚。口述史中的那个唐德刚严谨平实，比如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时，“一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词。”而在其成名作《梅兰芳传稿》中，其文字雅致风格艳丽，连胡适都觉得“稍显渲染”；再到《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时，笔法亦庄亦谐，汪洋恣肆，已经自成一派。 　　那么，就不妨以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一段有趣的“附注”作结吧： 　　“1935年，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新郎66，新娘33，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对电脑屏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鼠标，笑叹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