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阴影\\中国农民运动启示录

我们要帮助那些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历史的经验说，除了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因为一律是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

---张五常【从神州误导地球说先进制度的不济】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阴影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老百姓心中只留下了一句话：“按需分配”。1949年才知道要“各尽所能”。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只有“老虎恶魔生吃小孩”的模糊印像。

经过砸锅炼铁，定量吃“公共食堂”，三年饥荒和灵魂深处闹革命，都没练出“各尽所能”之后，才用“联产承包”代替了按需分配。

现在宣传“各尽所能”仍然时尚，按需分配已不再能迷惑人心。因为13亿张口实在分配不过来。把承诺开成空头支票当然是误导中国了。不准批评只准叫好就会误导地球，张五常这一次直言不讳了，老生可畏！

“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因为一律是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

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生存竟争，按劳付酬的制度。“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扶贫政策就是刮共产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府科学发展中国制度有目共睹，然而理论上的横行倒退却又不能自圆其说。这就产生了言行不一致的摸石头过河状态。

尽管中国语境的不尽如人意，中国崛起之后百折不挠地经济增长形势让地球都无言以对。中国走着一条改革开放的重商主义道路。

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在埃及中非峰会上表示：“许多人在给非洲的发展开药方……但我认为，非洲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任何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自己人民的努力。”

以自由促进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自由。任何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自己人民的努力。穷国要靠自力更生，穷人更要自力更生。因为富裕是不能施舍的，更不能按需分配。

许多人也在给中国的发展开药方，中国从自己的历史教训中认为，“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就是扶贫致富的唯一药方。

最近古巴遭受了风灾，全国又陷于了缺粮少物资的艰苦环境。新执政的劳尔。卡斯托罗表示，“从摇篮到坟墓”诸事包揽的家长式制度已结束，因为这个国家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卡斯特罗号召古巴人民更高效、更努力地工作，以应对面前的挑战。为此，全国展开了又一次大辩论。这场辩论受到了古巴人民的欢迎。大家认清了“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的道理，转向了联产承包的自力更生。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学会了为己致富的自力更生，尽管爱国者捣蛋继续在发泻“打富济贫”的高调，中国的重商主义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处于大变革的中国，从吃“大锅饭”向生存竟争的转变，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旧伦理道德观念的沉渣泛起，传统势力的盘根错节，往往借“穷”撒疯，使摸石头的实践者过不了河。

“从摇篮到坟墓”诸事包揽的家长式制度要从执政者的思维中彻底结束，才能坚持“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的制度。这是一场和平的博弈，新的框架尚未完善，言论的自由就显得比西方更重要，改革派的呐喊能在大江风浪上架起畅通的桥粱。

网海垂钓：张国焘在其回忆录里说：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词。他虽承认湖南农民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表了湖南同志的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记得网友老金过去说，他看我的文章，常常悲从中来，因为我讲的那些烂常识，鬼子早在几百年前便溜溜熟（川话）了，而我说出来后，非但不被人笑话是“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类的陈词滥调，反倒还引来海啸一般的激烈反弹。今儿个（老北京话）看了他的文章，此话不禁也浮上心来——“不是科学不等于毫无意义”，也值得专门写篇文章加以普及推广么？这世上不是科学的东西多的是：数学，逻辑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艺术，哲学等等，哪一门可以废除？ 

                                               ----旅美华侨作家芦笛

中国农民运动启示录

只有减少农民，国才安宁！

今年中国制造的贺岁大片，以《建国大业》为龙首带出了《红色搖篮》等一系列农运大片。2009年的政治大典很集中，建国六十大庆，改革开放三十年庆功，轰轰烈烈把中国农民推上了政坛的顶峰。

在人类历史记载上，农奴农民并不地位显赫。众多的农民集居在靠天吃饭的落后脆弱的经济体中，经受不住天灾人祸的折腾，荒年就为政冶家提供人祸的兵源。所以，衡量一个社会公平进步富裕强大现代化等等的标准的首要条件就是农民的数量。多则落后，少则进步。其它的都是次要的。这就是贺岁片表现的主题。直白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所有农运都是政治权力争夺运动，没有社会进步意义。至少缺少经济发展的意义。

1926年大革命中的农运就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风起云涌。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提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带领农民造反自救。从贺岁大片的真实反映中，毛泽东一直被国民党定为左倾，布尔什维克定为右倾，可以看出农民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只是为大革命提供了兵源。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军事理论。毛泽东是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他发展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以农运平定了中国百年动乱，创立了新中国。

农民真正被列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功臣是1949年。还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当时，只有肯定了农民才能肯定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从此，农民走上了中国的政治圣坛而一下发展壮大到9亿。中国农运不是减少农民而是增加农民，没有完成社会的转变，更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只是完成了战乱后的农民回乡安置。

这一政治膨胀决定了经济后果。中国走上了封闭的小农经济的军事王国长达30年。农民仍然是国家主要的人口和兵源。常说“农民安，国太平。”这就是至今还残留着小农经济的意识形态。正应了一句谚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重复着五千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律，不断地发动争权夺利的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

资本社会有经济周期律，是资本膨胀。农业社会有政变周期律是因为饥民膨胀。

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证明，农民是人类社会中的一股落后的劳力资源，现代化的淘汰对像。马克思从现代化经济结构认为工人阶级比农民先进，在这一点上比中国传统儒教进步。

只有政治家认为农民是“历史的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只限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兵源方面。一旦战争结束，政权稳定，农民的落后经济形态又会拖垮社会。这就是儒教可以哭倒长城，而改变不了社会的根本原因。因为他追求的是“种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的农民思想。（农业为基础、农民安，国太平，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

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创造了新的理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开放了社办工业和移民潮。

把党的主要工作转移到经济领域，用数字化管理国家，第一项指标就是农民低于人口的30％才能进入小康社会。政党从广征兵源转到广招农民工。“农民安，国不会太平”，因为农民不转变为城镇居民，安于乡村，三农问题永难解决。农民移民是中国农运进步的轨道。

实际上，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主要是“开放”农民自由：让他们进城打工、移民沿海和海外就业。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和华侨。他们起的作用不再是农业职位上的作用，更不是当兵打仗，而是城市居民。这才是人类进化的栖所。

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人类！不是某一个阶层。传统的农运只是用来夺权政变的杀人工具。歌颂农运是歌颂军事家的功德，于现代化无益。真正改变社会的是人类的经济进步。也就是生存竞争中的更好生存的追求。

政治、科学和市埸都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手段和工具，只有人类的生存和更好的生存才是目的。农民运动引向现代化是正确方向，引向政治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并非治国长久之计。中国执政党进行改革开放使中国崛起富强，放了农民一条生路！

中国只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一整套的转型，进入小康社会。才会使农民转化为商人。而一直争论不休的价值观，才能以交换格局和消费文化冲垮传统的道德伦理长城，完成普适价值的确立。

人种不会统一，价值观一定会统一在商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就是西方社会。因为西方社会早中国100年完成了农奴和农民的迁移转变。拉丁美洲的农业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5％。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结柬后只有“中国陷阱”没有拉美陷阱。拉美无论怎样动荡不会增加农业人口，中国略有动荡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农民工打回原形，农业人口再次膨胀。这是社会的大倒退。中国还是一个背负着众多的农民的落后社会。钱多不如农民少，这是规律。

值得重复的是香港台湾和海外侨社巳经脱离了农业社会，中国正在努力地脱离农业社会。处于这样的大变革阶段，价值观的取舍只有向海外集结，不会有什么创新。穷人只会向富人看齐，不能富人向穷人靠拢。国富而不减少农民，就会周而复始武装斗争。

民富的首要条件就是脱离乡村。现代化的商业结构会有很多“街头革命”，但不会有“梁山好汉”的占山为王，军阀割据。因为闹事者有家可归，政客缺少敢死队员和兵源。

只有减少农民，国才安宁！中国能乘胜前进，就是不断地解决着三农困境。改革开放30年，二亿农民进入了世界工厂。后30年，中国将资金投入了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这都是解放农民的主轴产业。

中国的发展空间大就大在农民转型的人数庞大。西方任何一项科技发明都要向世界扩展才不亏本，中国13亿人口可让针头线脑的小产品生产者成为富翁。

当然，大有大的难处。就是民主与法制的平衡。如何把握“放与抓”的平衡，是国民素质的教育和学习实践的过程。宏观上的自由与微观上的法制，干部就戍了决定的因素。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管怎么说，中国一百年内的国情，就是农民的自由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放农民自由进城！值得一提的是，与其海外放债，不如拉动农民进城的内需。这应该是中国改变开放30年的主要成就，也是后30年的艰苦奋斗，更是中国百年奋斗的唯一正确的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