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提倡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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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他老人家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什么体制能发展生产力,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他从不提倡争论这事,并且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丰富的革命经验与几十年政治斗争的历练,使他很清楚:左的“革命”的那一套,什么时候不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就不是哪回事喽!正所谓说话呱呱的,尿炕哗哗的。你要同它争论,不要说左祸流行20几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论”深入人心之时,就是历史上,也没有见过右派争得过左派的。李立三时期右派争过左派了吗?王明时期右派争过左派吗?大跃进违背常识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右派争过左派了吗?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谁见过右派斗得过左派。他老人家一定想过:格老子当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民那么欢迎,你们硬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我讲“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你们中肯定有人不服。必说黑猫不行,杂种猫更不得行。这个时候争论“姓资姓社”,争论改革符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符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那还改革得成!“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思想还得搞乱,我的意见是先干起来再说,只要老百姓拥护、经济发展了,你端着碗骂娘没得人理你,想动摇改革的路线就没得那么容易喽。
有了这一总的方针,就为人们采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经济,学习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通过实践证明改革政策措施(从大包干到经济特区)正确性,提供了良好的很少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思想舆论氛围和政治环境。十几年过去,改革事业硕果累累。不曾想,89风波一起,左轮终于有了一起开火的条件,什么“改革开放是引进资本主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是经济自由化”,什么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呀,等等,一时间思想领域混乱不堪,大有动摇基本路线态势,国际国内各种猜测纷起。邓小平他老人家再也坐不住了,厉声道:莫要乱说,大帽子压人。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计划、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老人家一锤定音,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终于确定。
只是思想理论界平静与明确的日子并没有几年。随着近几年腐败问题、收入差距问题、职工下岗与农业问题的突显,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奇谈怪论遂开始由地下转入地上。加之思想理论界即使在形势大好时,也没有将市场经济优越性与计划经济的病根说伸展过。以至于今天,十分令人不解的是:不就是反对腐败、建立社会保障、解决收入差距和农民身份歧视问题吗?难道这些问题原先没有,只是今天才有?朝鲜没有只是美国才有?这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难道与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当然,不应否认,今天这些问题较之以前程度更为严重了。过去一两句奉承的话,几十斤粮票就能办成的事,现在需要一台计算机或者一辆轿车才能办成;过去的特权是食堂吃饭不要票,表现不好照样参军,今天则是到夜总会吃饭不要票,表现不好照样提干。“发达”程度随形势的变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性质并没有变。谈论这些问题或者解决这些问题,非要打起反对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大旗不可?难道人类七、八十年的实践,十几亿人付出的血与泪的代价,最早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与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亿万人的选择,还不能证实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计划经济体制?历史给予计划经济体制试验的时间与还不够?!试验的条件和环境还不够理想?!
实际上,计划经济的不济,并不是左的理论失败所至,而是左的实践的失败造成的。经验表明,一个东西,不论它听起来多么美妙诱人,只要它与千百万人的实践、感觉相悖,就值得怀疑它的合理性。还是那句老话,“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奇谈怪论不去理他,只要我们实践不动摇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奇谈怪论搞晕了人们的脑壳,使从事实践的人莫衷一是,那就不得不小小的争论一下。以搞清楚20多年以前,我们为什么要从纯之又纯、干干净净的社会主义,转变为不那么纯粹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呢?中国经济建设这辆独立行驶的自行车,历经数十年艰难困苦,已奋力登上了山顶,眼看到了势能转动能——只要滑下去就可以了的时候。为什么不挂着计划经济的牌照飞速滑行,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呢?而偏偏打起三自一包、市场经济这名声并不怎么好听的招牌,把个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经济活力突显、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粉抹到资本主义的脸蛋上呢?何苦让市场经济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