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转型中国”2

本文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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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记者 常红晓 汪旭
加速城市化：增长的新支柱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研讨会上指出，2010年“最为可喜的是，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上各方面终于获得共识”，城市化将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事实上，多数与会专家都认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有利于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农村人口成为市民，也会带来对耐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称，今后中国的投资，应当由以工业化为主导全面转向以城市化为主导，此举会同时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居民收入增长偏慢等问题。
　　在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上，刘鹤认为，由于大城市进入门槛日渐提高，简单的大城市发展模式走不下去，而遍地开花的中小城镇也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他更倾向于加快建设城市网，借由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则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虽然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但却是“半截子的城市化”。按常住人口统计来看，目前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是46%，但是非农化率（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只有33%，两者之间还有13个百分点的差距。
　　对如何加快推进城市化，刘鹤认为，短期看有数项政策，首先就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廉租房制度改革，让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其次，要尽早规划和启动“城市网”公共工程建设，实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第三，要建立地方政府发债制度，适时推出不动产税，为城市化提供资金。第四，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基础教育，并完善劳动者培训制度。
　　刘鹤甚至认为，中国加速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扩张是未来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只有共同维护和创造中国的巨大市场，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正解。”
　　但是，也要谨防城市化的误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约束下，地方政府很容易把城市化理解为“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因此要警惕地方政府借机圈地，强化“土地财政”的弊端，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及居民收入占比都大幅下降。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但积聚了社会矛盾，更抑制了居民消费。20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并将此视为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发现，一些高收入群体规模巨大的灰色收入难以计入官方统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问题还要大。
　　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因此工资总被压低。进而有专家建议，应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另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劳动者与企业工资谈判能力下降或者缺失，未来应设法增加劳动者的工资谈判能力。因此，有人建议“推行区域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指出，当劳动与资本的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就有可能加大资本投入，譬如购置更高效的设备，来减少员工数量。而如果工人就工资水平和雇佣员工数量与企业谈判，只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劳动收入。
　　长期来看，处于竞争性行业利润较低的企业，将逐渐退出经营，就业机会将随之减少。对于能够维持经营的垄断性企业而言，集体协商工资的结果则是拉大了垄断企业员工和非垄断企业员工原本就已存在的收入差距。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首先归咎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使分配向资本倾斜。因此，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首先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把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放开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
　　白重恩对此表示赞成。他认为，比之工业，劳动收入在分配中占比更高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是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而服务业税负过高，准入限制过多，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减少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和税负，通过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
　　而针对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断增加，白重恩建议增加国有企业分红，用于充实社保基金，从而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比率。
　　王小鲁指出，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的扩大，正在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使中国面临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必须改革现有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