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创生的根源处

在文化创生的根源处

——写在网师《论语》课程之前

干国祥

 

一

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知识之后，现代人突然发现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而且想要再度找到已经极为困难。它就是可以称为“生命意义”的那种存在感觉，那种知道自己是谁，为何而活的感觉。

 

我相信，人类的财富和知识，将继续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政治的改善而增长。但对于我们能不能比先辈生活得更幸福，或者说有更真切的存在意义，却并不敢保证。

 

你可以说以前的人们是蒙昧的，在许多事情上他们甚至是“无知”的。譬如连孔子、耶稣这样的人类智者，也都认为是太阳绕着地球在转。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他们的存在感觉中，他们是有来处有去处的，或者说，他们是有根系的，是天空和大地中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可以让他们在同样也曾本能地恐惧于死亡的同时，拥有一种无惧死亡的充实。因为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存在确乎是大生命中的有机组成，他们是承天命而来，受天命而去。你可以说那一代代人为自己的去世营造坟墓只是一种迷信，但是你不能否认在他们的存在内部，确实有着明确的意义感、充实感、永恒感。

 

这种感觉，是一种和更大的存在紧密相连的感觉。那更大的存在，或者是至高的神性，或者是辽阔的天空与深厚的大地，或者是一个悠久绵延的传统。而自己的生命就是从那里诞生，又最终归于那里；终其一生，作为个体的生命与那个大生命息息相通。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现代人的意义感的丧失，形容为“失根”。当然这个比喻过度强调了大地意象，而对基督徒来说，他们的根系在天空。

 

二

在我们熟知的伊甸园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文本中的上帝早已经知道，发现赤身裸体的真相（失去神话和宗教的庇护）是人类的宿命。

 

人类不可能永远生存在无知而快乐的伊甸园中，在步出童年期之后，人类最终将会发现一个事实：自己是自由的（裸体的象征），意义并不是先天赋予与规定的，上帝是可以违抗的，而自己同时也因此确实是孤独无依的存在。

 

失乐园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实，只要有一个人醒来，发现自己的自由与无依靠，这就是失乐园故事的重现。我相信，这个故事在佛陀、孔子、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王阳明等伟大哲人的身上都曾经发生过，也同样在罪犯、酒鬼、纵欲者身上发生过。只是从来没有像现代这样普遍地发生着。

 

在关于月球的真相如此快捷地摧毁嫦娥神话，在关于太阳的科学解释如此早地摧毁阿波罗神话的时代，连我们的孩子，也早早地在小学三年级左右，人的个体意识刚刚萌生的时候，就失去了人类的童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三

在我看来，失去伊甸园纵然不能说是人类的一个进步，也应当视为人类的一次解放，一个宿命。（同时我会在教育学维度，强调保护儿童早期的伊甸园状态。）

 

虽然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返教堂、佛寺，重返基督教和净土信仰，重新去相信上帝的慈悲与安排；虽然我相信这种重返与重信，不失为疗治现代性创伤的一剂良药；虽然人类也许确实没有强大到可以独自面对死亡而不得不仰仗上帝的力量……

 

但是我相信，自由毕竟已经来到，那种由一个或几个文本规定全部存在意义的做法，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

 

人必得去寻找意义；

 

有两种赋予人类意义的途径，一种是先在的规定和“他力”的帮助，一种是后天去寻找，靠的是“自力”；

 

先天地规定（如基督教，如佛教的净土宗）是最安全可靠的，而后天的寻找是自由但并不可靠的，因为没有神可以保证你找到。

 

我并不反对净土信仰，我也极其赞赏基督信仰，而且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找到存在意义感最便捷的两条途径。但我坚持认为，在现代之后，人类将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去重新找回意义。也就是说，我对现代条件下的神话信仰的纯粹性，表示一定的质疑。

 

四

我前面曾说，孔子、耶稣、苏格拉底，都曾在内心的深处，对存在的意义产生过深刻的质疑与追问——我并没说他们怀疑他们的信仰，而是说，他们认为信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作为不在我们眼前直接显现、言说的上帝，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正确无误的？

 

那些经典还存在着，而且世间有着许多宣讲经典和上帝的人，但是并不表示你照文句去行事，更不表示你照着法利赛人和教士的解释去行动，就是真正地信仰上帝，且能够获得存在的意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苏格拉底和耶稣都不会死去，而孔子也无须去重整经典，且讳言神鬼上帝。

 

在几大文化的开源处，那些文化典范的创始人已经以身作则地告诉我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传统（经典文本）与自身存在的交织处，并不是死抠章句，盲从他人可以获得灵魂的解脱的，真正的信仰是怀着信任去独自远行，直至用生命印证到那个存在的真理。

 

他们把自己的感悟说出来，更活出来了。人们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成为经典，命名为《论语》和《福音》。但是渐渐地，这里面的精神丧失了，他们革命性的言行，再一次成为新的教条。于是我们就有了中世纪的故事，和三从四德的封建礼制。

 

五

人类曾为自己创造了两种知识。一种向外，说明这个宇宙运行的规律的，包括我们生物性的身体也是这宇宙万物之一；另一种向内，是解释人的精神现象的，诸如信仰、理性、诗意、意义……这两种知识既是从同一个存在源泉冲涌而出的，而且也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绝不能说哪一种知识更高尚或更重要，而只能说，如果它们中哪一种知识出了问题，或者被忽略，或者独占人类生存的事务，那么它都将有损人类的幸福。

 

对某些宗教者来说，人类的幸福本就无关紧要，所以找到终极的意义就足够了。因此科学、民主、经济、国家，都只是毫无意义的世俗事务而已。但他这样说的时候，至少还会用别人布施或供奉的食物维持身体。

 

而在一个族群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因为战争或者饥荒，人们被迫更为关注眼前的事务：如何对抗强敌，如何解决温饱。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会暂时地认为精神之事只是空泛领域的无聊之谈。但只要他们一旦解决了最为紧迫的生存危机之后，衣食无忧的他们将时时面对终将到来的死亡阴影。他们最终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一部中国近代史，中国人关注的重点就像是钟摆，像上面所说那样一忽儿左摆一忽儿右摆，但在根本处，总是两个问题都没有被完全放弃。如果说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另一个问题必将随之而成为关注的焦点。

 

六

中国文化在近几百年中的命运是十分尴尬的。

 

当希腊被罗马征服时，我们说那是野蛮战胜了文明；当宋皇朝被辽、金、蒙古不断侵略最终覆没时，我们仍可以说那是野蛮战胜了文明。

 

作为当事人，我们的文化中心（自居中国正统的部分）曾被北方的蛮族入侵（其实他们一直是广义中国的一部分，更不必说他们后来也融入文化正统之中），我们殊无骄傲可言，但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点文明人的自尊。而对被罗马征服了的希腊，我们则会以一种崇敬的目光投射到他们的失败中去。

 

但是对中国文明这数百年败北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事实，我们并无任何一点骄傲可言。

 

我相信，不仅是中国文明，而且世界上的许多文明都是在这样的西方强势征服前，因为他们在根本上丧失了文化自信。丧失了这种文化自信的后果，是许多文明事实上已经彻底地消失——即使留下了语言的外壳，那也不再是一种能够原创出文化的、有生机的文明。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也处于类似的命运：我们徒然留下了语言的外壳，但是语言中的精神曾经不复存在。我们认定能够作为精神实质的，那似乎只能是西方的科学、政治、宗教、技术、经济、文艺……

 

这似乎未尝不是一条便捷的出路：借着被征服的事实，我们成功地嫁接上一个更先进的文明，无论是向外的知识还是向内的知识，都可以来一次彻底地换血。

 

——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文化是无可救药的。

 

七

但是语言真的只是一套可以任人使用的外壳、一套可以承载任何信息的工具么？

 

我们的唐诗宋词，只是古典韵律的优美么？

 

我们的道家的神秘，兵家的智慧，儒家的正义，禅宗的灵性，书法和国画极高的抽象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无数传奇的前辈，都只是无意义的语言外壳么？

 

基督神学或者民主政治，可以帮我们本真地理解《山居秋暝》中的满盈之“空”，帮我们理解《春晓》中的寂静之“觉”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气歌》中赴死者的勇气与信心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王阳明在临终前“此心光明，夫复何言”的宣告么？

 

难道那些创造者，那么信奉者，在此之前的创造和信仰，全是无根据的盲目，无价值的冲动么？

 

答案当然是不。在许多年前，中国人中极少有人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可谓文化的先觉者）与文化自信，有人甚至认为中国需要经历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将中国文化全部根除干净之后，才能够获得拯救——当然他没有问自己，那时候被拯救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文化与文明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还谈得上中国被拯救么？那只能说，这片土地成为西方世界的延伸与扩展，更适合人类这种生物居住。

 

那时候，除了地域意义上的“中国”二字，将不复有文化中国的概念。唐诗宋词，诸子百家，那些历史英雄传奇，文化先知们，就当成考古学，或者外国的神话故事去课外学习吧。

 

这将是超现代版的大同世界，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人自觉割断文化历史，而用一个尺度拉平所有人类文明的尝试。

 

八

但只要语言还活着，神话传说还活着，唐诗宋词还活着，儒的精神，道的智慧，禅的灵性还通过人们使用的语言而存在着，文化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它会呐喊着、挣扎着让自己存在下去。

 

如果这种文化确实是非人性的，确实是无创造的，确实是和未来的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地呼喊、多么恳切地哀号，它也不配在未来的世界上存在下去。

 

它只配像古埃及的木乃伊一样，供奉在博物馆里供人们瞻仰。

 

于是在许多人仅凭文化的疾患处、臃肿处、腐烂处得出中国文化无可救药的同时，另外一些人不相信一个曾创造出绚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会在根本处就是错误的。

 

在西方，基督的精神也曾经被教会组织蒙蔽住，好在人们不曾因为教会的错误，而否定基督的精神和整个基督文明。于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它一次次地复活着。

 

中国文化也不能仅凭它闭关锁国之后的丧失活力，而武断地认定它的无价值。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泉处，去寻找那曾经创造不息的生机，和它一次次地被遮蔽，以及一次次地重新涌现的契机。

 

除非我们找到一个清澈的源头，理清它被一次次遮蔽和梳通的历史，否则我们或者盲信自己的传统，或者武断地否定自己的文化根源，在两种狭隘之中来回奔徙，往返无已。

 

九

如果把神话当成神话，悬置在文明的起源处，那么我们狭义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事实上是从商周文明，以及周公和孔子处开始的（我们依从一种把《道德经》的诞生放在孔子之后的学术传统）。

 

如果说《易经》是中国人的《旧约》的话，我们可以说《论语》就是中国人的《新约》。

 

“旧约”告诉我们宇宙的诞生，人类的诞生，以及祖先的历史；“新约”告诉我们何者是正义与公理，人类如何依靠内心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在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之前，孔子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他用这两句话，表达了“仁”的两重含义。

 

在《旧约》和《新约》中，一以贯之的，是“信”。

 

在《易经》和《论语》中，一以贯之的，是“生生不息”的精神。

 

因为“仁”，就是不麻木（麻木不仁），就是生命的恻隐心和同情心，就是立己立人的责任心，就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在人身上的体现。这是儒家，或者说中国先人所体悟到的存在真理。而道家所说的“自然”，也只是对这种宇宙生机的有益补充——我曾经考证过“自然”的源初含义，它就是让万物以自己本来的样子涌现于世间。

 

另外的彬彬有礼，孝悌，忠信，社会正义，都须建立在这个“仁”和“生生不息”的基础上，才有生机与意义，否则就成了一张没有灵魂的死皮。

 

十

但是孔子的伟大，正和耶稣或者苏格拉底一样，他们都不是哲学论著的撰写者。我相信他们会对今天许多哲学教授的生涯嗤之以鼻的，因为他们的真理性，就是他们的全部真实存在。

 

如果悬置死后复活的传奇，那么这三个人（还可以再包括佛陀等人）将是何等的相似。在佛陀和耶稣被门人神化，成为教主的同时，苏格拉底和孔子依然以人的真实面目，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

 

也因此，在阅读《论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阅读一本书，而是在读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创生出中国文化之根源的罕见者。

 

没有必要把《论语》和孔子神化，在一个人格之神毕竟已经只能作为神话存在的时代，人性而不失神圣人性的孔子，将比一个神人或圣人，更能够引领我们步入创造与寻找到存在意义的道路。

 

如果说真理是一不可思议的“大全”的话，那么体现真理性的历史人物，同样是那不可思议的“大全”。我们可以视为孔子是存在真理在孔子身上实现的结果，按照月映千川的体用原理，这个存在的真理既是那绝对的大全，同时也是那特定的境域、际遇、时空、历史。

 

因此我们在阅读中，对这个“历史的真理”不得不小心地察看，这里哪些只是境域的因素，哪些才是真理。譬如当年的服饰与仪礼，就只是一个特定的境域，但人与人相处，人与历史相处，却须凭着一定的仪礼（包括服饰），这却是一个超越历史境域的真理。

 

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把孔子的一切神化，而唯独没有看到真理本身。

 

十一

面对经典，中国古人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说法。这也是西方解释学上的两种对立：“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

 

前者想要严谨地得出文本绝对真实的原初意义，后者认为意义终归只是我赋予文本的。它们都说对了一半。阅读的意义，既不是文本先在规定而且自动赋予的，也不是读者后来强加而且可以随意而为的。事实上，阅读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共同存在，文本以及隐匿了的书写者、言说者，凭借着我们的重新言说与书写而复活，我们凭借着对文本的阅读而步入一种存在的澄明之境。

 

所以，标准既不在文本里面，也不在读者里面，而在那个重新创造出的意义上面。

 

美妙的阅读，会有一种存在的意义感流动于阅读和对话行为之中，这时候，文本和我们一齐澄明、畅亮。

 

而这既不是文本在言说，也不是我们在言说，而是那隐蔽了的真理，现在通过阅读这一行为，而重新出现在此时此地。

 

所以，我们的《论语》课程，不是训诂学的考据，不是古典解释学的章句，也不是文化批评者的用另一种观点贸然攻击的行为，而是一种欲通过阅读，让隐蔽的真理重新在阅读中显现的创造。

 

它需要训诂、章句、义理，但是更需要文本和我们共同向着今天的存在境域畅开自己，道出自己。

 

十二

无论是从“天（天道、天命）”的概念，还是从“仁（礼、孝悌、信、义、恕、忠）”的概念，或者“乐（悦、和）”的概念，我们都可以藉此步入孔子的世界。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千万警惕用单一的标签，去形容一个神圣的大全。

 

我的意思是说：把这种存在描述为“乐”或者“逍遥”，事实上彻底地丢失了这一文明创造之初因感受到“天命靡常”而产生的“敬畏”与“忧患”；把儒家文明视为只求内在超越的宗教性追求，又丧失了它直接作为文明创造者的博大与精微。

 

也许我们将不得不通过“乐感”（孔颜乐处）、“内在超越”等词语来重新理解孔子、《论语》和原初的中国文化，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必须清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窄化，而存在的大全，却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这种窄化而不复存在，只是它将不复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生机盎然地涌现。

 

当然，源泉毕竟还不是江河本身，更不是大海本身。我们从源泉处找到它的清澈，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浩浩荡荡地穿越了数千年，作为一条宽阔的大江，它既想知道那源头活水，又想知道它沿途的汇入，更想知道它将贯注而入的大海。

 

于是永恒的返回就是永恒的前行本身，在存在中，时间并不是单维的。

 

真理总是一次次地在特定的境域中重新涌现，在遮蔽与沉沦之间，历史并不是简单地进化或者退化，而只是当下的我们自己，究竟是那沉沦者还是涌现者而已。

2010年1月31日于扬州宝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