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狭间直樹〔日本〕：难忘胡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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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忘 胡 绳 先 生
狭间直樹〔日本〕
胡绳先生于
30多年前，出版社的朋友把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翻译工作委托给我们时，小野信尔立刻提出由藤田敬一、我和他尽快翻译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解放后的中国，该书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并列，被评价为近代史的名著，即使在日本也经常被作为读书会的教科书而使用着。
正好在“文革”期间，三人分担的译稿开始校对之时，藤田有了访问中国的机会。当时某位知名学者听说藤田正在翻译胡绳的著作，就表示应暂缓出版这一翻译著作。他一边翻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书页，一边具体指出这里有错误，那里也有错误，意在说明该书不适合出版。藤田虽然听取了意见，但并不想听从，回国后就报告了这件事。我们认为那个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并确信这是一本值得翻译的好书，所以按既定的方针继续翻译工作。
当时我们支持“文革”，认为本应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如果因为掌权而腐败的话，就必须基于人民的批判而加以改正，也听到了连胡绳那样著名的学者都被批评的消息。但因为我们没有把听到的那些“错误”当成问题，所以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为历史书的意义并没有改变。
译本以《中国近代史(1840～1924)》为名由平凡社于1974年4月出版。小野在“译者后记”中写到：“当时与胡绳先生除上述‘接触’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联系。”关于作者，“尽管早就知道他享有盛名，但是其出身、经历等详细情况几乎都不了解。”
由于所翻译的原著是1948年5月出版的，而且在那以前先生也因经常发表各类文章而素有学术名望，因此我们推测先生可能是70来岁的老学者。但先生出生于1918年，我们的译本出版时还是50多岁的壮年学者。先生最早的著作《新哲学的人生观》发表是1937年1月，也就是刚满19岁。我们从“常识性”的推测真是差之千里了。先生在北大学习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实践运动，因而文笔纵横活跃，被当时的朋友们称为“神童”。
首次跟胡绳先生见面，是1981年秋到中国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先生给我的印象一言以蔽之，乃一慈祥矍铄之大丈夫。虽然我们只有很短的交谈，但先生仍说：“谢谢为我的书作了出色的翻译。”尽管只是极普通的致意，但无论如何也是尊敬的先生所给予的谢词，令我心情舒畅、兴高采烈。此后，胡绳、陈裼祺、章开源、金冲及、李宗一等四位先生联袂来日，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四位先生一行来关西，在京都逗留数日，其间与先生亲密接触的机会很多，还曾很少几个人同去小酒馆畅饮，深感先生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和蔼可亲的人性。
关于我们的译本，先生说：在“文革”中被隔离的时候，也听说日本的年轻学者在翻译《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虽然当权派试图阻止，但终于排除障碍出版了译本，对我自己来说既是非常高兴的事，也是一个鼓励。先生的话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我们惊叹先生这样政治地位很高的人竟如此坦率陈辞，同时也为得到鼓励而感到欣慰。我们虽然赞同“文革”的政治理念，但从“好书就是好书”这一立场出发，把政治性的干涉当作耳旁风，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代，只能跟先生进行“心”的交流。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我至今仍感到自豪。
先生在晚年问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虽然论述同一时期的历史，但分量比《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多了数倍，是先生在前一书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的积累，虽然是在难以进行充分的资料比较的情况下执笔的，但仍然得到了“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这样的好评。正如金冲及先生所言：即使在史料和分析方面都超过了前一书，也决不可以简单地取而代之。作为划时代著作，应该在字里行间闪烁着时代的精神，我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正是那样的好书。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