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企业家之欲”

　　制度不是一切

　　领导在台上宣讲问题，最后总会说：我们要改革体制；企业家在台上宣讲问题，最后总会说：我们要改革体制；中学生做议论文，最后总会说：我们要改革体制。

　　但是，体制是什么？

　　所有无解的问题，归结到体制后，似乎都有解了。其实，归结到体制的问题，往往都一时无解。大多时候，归结为体制，其实是一种逃避。就像褚时健、李经纬们的问题，需要的是制度的变革，所以至今陷阱、迷局仍在，陷落者前赴后继。

　　一再重复的企业家悲剧深深地刺激人们的神经，人们便谴责不合时宜的企业制度、官僚体系，仿佛这些如果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澄明、清静的天空。

　　可事实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羁绊之前，人们也许忽略了最基本的前提：如此庞大的中国巨龙在前进中努力蜕变、转型的时候，大规模的剧烈的体制改造并不是一剂良药。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我们已经嗅到剧变的恶果所发出的腐烂的气息。

　　当然，体制改革总是振奋人心的，中国进步依赖于这些日益深入的制度变革。但是，制度变革并非唯一，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物，否则就会影响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并非制度本身，而恰恰是一些天天叫喊着改革体制的人的大脑中，还没有真诚地接受变革，甚至在抵抗变革，特别在自身利益博弈中。

　　马歇尔把“自然界没有飞跃”当作洪钟大吕之音，而他真正想说的是“人类历史没有飞跃”。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发生转变的是有序的、不断的改革，是持续的制度创新。

　　现实中这些企业家的遭遇正是制度创新的阵痛。

　　在目前的转型期内，我们正在经历由两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转变；我们正在学习从个人权威型的人治走向法律规则的法治；而在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上，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大学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的是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理论，但唯独缺少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理论。各项新制度从酝酿、诞生到有效运转必然存在一定时间的磨合期。所以，目前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处于制度稀缺状态之中。

　　而这，恰恰是中国所面临的，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们必须解决必须经历的。

　　在这种有效制度稀缺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制度补救，在不影响大框架的前提下进行小创新？就像面对一套正在广泛应用又不能间断的庞大程序，对其存在的缺陷做个小补丁，使其能够顺利运行。比如在企业家问题上，能不能多给他们一些人文关怀？如果褚时健能真正实现期权奖励和年薪制，如果三水市政府能给健力宝真正的扶持、使其及早走上改制的道路，如果政府的某些官员把自己的利益考虑得少一些……在企业家自身，能不能在现实情况下多一些对自我的把持，多一些自律。民营企业在一味向国家要政策要身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多一些遵守市场规则，诚信经营，少一些违法乱纪？能不能有更为长远、深广的眼光？中国的企业几乎都拥有全球500强的梦想，但却很少真正思考局势的变迁。遍地开花的经济论坛上，我们很少听到中国的商业领袖对于未来20年中国前景的严肃思考，听到他们对于经济变迁的特立独行的看法，更多的是对自己和彼此的吹捧。

　　一旦制度改变，我们是否就找到了伊甸园？未必！素质低下，诚信缺失，能对新世界有什么样的憧憬？

　　所以，问题不仅仅是制度。不管我们的时代是在马车上运行，还是在计算机上运行，人类社会的特性不会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用平和的眼光来看待处在阵痛的变革社会，更要有一种自我改良的心态去身处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混乱正是来自于正在诞生新的社会结构的阵痛。我们对它惟一准确无误的判断是：她在改变。

　　这就足够了。

　　逐富并非本质

　　在西方社会，企业家是慈善活动的主要捐助群体。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企业家比其他人更富有。这个说法好像是对的，但似乎又有值得盘查的余地。的确，企业家拥有很多财富和可以变现的资产。但是，如果企业家认为这些财富完完全全是自己所有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说企业家应该为社会慈善事业多做贡献呢？显然，企业家愿意为了社会慈善事业做贡献，慷慨解囊，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富有。

　　企业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通常，我们会说，企业家比一般人更喜欢做冒险的事情，从而做了别人不敢想或者不敢做的事情，因而企业家创造了比平常人多得多的财富。

　　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敢于冒险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为了金钱，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所以成为“企业家”，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爱财，对金钱有更强的欲望。可是，假如他们不是为了金钱，那么这些企业家喜欢冒险的动机就值得进一步追究了。我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史的观察让我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不是因为追求金钱而创办自己的企业的。几乎没有因为追求金钱和个人财富而能成功地做大做强自己企业的例子。我至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历史资料。相反，对个人财富和金钱的追求倒是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商业欺诈和强盗式商业扩张的败局。

　　我们阅读西方商业伦理的文献，大体上可以悟出同样的道理来。伦理的发展是商业活动发展和演化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和升华。在西方的商业伦理世界里，企业不被看成是企业家追求个人财富和积聚金钱的手段，而是目的。企业家们创办企业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喜欢挑战自己。如果说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理想的话，那么他们的理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力来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存在方式。这样说并不抽象，事实上，在近现代史上我们看到的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与一个企业家的名字以及他的一项发明技术、创新产品或者一个崭新理念相联系着。从福特汽车、柯达照相、多米诺比萨饼、微软、派克笔等等，都是我们身边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而这些响亮的企业名字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它帮助我们来思考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也注意到，在历史上很多企业家是因为家里富有才喜欢去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反过来因为贫困才想通过办企业来“致富”。这个问题的逻辑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在中国的转轨时期，我们看到了有大量的“企业”(几乎很难叫它们“企业”)成了那些所谓的“企业家”追求金钱和个人财富的手段与造钱的机器。因为过度追求金钱和个人财富，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并不是没有能力通过发明或者创新活动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相反，他们更热衷于欺骗活动和投机活动。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迅速扩张的企业似乎都与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炒作、欺诈与内幕交易关联，真正像海尔、联想这样的企业有几家？

　　我现在正在哈佛商学院度假，每次来这里，我总能看到有那么多的优秀和成功人士聚集在波士顿剑桥镇这个安静的查尔斯河岸。我总在想，很多已经事业有成和富足的商人支付了很昂贵的学费来这里学什么呢？难道学怎样挣更多的钱吗？不是，他们已经很有钱。据我知道，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是商业(企业)伦理学。这里的教授们要讲述历史的故事，告诉这些富有的“学生”，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企业家如何出色地服务和回报社会与社区。　　一个人并不需要很多的财富，在金钱面前，企业家与普通人一样是容易满足的。 企业家喜欢的是自己的事业发展和自己从事业发展中获得的满足。钱多了，但更多的钱对自己是没有用的。不幸的是，企业的成功总是给企业家带来更多的财富。而幸运的是，企业家总把这些财富视为社会的，对社会比对自己更有用。

　　欲望需要释放

　　关于“企业家之欲”的采访并不顺利，很多企业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表示不愿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有的直接表示：私下里谈谈我可以说说真话，如果发表我顶多按规矩说，谈着也就没意思了。

　　这个结果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这个预料之中的结果让我们觉到了一丝苦涩的味道。

　　这份苦涩的味道一定也是所有企业家们的共同感知。

　　欲望之于人，如同水之于鱼。

　　企业是在人类的商业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天生便具有逐利性。这个逐利性产物的领导者一定是最具有逐利品格的人物。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重义轻利的观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强调自我奉献、精神激励。因此，中国人轻商是很有传统的。新中国成立后，企业都是国家的，管理者都是国家干部，逐利是为了国家建设，而个人是绝不准有逐利品格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对企业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实践中，企业家的逐利品格依然被遮遮掩掩，特别是国有企业。

　　但是，如果企业的领导者在挑选时不以逐利品格为标准、在运营中禁谈个人逐利欲望，那么又怎么能指望和保证他能把企业搞成具有强大逐利能力的“摇钱树”呢？

　　亚当·斯密说：“我们希望吃到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每个个体的“自利”行为汇聚成社会财富的叠加，从自利出发的律己行为也许更为严格而有效。或许，这就是我们要向西方市场经济学习的地方。

　　一位国有企业人士私下里感叹：昨天上面来了党建工作的领导，我们向他汇报党员干部和全体职工如何大公无私地奉献。今天来了经济工作的领导，我们向他汇报管理层和员工们如何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事。那两套话是截然不同的。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只说一套真话？

　　当以褚时健为代表的所有“59岁现象”的内容被公开讨论后，企业家们把自己的逐利品格掩藏得更深了。

　　但是，那是企业家的本性。如果他不具有这种本性，他可能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来讲，那才是大不幸。

　　所以，落入陷阱的往往是优秀的企业家。在企业家利用其才能创造巨额财富之后，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自身的品格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于是便有了企业经营者“台上社会主义，台下权钱交易”的现象盛行。特别是，在公权远大于私权的情况下，私权的要求要么被漠视，要么以不可知的方式被追究。

　　应该说，正是“一心为公”的制度精神及自身身份的多重性剥夺了国有企业家的话语权。

　　国有企业家不能直言欲望，私营企业家就能放声高呼吗？财富榜变成了黑榜，仇富心态日趋严重。看看有多少地方的富豪悄悄举家迁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过起了隐居生活？

　　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政，像徐冠巨、尹明善。

　　稳妥起见，企业家喜欢把对财富的欲望美化为服务和回报社会。弗里德曼在《企业的社会道德》中说，企业家无权拿股东的钱去回报社会，否则就是盗窃。威廉斯指出：成功人士可以不再回报社会。他们开工厂、办商店、雇工人、搞发明、投机套利、承担风险、传递信息，已经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欲望是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任何强加其上的道德学说都是伪问题，市场经济的道德就是利益最大化，只有将利益的欲望正常释放才能造就一个开放、充满创造激情的商业社会。

　　所以，我们今天探讨“企业家之欲”，我们希望社会逐渐解决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误区。但首先，应该从释放企业家的欲望开始，把欲望这个元神还给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