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书记的女儿和她的电影(三联生活周刊 2004-11-11)

一个电影，和众多国产电影一样，票房惨淡。但这部电影却得到了媒体广泛的关注，不是在娱乐版面，而是社会新闻，深圳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推荐片子时表现得惊人地相似:没人提男主角陈冠希，他们共同的举动是伸手指着《时差七小时》的海报说，“你看中间那个，那是我们市委副书记的女儿哎！”

成为公众人物，被人关注、被人议论应该是妞妞选择电影的一个结果，不过这一次颇有戏剧性，“谁捧红了妞妞？”成为最广泛持久的疑问。

从理论上说，政治权力、金钱财富、社会名望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三大公有资源，妞妞的成功为我们勾画出这样一个现实:赢家通吃

三代出贵族

说起妞妞一家人，声望最高的不是妞妞，更不是妞妞的父母，而是妞妞的外祖父母。《解放军报》2004年春发表一篇题为《红军女战士黄海云:一块“牛皮”过草地》文章，黄海云是妞妞的外婆，妞妞的外公赖爷爷则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过世。有资料这样历数赖爷爷的功勋: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如今黄妈妈已经四世同堂，“黄妈妈尽管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但耳聪目明，身板灵活”，《解放军报》记者的描述相当准确。黄妈妈准确地记得外孙女妞妞25岁了，在美国读研究生，写了一本小说《长翅膀的绵羊》，后来又拍了电影，她甚至说书名和电影名时连回忆的停顿都没有。

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家庭，黄妈妈说:“60年代我的四个孩子都当兵，三个女婿只有一个不是当兵的。”黄妈妈值得尊敬之处在于，她是个明白人，她说她一直是个“严厉的妈妈不是放纵的妈妈”，回首往事，黄妈妈觉得她值得骄傲的事有两件，一是她深知干部子弟容易惹事，“尤其是老红军的孩子，70年代有老红军的孩子被枪毙的，所以我对他们,尤其是女孩子管得严。后来他们都说，我们家公安局没来敲过门”。

第二件事是孩子们在80年代中期转业，老人说她的考虑是:“年轻往地方转好转，我告诉他们不能老依靠家长。”因此，黄妈妈说1984、1985年前后他们就转到了地方，“我用句粗话说，让他们滚蛋”。

黄妈妈认为女孩子搞医比较好，对于赖新平没有从医，黄妈妈解释说:“赖新平毕业后参军在广州军区的三十三野战医院，结果军队因为她小学毕业后考的是外语学校，就让她去报社了。”有媒体介绍说，她曾任广州军区《战士报》主编。

外语学校的经历显然对赖新平影响很大，也使得她尤其注重妞妞的外语。在黄妈妈的记忆中，“她转业到了外贸，后来去香港分公司办公，公司撤掉了她又回到深圳”。

黄妈妈说几个孩子中，“现在都说赖新平本事挺行”，而这样的评价黄妈妈说是女儿从罗湖区体委内退经商以后。

妞妞爸爸的战友则描述了李意珍同样精彩的经历:“他原来在军部搞宣传，转业来到深圳。后来做起来从罗湖区区长升到区委书记，到市委秘书长，再到现在的市委副书记。”

海天出版社社会文化编辑周海彦是妞妞《长翅膀的绵羊》一书的责编。她评价妞妞愿意用“很阳光”:“她的‘阳光’和刘翔、田亮的‘阳光’不同，他们是很灼人的‘阳光’，她是很温和的。她的性格就比较柔和，不是很大声说话。”显然，妞妞的“阳光”有得益于她家庭的成分在内。

规则与破例

妞妞的初中语文老师对中学时代的她描述得很精当:虽然比较活跃，但不是学生中的“领军人物”。很多细节都能印证这一点:比如深圳外国语学院刚创校的时候就有了外语节和文化节的传统，跟家长们的汇报演出，每个学生都要参加。英语情景剧表演，妞妞也比较喜欢。妞妞的初中语文老师伍俊文记得学生们演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他能立刻记起演白雪公主的小女孩儿翁茜——那是一个会跳芭蕾舞的小姑娘，而妞妞在里面具体演过什么，他就记不清楚了。

一个妞妞班上的男同学这样归纳中学时代记忆中的妞妞:“普通孩子一个，闹了一点‘桃色绯闻’”——妞妞的早恋倾向。

妞妞自身普通的同时，她的父母在那时也被列入普通的阵营里，1993年担任李倩妮高中班主任的物理老师张天麟说:“其他学生家长也是普通人，也有一部分是干部子女，但职位并不是特别高，那个时候李倩妮的父亲是罗湖区委书记。李倩妮的成绩算中等。她也没有任何职务，我们并没有因为她的父亲给她特别优待。”

不过因为家长而受到破例照顾的例子并不是没有。伍俊文1990年创校之初就开始任教。他回忆说，1993年中考的时候，因为“深外”的成绩很好，名气也就出来了，希望孩子到“深外”就读的家长队伍也庞大起来，其中一个是某银行的副行长。副行长的孩子中考成绩很差，想找当时的校长龚国祥开后门进“深外”，被拒。

一年以后，这个副行长就提升为深圳市副市长，而且分管文教。他的孩子进“深外”未遂后转而进入深圳中学学习。到了1995年这个孩子考高中的时候，他还是表示想来“深外”——他们家里人对他的出路考虑就是:学好外语出国。副行长变成副市长后，校长没有再拒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副市长的公子入学以后，有什么活动，这个副市长才开始到“深外”来，伍俊文说他“以前从来不来的”。这个孩子读到高二就出国了。

普通的妞妞现在也不普通了。记者与“深外”办公室周世清联系采访时，是否征得妞妞的妈妈赖新平的许可成为一个问题，“你们并没有跟赖女士联系，她根本不知道你们的采访”。于是记者按校方要求再次与赖新平沟通，妞妞妈妈也觉得为难，“你们采访学校为什么要我打这个电话？我打这个电话不对，不打这个电话也不对”。

最终的解决之道是我们打给妞妞妈妈，再把电话交给周主任，他说，“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们也不能随便接受采访”，在“对，对，是，是，知道，知道”之后，校领导又为此事开会协商。在等待期间，记者与赖新平又通过一次电话，她的语气十分客气，说“我并不能控制学校是否接受采访，我也跟他们说，这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不是由我控制的”。而对于校方的谨慎和防备，周主任的解释是“毕竟这个孩子比较特殊”。

在学校这个层面，往往是各种利益和矛盾表现得更直接的地方。妞妞成为公众人物后，妞妞的爸爸被抛上前台的起因，来自网上一则质疑某中学组织观看《时差七小时》致家长的信。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王廉运处长接受采访时强调说:“上海每年推荐16部电影组织观看，深圳就很少，宣传部平均一年推荐一部甚至有时候不到一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式被解释为“学校需要组织学生看电影，但深圳实行一费制后，有额外的收费必须向有关部门打报告，所以也就不怎么组织了。这种联合发文的‘推荐观看’，就省却了学校的麻烦”。

硬性要求还是推荐观看成为争执的焦点。王廉运说她事后也问过一些学校，为什么到了下面就有学校变成集体组织观看了，“校方也很为难，说学生单个出去看电影怕不安全”。不过知情人说，组织看电影反而恰恰是学生容易造成意外伤害的场合，而校方服从上面的命令也在于，有了红头文件，一旦出事校方没有责任。

可以动用的资源

妞妞的父亲、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6日站出来回应舆论对他的关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有关单位发文向学校推荐这部电影的事情，虽然是按惯例运作，我也没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但我不能以此原谅自己。我如果态度坚决地予以制止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做事情应该考虑到领导干部身份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妞妞是我的女儿，我又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有群众在这方面提出批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

按照韦伯的观点，资源包括财富、权力和社会威望，作为政府官员手中的公共权力也是一种资源。在市委下面的委办局中，知情人说此次五部委——宣传部、教育局、文化局、团市委和关工委联合下发的文件是会签文件，由宣传部门主办，其他几部委挂名。记者采访中，多数部门的负责人说在签发该文件前知道《时差七小时》女主角妞妞与市委主管领导的父女关系，深圳市团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宋杰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审看这部片子时提了一些意见，我觉得是没有太多主题，也没有太深的思想，不过对于众多想要出国的孩子们来说，这部电影也开启了一扇窗子。”不过宋杰也说，如果让团市委出头来做这件事，他们就不会去做，因为“资源是愈到基层愈好”，显然团市委无法与宣传部相提并论。

妞妞愿意用“偶然”描述自己的幸运，而在这些幸运背后，总是有一些非偶然因素。妞妞最新的一次获奖是在11月初，深圳媒体报道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首次走出京城在深圳颁奖，16部作品脱颖而出赢得殊荣，曹文轩、金波、妞妞等获奖作家登台领奖——显然，妞妞现在的社会角色已经被定义为儿童文学作家了。

在《长翅膀的绵羊》书出来后，她的作品很快映入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眼帘。记者采访了为妞妞的书写评论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他回忆说，大概三年前，深圳一家报纸的一个记者朋友给了他这本书，陈晓明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他也可能暗示了一下，要不要写个东西，因为他说写书的妞妞是他朋友的孩子”。陈晓明说自己倒是看文学作品后通常顺手都会写点东西，《长翅膀的绵羊》他写了一两千字的东西，不过直到妞妞拍了电影，他也不知道这个记者的朋友就是深圳的市委副书记。

妞妞与导演阿甘的相识过程中有相似的过程，阿甘接受采访时说:“认识妞妞是2002年年底的时候，深圳电视台的一个朋友介绍的，我看了她的书稿，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版。我一直也想做青少年题材，拍纯粹的中学生作品。这类作品也有成功的，但大多说是政府层面的成功，由政府大力支持。”《时差七小时》拍出后、无论是影片制作方，还是深圳市五部委的联合发文，一个广泛被引用的背景是“影片没有花政府一分钱”。不过政府的影子还是存在。

阿甘说:“关于妞妞的家庭，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印象中并不是她自己说的，而是通过周围的一些人，在接触中的言谈慢慢知道的。我见过她父亲四次，只握过两次手，都是谈电影的事情，他并不反对，话也很少，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也很少是单独见面，都是一大堆人在一起谈电影的事情。最后一次见面，是看完电影之后，他显得很兴奋，跟我说‘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好！’”

《南方都市报》做有关调查时说，“仁和海外”是“梦想隧道”公司除李倩妮外的另一大股东，占有17.99%的股份，而工商部门称该企业为“特控企业”，即属于政府特别控制与保护的企业，一般公民与工商人员均无权查阅其公司资料。就媒体的报道，记者曾发短信求证赖新平:有一个信息让我们很困惑，我们知道您对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溺爱她，甚至她在海外求学时都要经常打工，那为什么妞妞对媒体说，因为您做生意，所以给她几百万是很正常的。她名下还有三个公司？她打来电话很气愤地说“不可能！”

深圳现实

海天出版社社会文化编辑周海彦总结说，出书的妞妞能代表这一代人，他们没有我们那么沉重的使命感，只是想让自己活得快乐、自由自在。

周海彦说她做青少年读物这一块，这也是海天出版社的主打产品。而现在很难有好稿子，好稿子的标准是“酷一点，有个性一点，太循规蹈矩不行”。

深圳市关工委苏仰东主任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曾和共青团一起搞过调研，发现现在的孩子受不得半点委屈，周海彦说这一点甚至直接从读物对他们的影响上都看得出来，她说:“在妞妞的《长翅膀的绵羊》前有一本书，也是一个和妞妞相似的孩子回忆他出国在新加坡生活，相当苦涩，看了以后很压抑，包括我的孩子看了之后都说不想出去了——压抑的作品市场就会受到影响;而妞妞的回忆则是阳光+浪漫+清新，符合畅销书所需具备的元素。孩子一看就又决定出去了，甚至于很多孩子都选择了妞妞读书的那所中学。不过我的孩子出去后告诉我说，实际上在那里的生活远没有妞妞写得那样浪漫，那样充满阳光。”

从市场的角度，周海彦说《长翅膀的绵羊》热销也只在南方沿海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希望孩子能出去，而郁秀的书在北方引起的反响更大。■

http://www.lifeweek.com.cn/2004-11-19/00001102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