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熊史事解析

鬻熊史事解析

作者: 尹弘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信息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鬻熊是楚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其在商末周初的活动为楚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对楚国而言，鬻熊颇类似于文王，虽非开国之君，却是奠基之主。鬻熊的史事，文献记载甚少，却有许多矛盾之处。前辈学者已作过许多探讨，但仔细考量，这些讨论仍有一些难解之处，本文试图在已有的基础上，对鬻熊及楚国初期的相关史事作更进一步的解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鬻熊为文王师解析

据文献记载，楚王族出于上古著名的祝融部族。祝融部族传至陆终以后，部族繁衍、支系众多，形成祝融八姓，楚王族即祝融八姓中的芈姓季连之裔。但季连之后仅两传至穴熊，部族的发展即遭重大挫折，不仅居地不明，连世系也不清楚。穴熊之后，“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① 至商末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鬻熊才出现在历史上。

文献中有关鬻熊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商末之时，纣王众叛亲离，商朝的统治危机四伏，渭水流域的周族势力却乘机强大起来，其君西伯昌(即周文王)广纳贤士，团结诸侯。鬻熊把握此一时机，审时度势，投奔周文王，与周人建立了政治联系，从而奠定了芈姓建国的基础。鬻熊事周，以《史记》卷4《周本纪》记载较详：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

    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

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

夷、叔齐在弧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

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

之徒皆往归之。

《史记》卷10《楚世家》则记载：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

子事文王，蚤卒。

后文又记楚武王之言，则云：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关于这个鬻熊“为文王师”的身份，历来有不同解释。前贤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曰此“师”为师长、师傅或老师之“师”。此说始自贾谊、司马迁、班固等。贾谊《新书·修政语下》中记有鬻子答三王问的内容，上引《史记》亦有类似说法。今人沈长云则认为此“师”当非师傅或师长之“师”，而是指见于文献和金文中的“师氏”。② 楚史与楚文化界较流行的说法则是鬻熊为“火师”，张正明、王光镐等皆持此说。③

鬻熊为“文王之师”的说法，出现较早。除贾谊《新书》外，《汉书》卷30《艺文志》小说家有《鬻子说》19篇，班固自注：“后世所加。”道家有《鬻子》22篇，班固自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地理志》则更明确地说：“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按班志沿自刘歆《七略》，《七略》则本自刘向《别录》，上引《史记》卷4《周本纪》：“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句下《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 由此来看，汉代学者，从西汉初年的贾谊、西汉中期的司马迁、西汉晚期的刘向、刘歆一直到东汉的班固，均相信鬻熊为“文王之师”，其来源可能是《鬻子》一书。

然此说疑之者亦众。主要是涉及到《鬻子》及贾谊《新书》的真伪问题。崔述《丰镐考信录》即疑之云：“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后人伪托。且熊绎之事康王，楚灵王尝述之矣，灵王好为夸张大言者，若其祖果为文武师，何容默而不述乎？” 是崔述由疑《鬻子》一书进而疑鬻子为文王之师。今本《鬻子》虽有鬻子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但鬻子答三王问的内容并不见于今本《鬻子》，而是见于贾谊《新书·修政语下》。梁玉绳《史记志疑》亦有类似怀疑：“《路史·后纪八》注据《鬻子》书‘九十见文王’之语，以《史》言‘早卒’为谬，非也!今《鬻子》是伪书，故有封康叔及三监、曲阜事，而《贾子·修政》载成王六岁往鬻子之家问道，恐亦难信。”

按今传 《鬻子》一书，前人多以为伪书，《四库提要》云：“此本题唐逄行珪注，……考《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说》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是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净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 在疑古辨伪之风盛行的时代，今本《鬻子》为伪书几乎已成定论，崔述更据今本《鬻子》而疑鬻熊为文王之师。然此说只是辨伪家之言，明宋濂《诸子辨》即认为今本《鬻子》“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④ 胡应麟《四部正讹》则称：“太史谓其文质、其义弘，余读之信然。”近人顾实则认为：“盖逄本去其妄为标题，犹古本残帙，而非伪作。” 宋、胡、顾之说，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同，今人治《鬻子》者，均否认今本《鬻子》为伪书及《四库提要》所谓今本《鬻子》为汉志小说家类的说法。王齐洲认定，今本《鬻子》即汉志所录之道家《鬻子》22篇之残篇断简，其成书则在秦汉以前。⑤ 陈自力对逄本《鬻子》作了严密的考察，确定逄本《鬻子》(即今本)确非后人伪造赝本，它与《子钞》、《意林》所引《鬻子》残本一样，同属《汉志》所录“鬻子”之残帙。⑥由此看来，崔述等人以《鬻子》为伪书而疑鬻熊为文王之师，实所疑不当，其怀疑的立足点即不存在。退一步讲，即使果如辨伪家所言今本《鬻子》为伪书，则今本《鬻子》与汉时贾谊、刘向、班固等所见之本非为一书，不能因今本《鬻子》为伪书而疑及鬻熊其人其事，固崔述之疑，实疑非所疑。

至于贾谊《新书》，较为复杂，各家说法颇有出入。陈振孙明确否定《新书》，谓：“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四库提要》则取调和态度，一方面认为今本“已非北宋本之旧”，又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认为“且非南宋时本矣”，但仍据《汉书》谊本传赞及应劭、颜师古注认定：“今本即唐人所见，……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朱子以为杂记之稿，固未核其实；陈氏以为决非谊书，尤非笃论也。”⑦卢文弨则认为：“《新书》，非贾生所自为者，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⑧ 然此说遭余嘉锡严厉驳议，余氏认为今本较之南宋刻本，“文字并无阙失”，“《新书》自南宋已苦无善本，卢文弨以校勘名家，然其校此书于非《汉书》所有者，率不能订其谬误，通其训诂。凡遇其所不解，辄诋为不成文理，任意删削。俞樾《诸子平议》(卷27)讥其是读《汉书》，非治《贾子》，深中其病。若陈振孙者，其识未必过于卢氏，彼亦徒知读文从字顺之《汉书》耳，则不以为《汉书》录《新书》，而反以为《新书》录《汉书》，固其宜也。乃《提要》从而附和之，谓此书乃取本传所载，割裂颠倒，其亦未免汩于俗说也夫。”经综核群书后，余嘉锡最终认定：“陈振孙谓决非贾本书，固为无识，即《提要》调停之说，以为不全真亦不全伪者，亦尚考之未详也。”⑨由此看来，《新书》虽在流传过程中有一些散乱错失，但仍基本保持了其原始面貌。

由是可知，《新书》中保留的鬻子答三王问的内容，当源自汉时所传之《鬻子》书，而汉代学者亦据此信鬻熊为“文武先师”。至于今本《鬻子》，以前以为是伪书，学者即据此而疑鬻熊为文王师，然现在看来，此书并非伪书，而是汉时所传之《鬻子》残篇。至于汉时贾谊、刘向、刘歆、班固等所见之《鬻子》书，虽非为鬻熊本人所作，应为战国时人作品，则未可简单地以“伪书”二字斥之。“伪书”二字，多为后世辨伪学者依据后代的“作者”观念而指斥先秦古书者，然古书体例之一即是“古书不题撰人”，⑩虽题名《鬻子》，但未必为鬻熊本人所作，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云：“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11}，《四库提要》则认为：“裒辑成编，不出熊手，流传附益，或构虚词。”{12} 此为古书的普遍情形，未可据此而加“伪书”之名。此外“依托”亦为古书之常见情形，然“依托”并非无影之事，必有所本。李零认为，诸子书与史书有继承关系，“这些诸子书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谈话背景”，而战国子书均有游说性质，游说君王就要讲究技巧、要有“谈资”，“有了这些‘谈资’，大家就可以少说废话，直奔主题，便于抓住要领，也便于打动人心。诸子书的‘谈资’，来源不一，很多当然是来自‘语’类的成语和掌故，但也有一些是来自‘世’和‘书’。其中来自‘世’的东西，往往非常简略，本来只是一个轮廓或一句话，……但却是很多历史演义的母题，……他们都是以某种‘古代史’作‘理想国’或‘乌托邦’，以某种‘近代史’作‘建国方略’”。{13}汉本《鬻子》亦当作如是观，此书当是战国时学术大开之时，学者依据鬻熊生平事迹发挥而成。《新书》中保留的鬻熊答三王问的内容，应该是反映了战国时人的观点。但战国时人能作此语，则必有鬻熊其人其事作为基础，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楚文化与文明钩沉》：“《汉书·艺文志》载《鬻子》一书，或为战国秦汉间人所伪作，然其人其事，必有传在人间而大有可观者。” 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认定，在战国时人的观念中，鬻熊确为“文王之师”。在“依托”的背后，我们应看到有真实的历史存在。

另外，《史记》中有关鬻熊的记载，也有一些矛盾之处，需略加说明。《楚世家》中有“鬻熊子事文王”和“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两种说法。有学者认为“鬻熊子事文王”指鬻熊为文王麾下奔走给事的臣僚，{14}甚或有学者以为此指鬻熊被周文王收为养子，“子事文王”是指鬻熊象儿子一样从事于文王。{15}然孙重恩据《艺文类聚·封爵部·功臣封》所引文：“鬻熊事文王、早卒”，考订出“子”字为衍文，唐以前的《史记》本无此“子”字。{16}这样，《史记》中的矛盾也可得到解决，《史记》亦以鬻熊为文王之师。

可见，从战国至汉代，所有相关记载均以鬻熊为文王之师，战国秦汉时代的学者，对此无任何异议。所有的怀疑均出自后世学者，然后世学者之疑，或所疑不当、或因文献错讹、或不明古书之形成过程与体例，以后世之观念而疑及前人，均未有充足之证据。故余嘉锡在考订《新书》后有云：“夫惟通知古今著作之体，而无蔽于咫见讠叟闻，然后可以读古书矣。”{17}准此，则鬻熊为文王之师当无疑问。

二、火师说解析

由于后世学者受疑古影响，不信古籍记载，举目所见，几尽为伪书，进而由伪书而疑及史事，因而不信鬻熊为“文王之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只好另寻出路，寻求合理的解释。师氏说、火师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师氏说，张正明、王光镐等已辨其非。{18}火师之说，其立足点有四：一是以后推前，以楚国初封时疆域之弱小、地位之卑下，推断鬻熊当非地位尊崇之师氏或师傅；二是《国语·晋语八》曾明确记载楚君在岐阳之会中守燎、周原甲骨中亦有类似记载；三是司火之职在商周时已失去了上古时期的显赫地位，降为与虞人、甸人等同列的侧微小臣；{19}四是楚为祝融之后，司火正是其祖传之业。四者相合，几乎是天衣无缝，于是鬻熊为火师之说得到楚史与楚文化学界多数学者的信从。

但火师之说，亦有难以解释之处，并非完全圆通之说。首先是鬻熊在周室中的地位问题，现有的史料并不能说明鬻熊的地位低，相反，仔细分析这些史料，所反映出来的是鬻熊的地位相当高，并非侧微小臣。按诸《史记》，鬻熊是与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人同列。这些人中，伯夷、叔齐是古代道德的典范，孔子和儒家称颂的贤人。辛甲大夫，据《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廟，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刘向《别录》：“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20}则辛甲大夫本为殷大夫，与鬻熊一同投奔周文王，《汉书·艺文志》中道家有“辛甲”29篇，今已佚，其人其事可能与鬻熊相似或相当。至于太颠、闳夭、散宜生等，皆周初之重臣，在周初的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尚书·君奭》中周公历述夏、商、周三代之贤臣，讲到文王重用的贤臣时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散宜生、有若闳夭，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在《君奭》中，周公对这五人极力称许，说他们都是有“德”之人，文王之所以能用“德”、闻于上帝、“受有帝命”，武王之所以能奉“天威”，取得克商的胜利，都是这几位大臣的功劳。《墨子》卷2《尚贤中第九》：“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论语》卷8《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何晏注引马融曰：“乱，治也。治官者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 这几位文、武时期最重要的大臣中，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三人赫然在列，杨宽认为，当时治臣十人中，以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四人比较重要，{21}这四人中，闳夭、散宜生、太颠三人均系与鬻熊一同投奔周文王者、辛甲大夫虽未名列治臣十人中，亦位列公卿，得到文王亲迎的待遇，后为周太史。鬻熊与这些人并列，则地位亦相当。这些人投奔文王，是当时有指标意义的政治事件，代表着周人得道将兴、商纣失道将亡。鬻熊果为一侧微小臣，则不当列于有名望的贤者之林。而后世出现《鬻子》书，亦从侧面证实鬻熊是历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而且这种影响是因其个人的地位而来，不是由于后世楚国之强大而来。不然，楚始封之君为熊绎，而后世楚君，亦颇有名望很高者，如季紃、若敖、蚡冒等，但未见有依托者。分析可见，鬻熊的地位并不低，相反，是地位与名望都很高的社会贤达，未可以后世楚君地位之低而推断鬻熊为侧微小臣。

其次，火师说的直接证据是《国语·晋语八》和周原甲骨，一共两条。仔细考察这两条文献，并不能得出鬻熊为火师的结论。这几条文献，兹引如下：

《国语》卷14《晋语八》“叔向论务德毋争先”章：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

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周原甲骨：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H11：83)

    其微、楚□氒，师氏受。(H11：4){22}

这三条文献中，《国语》所载为周成王时的岐阳之会，此时鬻熊当已死，故守燎者应为楚君，可能是熊绎，可以肯定与鬻熊无关。周原甲骨H11：4未能明确究是何人，我们认为应是熊绎或其后人，亦非鬻熊。其证有二：一是同坑所出H11：83中有“楚子来告”，“楚子”二字表明此时楚已受封立国，而《史记》明载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故周原甲骨H11：4中所记至少也应是熊绎；其次，芈姓季连一族在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建立芈姓楚国之前，芈姓一族尚无楚人之称。由此可知，《国语》和周原甲骨中所记的守燎者绝非鬻熊，而是熊绎或其后人。

通过对火师说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鬻熊的子孙确为火师，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均可证明这一点，但这些文献不能证明鬻熊本人为火师，相反，文献中反映出来的是鬻熊的地位相当高，这与前面论证鬻熊为文王之师的结论是一致的。

分析至此，似乎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鬻熊为周师，地位尊崇，鬻熊的子孙虽得封为诸侯，却地位卑微，直到数百年后，楚人还为此愤愤不平，其间的原因何在？

对这一问题，我们尝试从鬻熊的年寿问题来切入。鬻熊的年寿，有早卒与长寿二说。司马迁言鬻熊早卒，《楚世家》谓“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后文又载楚武王之言，亦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刘向则言鬻熊长寿，如刘向《别录》定鬻熊长寿至成王之世，宋翔凤《过庭录》云：“(刘向)知(鬻熊)至成王时尚存，定熊自封丹阳。”{23}鬻熊长寿说可能源自《鬻子》一书，据唐逄行珪《〈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师也。年九

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

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

也。”文王师之。

此言亦见于宋高似孙《子略》：

      魏相奏记载霍光曰：“文王见鬻子，

年九十余。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

‘君若使臣捕虎逐麛，臣已老矣。若使坐策

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

可见鬻熊九十见文王之说广为流传，而贾谊《新书》中亦有鬻子答三王问的内容，正好与鬻熊九十见文王互为印证，《史记》也说鬻熊等投奔周文王，是因为周文王“敬老”、“礼下贤者”、“善养老”，鬻熊长寿说可能即由此而来。

但鬻熊长寿说与《史记》“早卒”说相矛盾，于是言鬻熊早卒者以《鬻子》为伪书而斥鬻熊长寿之说，如前引梁玉绳《史记志疑》云：“《路史·后纪八》注据《鬻子》书‘九十见文王’之语，以史言‘早卒’为谬，非也!” 然清人严可均认为：“蚤卒蚤终，谓不及受封先卒耳，非不寿之谓也。”{24}今人徐俊综合考察早卒与长寿二说，也认为鬻熊非短命早逝，而是因年事已高，见文王之后不久即去世了。{25}此说解决了文献记载中鬻熊早卒与长寿的矛盾，其说可信。

分析至此，鬻熊为周师、地位尊崇与鬻熊的子孙为火师、地位卑微之间的矛盾就可迎刃而解。鬻熊本人年事较高，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位列名人贤士、其地位与太颠、闳夭等相当，由此看来，鬻熊本人非地位卑微的火师，而是确为周文王之师傅或老师，但因其年事已高，因而事周时间甚短，为“文王师”的时间不长。据徐俊考证，早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前，鬻熊就已去世，鬻熊“早卒”之时，其年当在九十以上。{26}由于鬻熊“早卒”，不及见周人伐商成功，这影响了鬻熊子孙在周初分封时的地位。但由于鬻熊与周人建立了政治联系，鬻熊之族人得以发挥其司火的特长，以其司火的技能服务于周室，在周室中担任火师之职，则是完全有可能的。按芈姓本为祝融之后，司火为其专长、是祖传的技能。古人燔柴祭天，需要有具备专业司火技能的人来打理。由于鬻熊未及为周人建树重大功勋，其族人也未有如鬻熊一般位列贤人名士、名望很高者，因而鬻熊族人虽因鬻熊的关系服事周室，但地位不高，仅能担任火师之职。

虽然由于鬻熊早卒，影响了其后裔在周王朝的政治地位和封爵，但毕竟为芈姓一族奠定了在周朝的政治基础。至周成王时，鬻熊之后熊绎得以受封立国，列于诸侯之林。《楚世家》记熊绎受封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熊绎以“勤劳后嗣”的身份受封，当是指其父、祖熊丽、熊狂，不应是指鬻熊。因鬻熊事周时间甚短，且鬻熊的身份、地位较高，与太颠、闳夭等同列，“勤劳”二字，似不适于鬻熊，能当此二字者，应为熊丽、熊狂。由于鬻熊的原因，熊丽、熊狂等得以服事周室，而熊丽、熊狂在当时并无特殊的声望，只能是以其世传的司火特长为周室服务。

综上，鬻熊本人应是地位尊崇的文王之师，其地位与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周初的重臣名士相当。鬻熊事周，是以其人生经验和政治智慧辅佐、教导周文王。但鬻熊事周时年事已高，不久即去世，不及见周人伐商成功，因而鬻熊子孙在周初分封时地位不高。同时，由于鬻熊与周人建立了政治联系，鬻熊族人得以发挥其司火的特长为周人服务，在周室中担任火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5JJDZH244。

注释：         

① 《史记》卷40《楚世家》。

②{14} 沈长云：《鬻熊“为文王师”解》，《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

③{18} 张正明：《〈鬻熊“为文王师”解〉辨误》，《江汉论坛》，1983年第9期；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5-96页。

④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19、118页。

⑤ 王齐洲：《〈汉志〉著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⑥ 陈自力：《逄本〈鬻子〉考辨》，《广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⑦{12}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97、1564页。

⑧ [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10《书校贾谊新书》，四部丛刊本。

⑨ 参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97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467页。

⑩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6页。

{11} 《文心雕龙》卷4《诸子》。

{13}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3-205页。

{15} 段渝：《荆楚国名综议》，《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16} 孙重恩：《楚始受封者———鬻熊》，《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17}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页。

{19}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20} 《史记》卷4《周本纪》“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句下《集解》引。

{21}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22} 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 宋翔凤：《过庭录》，《皇清经解续编》卷414。

{2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6页。

{25}{26} 徐俊：《“鬻熊始受周封”刍议》，《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

（原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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