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作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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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之死——旧作，从来没面过世(2006-02-17 22:48:43) 起笔名的时候也没费什么踌蹰吧，不过信手将姓氏一拆，选了一半。却不料一语成谶，从此半生便是不断地舍，将命运舍给国事，将梦想舍给手中的笔，将爱舍给家人儿女，最后，在一片湖中舍生。
据说，他在湖底的姿势是笔挺的直立。
而湖边，粉蝴蝶、黄蝴蝶、白蝴蝶正嗡嗡乱飞……
他是老舍，生于清末民初的浩劫之年，死于一九六六年，一个更大的浩劫之年。六十七年，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却也只是一个勤劳的、胆怯的、微笑着辛酸的，普通人的一生。
破落的旗人之家，母亲四十一岁上生了小儿子，他呱呱坠地，母亲却晕过去半夜——是老舍的大姐，把他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年半后，父亲去世，八国联军进了城，挨家挨户搜索财物。情知避不过，母亲索性拉着兄姐坐在墙根，敞开大门等候。鬼子进了门，先一刺刀把老黄狗刺死，然后大肆搜掠。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发现箱子下睡着小儿子。假如箱子不空，他已被压死；假如他哭了一声，也就是老黄狗的结局；假如时间太久，他就会闷死……还有谁写《骆驼祥子》、《离婚》给我们看呢？
父亲死了，家境落了，改朝换代的血光火焰满城燃起，身边的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二三，最小的才一岁半。可是母亲不慌也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为孩子们的衣食，母亲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服。双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但她作事却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每逢家中有客，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款待；姑母在家里鸡蛋里找骨头，母亲却只平和：“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气吗？”家里桌椅都是旧的，破桌面上却没有灰尘，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被细心地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从母亲那里，他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好客，以及软而硬的个性。他的泪会往心中落！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在亲友的资助下，老舍读完小学，他晓得他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他想读书。他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十元的保证金，让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而后带泪把他送出门去。她不辞辛劳，只要儿子有出息。当老舍由师范毕业，被派为小学校长，母亲与他都一夜不曾合眼。他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那时老舍的报酬是不错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而一份肉丝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沃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老舍后来说：“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但是“五四”运动爆发了。
他的心灵自此变了，敢于怀疑孔圣人！他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帝国主义使他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他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而最后，“五四”运动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新的思想，新的感情，还有新的语言。
他最爱母亲，时代却使他成为逆子。廿三岁那年，母亲偷偷为他订了婚，为了退婚，他与母亲着了很大的急，又请来三姐为他说情。廿七岁，他上了英国，母亲七十大寿的日子，他远在异域，母与子，隔着千山万水，眼里都含了泪。
去国半年，他开始想家，想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老舍说：“我想拿笔了。”
用钢笔写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上，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漓漓拉拉地写了一年，就这么简单，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那本写得不甚整齐的作文簿，现在还能找得到吗？
给同住的许地山看了，他笑得不亦乐乎，撺掇他寄到国内去，三个月后，《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老舍到中国饭店吃了顿“杂碎”，犒赏自己。然后是《赵子曰》、《二马》。
那时，老舍正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教，学生里，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十二岁。有的学生学语言，有的念书，有的要得学位，有的念元曲，有的是要往中国去先学几句中国话……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一个人一班，他便一天忙到晚；学院来者不拒，老师就得昆乱不挡。而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图书馆里写的，因为这里清静啊，抬头还可以看见一片空地，有些花木，象个小花园。十几年后，他仍然希望着“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他对人生其实要得极少极少，一个家，一个写作的地方，一些花草，一些小动物，便觉得人生再无遗憾。
他是勤谨的人。“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二千来字。”却又绝不精制滥造。他不肯轻易失信：只要答应了写稿子，他就必定写。曾有人向他约稿，他随写随放弃，最后走投无路，索性把几万字的碎字块给寄过去，证明自己不是不写，实在是写不出——他面面俱到，谁的心都怕伤，谁的面子都怕得罪。
他说他生命中有三次，他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出来；第二次是他的小女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他离家两三天，刚一回家，她便晃晃悠悠地走来，抱住爸爸的腿不放；而第三次，是在汉口，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开筹备会的那一天。
他是真正心甘情愿为国家“略尽绵薄之力”——只有在他身上，这才不是一句客套话。大后方重庆，梁实秋在写《雅舍小品》，张恨水在写《八十一春》，而他，写了一本一本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剧本：《四世同堂》、《火葬》、《国家至上》……
他也承认“抗战文艺，谈何容易”，他也说：“象《火葬》这样的东西，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我们却在这些垃圾作品里看到他一颗纯掣的赤子心。仿佛字字句句都在说：“对不起，我只是文人，我没法子扛抢打仗，可是，为了这个国家，我尽力了……”——他抱歉地、忧愁的笑容。
而后半生，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出于这原因吧。
一直以来，他爱中国，却又觉得它没指望，可是突然间，新天新地新人间了。他又一次欢喜得要掉泪，又象写抗战文艺一样，他以写作的方式来紧跟形式，来报效祖国。
政府整治龙须沟，他便赶紧写《龙须沟》；提倡妇女就业，他就拿出一本《女店员》；为了反映“三反五反”，他五易其稿，诚心诚意地捧给大家看，认真聆听每个人的七嘴八舌，然后修改得面目全非，第三稿，是个吓死人的五幕稿……到最后，他说：“里面一句我自己的话也没有了。”仍然是淡淡的，微微苦涩的笑，象沏过太多遍的茶，一无火气。
《茶馆》就是这么来的。起先只想写一本配合宣传宪法的戏，戏未整好，大形势已变，戏已就成了一迭废纸。却有一幕戏，令每个看过的人：导演、演员……都不能忘，他们建议老舍把这个故事写出一部独立的戏。老舍的回答在当时或许入情入理，却让后世的人愕然，他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茶馆》不是一部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戏，只是让人恻然、惨然、悯然，偶尔会有凄凉的笑，是大时代里小百姓里不能不承担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生太卑微，原是不能在舞台上轰轰烈烈出演的。
他曾享大名，冠盖满京华，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获得北京市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世事至此，已是一帆风顺，却在顷刻间，他的天塌了。
1966年，文革爆发。
他们是怎样折磨老舍？从大劫中苟活下来的文人们以只言片语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说不清多少红卫兵把六七十岁的老人揪上高台批
斗，在盛夏天气里，拿他的书点成火堆，逼他跪在火边，在他背上涂上浆糊，贴上大字报，往他脸上唾唾沫……
他是这样这样地爱国，可是，怎么没有人来爱他？他已经为国家倾尽所有，竭尽所能，为什么大家还要不相信他？他一心一意以为是新社会，再也不是人欺负人、人压迫人的时代，怎么还会有比法西斯更可怕的中国法西斯？他一生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可是那些抡起皮带，抽在他脸上身上的，是比他女儿还小的女红卫兵！
这是他全心全意爱的国？这是他全力支持拥护的大时代？这是他满心疼爱的下一代？这是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古国？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他的天塌了。
此生，还有什么可以眷恋？
有一部散失了的小说，他写的，叫《大明湖》，说的是一个受尽折磨的女子，终于跳进大明湖，那时，他并没有想过，会是自己，在太平湖边默默地坐了一下午，没有人看见，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走进湖里的……
他的尸体，在一天后才被捞了起来。
而湖边，粉蝴蝶、黄蝴蝶、白蝴蝶在飞……他的小说里，少有爱情的存在，这却是他最喜欢的，爱情发生的景致啊。
隔好久，才有一个好心的人为他搭上了一领苇席。
据说，他在湖底的姿势是笔挺的直立。
而湖边，粉蝴蝶、黄蝴蝶、白蝴蝶正嗡嗡乱飞……
他是老舍，生于清末民初的浩劫之年，死于一九六六年，一个更大的浩劫之年。六十七年，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却也只是一个勤劳的、胆怯的、微笑着辛酸的，普通人的一生。
破落的旗人之家，母亲四十一岁上生了小儿子，他呱呱坠地，母亲却晕过去半夜——是老舍的大姐，把他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年半后，父亲去世，八国联军进了城，挨家挨户搜索财物。情知避不过，母亲索性拉着兄姐坐在墙根，敞开大门等候。鬼子进了门，先一刺刀把老黄狗刺死，然后大肆搜掠。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发现箱子下睡着小儿子。假如箱子不空，他已被压死；假如他哭了一声，也就是老黄狗的结局；假如时间太久，他就会闷死……还有谁写《骆驼祥子》、《离婚》给我们看呢？
父亲死了，家境落了，改朝换代的血光火焰满城燃起，身边的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二三，最小的才一岁半。可是母亲不慌也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为孩子们的衣食，母亲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服。双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但她作事却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每逢家中有客，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款待；姑母在家里鸡蛋里找骨头，母亲却只平和：“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气吗？”家里桌椅都是旧的，破桌面上却没有灰尘，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被细心地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从母亲那里，他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好客，以及软而硬的个性。他的泪会往心中落！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在亲友的资助下，老舍读完小学，他晓得他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他想读书。他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十元的保证金，让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而后带泪把他送出门去。她不辞辛劳，只要儿子有出息。当老舍由师范毕业，被派为小学校长，母亲与他都一夜不曾合眼。他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那时老舍的报酬是不错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而一份肉丝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沃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老舍后来说：“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但是“五四”运动爆发了。
他的心灵自此变了，敢于怀疑孔圣人！他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帝国主义使他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他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而最后，“五四”运动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新的思想，新的感情，还有新的语言。
他最爱母亲，时代却使他成为逆子。廿三岁那年，母亲偷偷为他订了婚，为了退婚，他与母亲着了很大的急，又请来三姐为他说情。廿七岁，他上了英国，母亲七十大寿的日子，他远在异域，母与子，隔着千山万水，眼里都含了泪。
去国半年，他开始想家，想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老舍说：“我想拿笔了。”
用钢笔写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上，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漓漓拉拉地写了一年，就这么简单，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那本写得不甚整齐的作文簿，现在还能找得到吗？
给同住的许地山看了，他笑得不亦乐乎，撺掇他寄到国内去，三个月后，《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老舍到中国饭店吃了顿“杂碎”，犒赏自己。然后是《赵子曰》、《二马》。
那时，老舍正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教，学生里，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十二岁。有的学生学语言，有的念书，有的要得学位，有的念元曲，有的是要往中国去先学几句中国话……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一个人一班，他便一天忙到晚；学院来者不拒，老师就得昆乱不挡。而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图书馆里写的，因为这里清静啊，抬头还可以看见一片空地，有些花木，象个小花园。十几年后，他仍然希望着“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他对人生其实要得极少极少，一个家，一个写作的地方，一些花草，一些小动物，便觉得人生再无遗憾。
他是勤谨的人。“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二千来字。”却又绝不精制滥造。他不肯轻易失信：只要答应了写稿子，他就必定写。曾有人向他约稿，他随写随放弃，最后走投无路，索性把几万字的碎字块给寄过去，证明自己不是不写，实在是写不出——他面面俱到，谁的心都怕伤，谁的面子都怕得罪。
他说他生命中有三次，他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出来；第二次是他的小女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他离家两三天，刚一回家，她便晃晃悠悠地走来，抱住爸爸的腿不放；而第三次，是在汉口，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开筹备会的那一天。
他是真正心甘情愿为国家“略尽绵薄之力”——只有在他身上，这才不是一句客套话。大后方重庆，梁实秋在写《雅舍小品》，张恨水在写《八十一春》，而他，写了一本一本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剧本：《四世同堂》、《火葬》、《国家至上》……
他也承认“抗战文艺，谈何容易”，他也说：“象《火葬》这样的东西，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我们却在这些垃圾作品里看到他一颗纯掣的赤子心。仿佛字字句句都在说：“对不起，我只是文人，我没法子扛抢打仗，可是，为了这个国家，我尽力了……”——他抱歉地、忧愁的笑容。
而后半生，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出于这原因吧。
一直以来，他爱中国，却又觉得它没指望，可是突然间，新天新地新人间了。他又一次欢喜得要掉泪，又象写抗战文艺一样，他以写作的方式来紧跟形式，来报效祖国。
政府整治龙须沟，他便赶紧写《龙须沟》；提倡妇女就业，他就拿出一本《女店员》；为了反映“三反五反”，他五易其稿，诚心诚意地捧给大家看，认真聆听每个人的七嘴八舌，然后修改得面目全非，第三稿，是个吓死人的五幕稿……到最后，他说：“里面一句我自己的话也没有了。”仍然是淡淡的，微微苦涩的笑，象沏过太多遍的茶，一无火气。
《茶馆》就是这么来的。起先只想写一本配合宣传宪法的戏，戏未整好，大形势已变，戏已就成了一迭废纸。却有一幕戏，令每个看过的人：导演、演员……都不能忘，他们建议老舍把这个故事写出一部独立的戏。老舍的回答在当时或许入情入理，却让后世的人愕然，他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茶馆》不是一部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戏，只是让人恻然、惨然、悯然，偶尔会有凄凉的笑，是大时代里小百姓里不能不承担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生太卑微，原是不能在舞台上轰轰烈烈出演的。
他曾享大名，冠盖满京华，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获得北京市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世事至此，已是一帆风顺，却在顷刻间，他的天塌了。
1966年，文革爆发。
他们是怎样折磨老舍？从大劫中苟活下来的文人们以只言片语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说不清多少红卫兵把六七十岁的老人揪上高台批
斗，在盛夏天气里，拿他的书点成火堆，逼他跪在火边，在他背上涂上浆糊，贴上大字报，往他脸上唾唾沫……
他是这样这样地爱国，可是，怎么没有人来爱他？他已经为国家倾尽所有，竭尽所能，为什么大家还要不相信他？他一心一意以为是新社会，再也不是人欺负人、人压迫人的时代，怎么还会有比法西斯更可怕的中国法西斯？他一生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可是那些抡起皮带，抽在他脸上身上的，是比他女儿还小的女红卫兵！
这是他全心全意爱的国？这是他全力支持拥护的大时代？这是他满心疼爱的下一代？这是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古国？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他的天塌了。
此生，还有什么可以眷恋？
有一部散失了的小说，他写的，叫《大明湖》，说的是一个受尽折磨的女子，终于跳进大明湖，那时，他并没有想过，会是自己，在太平湖边默默地坐了一下午，没有人看见，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走进湖里的……
他的尸体，在一天后才被捞了起来。
而湖边，粉蝴蝶、黄蝴蝶、白蝴蝶在飞……他的小说里，少有爱情的存在，这却是他最喜欢的，爱情发生的景致啊。
隔好久，才有一个好心的人为他搭上了一领苇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