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我的童年 发表于 2010-01-23 15:19:46

• 回 头 路 必 是 死 路
  方 寸 （序）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才是中国人民在一定意义上的真正翻身解放。之所以说是“一定意义”上，是我认为这是在一党 专制情况下最大程度、最大可能的翻身解放。整个国家的形态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与发展。毛泽东统治27年的梦魇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可是近来听到有一阵阵关于鼓 吹文革，怀念文革的鼓噪，我还是惊愕不已：天下还有如此昏聩的人吗？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很容易忘掉幸福、舒适的日子，却不会忘掉昔日 经历过的苦难。换句话说，顺心的日子易成过眼烟云，而苦难却会刻骨铭心！何也？这里面有个简单清晰的逻辑：俗话说，欲望无止境，但这也有个前提，欲望一定 是对幸福而言。因为人对美好幸福的生活欲望无止境，所以，眼下的、即时的幸福会很快被更远大的，更高水准的幸福的期待所取代，所遗忘。而人们对过去的苦难 煎熬的日子，就是希望它永远是唯一的，永远不要重复。所以人们对最苦难的一段记忆，一定会永久的铭刻在记忆的最深处！没齿不忘。而今天，太平日子不想过， 硬要倒回到那段人妖颠倒，是非颠倒的不堪回首的日子中去，岂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年轻人不辩是非，不知深浅倒也罢了，诺大年龄的“老同志”也带头起腻，难道 忘记了昔日的屈辱，尴尬，折磨？思来想去，觉得他们还是患了历史健忘症加老年痴呆症。而无论“老同志”还是年轻人，他们也许认为，把今日的社会生活方式加 上毛泽东思想统治方式会更好！他们思维混乱之处恰在于没有认识到：毛思想与今天的生活方式是根本无法相容的，换句话说，有了毛思想的统治，就没有今天百姓 的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倒回到毛时代，中国就是今日朝鲜的放大版；倒回到毛时代，中国就是十几年前阿富汗塔利班的易地重建！如此的毛骨悚然还不能使那些人 猛醒？我希望这些人不要用昔日的概念、口号自我陶醉、手淫，而是要认真的用事实对比，分析。请问，我们在那些口号概念里生活了几十年，被欺骗了几十年，还 没够吗？不言而喻，今日中国有许多阴暗面，有些还很严重，但这恰是我们的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许有人要说：即使回到毛时代，现在 丰富的物质生活也不会缩水吧？我基本同意，但我要说：今日毛左派要复辟的逻辑前提首先是恢复个人崇拜，再塑神龛，而有了这一条，中国真的将国无宁日，家无 宁日！因为只要有了个人崇拜，掌权者即可随心所欲的打倒任何另类，少数毛左们就是怀着这样龌龊的心理忽悠小百姓以售其奸，（极少数昔日的既得利益者已经露 出了杀机！）。那时必将重演冤狱遍地、噤若寒蝉的凋零景象！今日中国相对宽松的环境将迅疾荡然无存！每一个脑子还没有失忆的过来人，脊梁骨有无阵阵凉气？ 也会有人用对比来证明毛时代好于今天，但我要提醒各位：对比要用事实，最好是亲历的事实，而决不能用口号、概念！更不能用毛时代两报一刊社论的话语！因为 那个时代的社论话语是把百姓当作小儿、弱智来哄骗的，今天再用，不但贻笑大方，也辱没了引用者自己的智商！
  ……
  下面，我将断断续续奉上我个人的一点经历，以期抛砖引玉，献丑了。
  
  2010年元月7日
  
  （一）    我 的 童 年
  
  我是1956年生人，今年已经54岁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童年大多不幸。而我的童年更甚，因为在我最早的、最初的记忆中，童年就是从5岁挨饿开始的。
  
  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那年我5岁。刚刚开始记事的我就在脑海里留下了最恐怖的、永远的梦魇。那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每天饿得哭两 次，上午大约十点多一次，下午四点多一次。脑海里留存在最深处的一个画面就是我把头仰在床沿上，左右摇晃着双手和身体，其实到了真饿极了也哭不出多大响动 来，仅是干嚎和哼哼，嘴里永远是嘟囔：我饿，我饿-----却没有想具体吃什麽的要求，因为只要能吃到嘴就行。可是，家里就是什麽能吃的也没有！已经记不 清何时，比我大六岁的大哥协助父亲，做了一杆秤：称粮食的秤。于是，母亲每天做饭时就用这杆秤按计划秤出粮食来，以保证每月的粮食能吃到24号（这是北京 市规定的，可以购买下个月的粮食的日子）。每次饭做好了，母亲就按人头儿分份，当然首先要确保父亲吃饱，但是，每当父亲看到我们兄弟三人期待的目光，就总 是把他手里那份（他不忍心吃太快）再分给我们一些。我还记得，每次父亲总要多给我分一两口，因为我在姐弟四人中最小……
  
  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泪眼模糊……多少年了，我曾多次提起过五岁挨饿的事情，却从未向任何人说过此细节。只是在2006年11月的一天，87岁的父亲突发脑 溢血住进了医院，当晚，我劝走了哥姐，独自陪父亲，望着病床上喘气粗重，神志模糊的父亲，我忽然意识到，我与父亲分别的日子…..也许不远了，……悲从中 来，我脑海里忽然浮现了那幅不愿轻易触及的画面：父亲手里的菜窝头依次分给我们弟兄仨，在掰给我时总特意把大拇指往里缩一下，以便给我多掰下一口……，想 到此，我已是累流满面！
  
  常提那事，也就有人常问我：你在北京，也挨饿？我回答说：北京怎麽了？粮食定量也是多一两也没有。做饭用秤称，吃饭按人分份，你多吃一口，别人就要少吃一 口！父亲是个身高1.78m，身材魁梧的大个子。由于从事会计，财务工作，身份算干部，因之自从困难开始后，便被一次次动员“主动降低”粮食定量，如此， 经过几次“主动”后，父亲的粮食定量已经和一个中学生所差无几。
  
  后来，父亲在回忆往事时总说：那时你们弟兄仨被饿得……刷锅洗碗是争着去的，不用催，就是为了能从碗、锅上打扫出一点米粒，剩菜。其实这样的机会也几乎等于零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会让碗里留下任何一点吃食。
  
  还记得，冬天的呼啸北风吹打得呼哨作响，迷迷糊糊里觉到母亲已经起床了。她常和约好的伙伴到十几里外的农村地里捡拾农民丢弃的箩卜，菜叶，做饭时掺在窝头 里或包菜团子。那时小葱的葱根是舍不得扔的，也掺在窝头里蒸着吃了。我家的东面有一片小树林，大约有二三十棵不大不小的树。自从粮食开始紧张，就不断有人 捋树芽、树叶，后来，我们兄弟也参加了。所以至今我还能说出好几种树叶的口味优劣：比如，稍好吃点（当然是相对而言）是榆树叶，熬粥时掺进去，粥就变得很 粘稠，粥的量似乎都增加了，蒸窝头时掺些也比其他树叶好咽；其次稍好下咽的是柳树芽，也就是在诗词里被称为“鹅黄”的玩意，可是它有苦涩味。用开水焯过 后，还必须用凉水拔两三天才能吃，放些盐醋拌着吃；最难吃的是扬树叶，扎忽忽的，扎嘴扎胃，就是用开水焯再用凉水拔都难吃……等熬过了那段日子后才发现， 小树林的树竟然死了好些棵。
  
  说也奇怪，人对不好的事情的厌恶也有连锁反应。为了让我和二哥吃饱饭，母亲咬咬牙把我俩送进了托儿所。因为收费高，母亲要仔细计划才能基本满足捉襟见肘的 生活。托儿所在一座旧别墅里，(其主人是这里的总工程师，曾留学德国的技术专家。不幸，“镇反”时被当作“反革命”、“大把头”而枪毙。)这别墅是个大方 院子，至少有十三、四间房子。至今我也清楚记得院子里的石榴树和蜀葵，每个房间都是红色木地板，有壁橱。即便如此，我还是哭闹着不肯去。第一天是姐姐背着 我去的，我边哭边去抓姐姐的脸，已示抗议。走到托儿所门前时，无意间瞥见一辆熬沥青的小车停在大门不远处，刺鼻的沥青味从此成了我永远的梦魇。几十年了， 只要闻到沥青味，我就会想起儿时的托儿所，想起为吃饱饭而带来的恐怖，有时竟会连续几个小时心绪不佳。而托儿所的饭食确实不错，也是当时条件下为了孩子能 少挨饿政府所能尽的最大可能。
  
  冬去春来，情况有所好转后的一天，母亲特意用那杆秤称了整整一斤面，专门给父亲做了一顿打卤面，整整一斤面条被父亲吃下后，母亲问：饱了吗？父亲问：还有吗？……
  
  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常把这事讲给我们弟兄听，我们也一笑而已。可是今天写到这里，我却一阵阵鼻酸……
  
  2010年1月11日
  
  
  (二)  我 上 学 了
  
  1963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
  
  说起上学读书，真是惭愧，因为正规稳定的读书生活，我只享受了三年，就被文革打破了，摧毁了。三年级、十岁左右的孩子，就开始在初夏时节的批三家村，批邓拓等风雨中、在父母脸上看到了惊恐的表情……。那年的暑期快结束时，忽然通知不开学了，延期。
  
  记不得过了多久，当被通知到校后，才知道不是开学典礼，而是批斗我的班主任宗老师。一块木牌子上有打着叉子的“现行反革命”。宗老师是个腿有残疾的中年男 老师，平时对我们很好，他皮肤白皙，喜欢抽雪茄烟。这时他被推搡拖拽到一张桌子上站着，我们班被作为受害者列队站在最近地方。让我们这些十岁大小的孩子批 斗自己的班主任老师，我们的心里没有恨，只有恐怖。我看到宗老师低着的头上汗珠流下来，听着周围高呼的口号，我似乎还不明白为何因为一个“反革命”就给老 师这样的羞辱。批斗会很乱，也听不清发言者说的是什麽，偶尔听到有的人提起宗老师给我们讲过的故事，象“一个鸡蛋的家当”等，现在都成了罪状，成了“替三 家村招魂”。还记得不断有同学被其他老师抱到桌子上发言，哪里是发言，纯粹是瞎嘟囔。却清楚记住了散会时，代体育课的王老师，一个皮肤黑黑的，体格粗壮的 年轻老师，他原在一条板凳上站着呼喊口号，这时，他一个箭步扑上去，一把就把宗老师从桌子上拖下来，拖到地上，推搡着押到一间临时库房去关押。那个狂暴快 速的情景惊呆了我，我只记得心里一咯噔：哎呀，宗老师那伤腿……王老师那一个迅疾，充满仇恨的动作也长久的留在我脑海里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这个体 育王老师，我就有一种恐怖与厌恶交织的情绪……
  
  就这样，大约有两年时间基本不去学校，只是有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了，我们才到校组织游行，开大会庆祝。大约是68年，为了迎接“九大”，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
  
  1969年我升入初中。而中学的一件事更加触动了我，使我耿耿于怀，至今难忘。
  
  那大约是发生在1970年左右的一天，我班里一个淘气出奇的同学王，在打闹时将一小团泥巴抛在距毛泽东画像不到一尺的墙上，顿时，他被吓得脸色刷白，僵在 那里，不敢动，也不敢说话，时间仿佛也僵住了，尽管只有短短几秒钟------因为他家离我家不远，听大人们说过，他的父亲过去曾是国民党员并因此在挨整 ------几秒钟过后，突然有人大喊：王xx，你他妈的敢往主席像上扔泥团，你不想活啦？，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这王同学一反常态，乖的，顺的，象 只任人宰割的羊羔。幸好，无人提及他父亲的过去，否则，诅咒漫骂升级是难免的。
  
  这件事，许多同学都不记得了，我却牢牢记住了，并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加深对这件事的理解……一个顽劣，土匪一般的同学，就这样瞬间就被一张纸吓成了一只乖巧 的绵羊：那不就是一张纸吗？但实话说，这都是我后来的想法。当时？当时我没有，但当时我记住了这件事，记住了看似小事背后的凶险。
  2010.1.14
  
  
  （三）我的姥爷，一个真实的地主
  
  已经记不清姥爷是什麽时候来我家的了，却还依稀记得，姥爷和哥哥姐姐一起淘洗树叶；用开水焯，用凉水拔的情景 。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似乎总是一个形象：戴一个小瓜皮帽，嘴角两缕不长的胡子，清癯消瘦的脸颊，裤脚总是扎着绑腿。姥爷似乎总也不闲着，总是有干不完的事 情。困难时期，姥爷在房前屋后，所有能种庄稼的地方都撒下种子，期盼着能有所收获。我还记得，姥爷在侍弄土地时几乎是扑在地上，把那些细小的石头都捡出 来……
  
  当然记忆最深刻的，也是我们弟兄在成年后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后，母亲每周星期天总要改善一下生活，或做顿炸酱面，或打卤面，或包饺子，这 些，姥爷也都默默接受了，可是如果连续两天吃“好的”，姥爷一准会和母亲争吵：怎麽？又吃好的，还过不过啦？。说到这里，我们弟兄都会说：咱姥爷这地主当 的，真冤枉！
  
  可是，姥爷确实是地主，又是一个真实的地主，惟独与几十年来教科书上诅咒诽谤的地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听父亲讲，姥爷年轻时家里已经有近百亩地，有大车，雇长工，开油坊，还开了钱庄，发行自己的钞票。看着我们惊愕的样子，父亲说，那也没什麽，在二十年代的 冀中平原的县城，家里若有二、三万银圆的家底，都可以在县城的商会申请，用自家全部家底做抵押，获准后即可在省城印制自己的钞票，在县城和周边县流通。姥 爷家的钱庄发行的票子就叫“义顺公”，在周边几个县都很有信誉。我们弟兄都不便在母亲面前问这问那，在父亲面前就无恐了，记得好象是二哥问过父亲：咱家也 象电影里那样克扣长工，不给他们饱饭吃吗？父亲说，全不是那样。那时的地主，都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面子，若是不给长工吃饱饭，那在同行里就被人看不起，你 在有钱人人群里，说话就没分量！说你人品不行，而一旦被人说成“人品不行”，你也就彻底没有了“人缘”，那可是很丢人的事！二哥又问：咱家都给长工吃什麽 样的饭呢？父亲说，咱老家那里，棒子面（河北人，北京人都把玉米叫棒子）窝头，小米粥，咸菜是最家常的饭，你姥爷一年到头都吃这个，别看他是地主。可是给 长工的饭，每个月必须的三天细粮，也就是逢五细粮：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天是铁定的细粮，哪些细粮呢？馒头，小米粥，白菜肉粉条豆腐，这是冬天大白 菜季节的，其他季节，有什麽青菜就是什麽青菜，一定有肉。周边的也有些小地主，不给长工细粮吃，那是很被人看不起的。总之那时的舆论就是：雇得起长工，就 得按老规矩，逢五细粮；雇不起就别雇，免得丢人现眼的。而那时的长工也有一些选择的自由，他们在一起也对比：谁家东家人好，心善，吃的好等等。所以你姥爷 家里总有来打探消息的：东家，雇人吗？因为你姥爷人心眼好，心善，所以，土改时尽管被分了家产，可是没有人难为你姥爷，更没有恶意的批斗呀等等。
  
  这就是我的姥爷，一个在困难时期，在我们家周围种“小片地”最多的老人。只有在姥爷嘴中，我们能依稀听到上面政策的变化不定：今天通知可以开荒种地，以解 决粮食不足；才过几天，政策又变了，不准开荒种地，助长资本主义苗子，所种的庄稼一律不准收割------依稀记得姥爷的叹息，姥爷眼中的湿润无奈的泪 光，却听不到姥爷的不满，更忘不了，姥爷领着我，在那些一小片一小片的地边徘徊，眼望着明明是自己劳动的果实，却被告之不准收获，还能记得姥爷恋恋不舍的 脚步，蹒跚的流连……
  
  这就是我的姥爷，一个标准的农民……
  
  成年后，在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批判文章，还有就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廉与瞿的谈话。也许是姥爷在我心中的形象太深刻；也许是 我对数十年教科书对地主的批判否定的质疑太深刻，瞿秋白的话今天已全部忘掉，反而是宋希廉的话至今铭记难忘。宋在劝降瞿秋白时说：（大意）……中国的地 主，大多是中小地主，大都是几辈人勤俭操劳积攒的家业，你们对这些人搞土地革命，搞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所以孙中山先生不赞成阶级斗争，是有道 理的。我想，之所以忘掉了瞿秋白的话，完全是因为他的话都是引用马克思列宁的教条，空洞说教，言辞偏激，所以根本记不住。
  
  1966年，文革前夕，母亲害怕姥爷的出身招来麻烦，便把姥爷送回了老家，由老家亲人照顾。
  
  1974年，我已经工作了两年多，在外地培训。趁一次回家探亲时，我又详细问起了姥爷的情况，想起姥爷对我的好处多多，想给姥爷寄点钱，母亲高兴的鼓励 我。于是，回到培训地，我就开始计算开支，把学徒期间发的衣服费节省下来。那时，邮局寄钱寄五元的不希奇，可我觉得五元怎麽也拿不出手，于是咬咬牙，给姥 爷寄去了十元钱。钱寄走后，我连在厂俱乐部看电影的五分钱门票钱都拿不出来了，可是心里还是踏实的。姥爷收到钱后高兴得无以复加，逢人便说，我花到我外孙 给我的钱了…..
  
  大约一年多后，姥爷无疾而终，享年85岁。
  2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