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中国职业足球需要一次休克疗法(南方都市报 2010-1-23)

莫之许专栏:中国职业足球需要一次休克疗法

    ■天下论坛之莫之许专栏

    从传说南勇失踪到被确认接受调查，仅仅一天时间，很快，国家体育总局免去了南勇与杨一民在中国足协的一切职务，据信，两人应已被执法机关控制。这表明，由赌球引发的反黑风暴，最终波及到了中国足球的最高层，然而，如果我们回想职业足球这10多年来的历程，却会发现，足坛乱象其实是由最高层开始的。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里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中国职业足球之乱，也是自上作起。

    由专业足球而职业足球，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通过职业联赛这一平台，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给多方带来共赢局面：球迷看到了激烈精彩的比赛，运动员获得了高额的收入、商家有了传播力强大的广告平台，而投资人也找到了看似前景远大的投资领域。职业足球初起的几年，可谓一片蓬勃，1998年，推行职业足球届满五周年，国际管理集团(IM G)仍高度看好这一市场的发展，为了续约，一举将承包金提高了十倍，达到一亿元人民币，就是明证。然而，在经历了概念引入阶段的粗放式发展阶段后，职业足球的市场价值需要更精心的培育，需要一个能够让参与各方的责权利平衡的规则体系，以及能将包括球迷、专业人士和媒体等利益各方一并引入，以保证这一规则体系有效运行的制衡机制。因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依赖于规则，而后者依赖于指令，要想职业足球能够进一步发展，中国足协以及整个足球管理体系也都需要相应的改革。

    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面前，中国足协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改革的推进，始终顽固地把持权力，拒绝制定有效的规则。而中国足协之所以有如此之“胆气”，离不开现有管理体制的支持。在现行体制下，中国足协的权力来自于主管部门的授予，而非职业足球参与各方的托付。这一体制的缺陷被中国足协加以利用，以实现自己利益和权力的最大化。一方面是向上讨好，为了主管部门的政绩需求，而漠视市场培育，如在2002年，为备战世界杯，足协竟然推出“只降不升”政策，直接影响到该年联赛直播，冠名商百事随即以违约为由与IM G解约，重挫职业足球市场的大好前景；在另一方面，则是向下展现权力行使者的傲慢，在现行体制下，中国足协只单方面对上负责，因此，参与和利益相关各方与中国足协之间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机制，足协在面对其他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时更加展现出权力的骄狂，无论是球迷的陈情，还是媒体的监督，一概轻忽，即使是对出钱参与的职业俱乐部，也是一推再推。闹到最后，只能是“用脚投票”：球迷空出看台，媒体空出版面(CCTV就曾一度拒绝转播联赛)、俱乐部则要么撤资，要么一退了之。一度红火的职业足球就这样迅速地沉沦到了连冠名权都“裸奔”的境地。

    最近几个月，打击操纵比赛和赌球违法犯罪行为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力，可在笔者看来，操纵比赛的盛行其实反映了职业足球的规则体系出了问题，反映了职业足球缺乏某种内在纠错机制。任何市场都由消费者、产品提供者和监督者一并构成，外围尚有专业人士和媒体的约束，非法行为的猖獗不应只归咎于个人道德的沦丧，而需要寻找制度的原因。中国职业足球落到今天的境地，并非职业足球或市场化本身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市场化放大了人们的贪婪或腐化了人们的道德，而是因为陈旧的管理体制无法适应新的现实。造成职业足球市场最终走向衰落的联赛赛制紊乱、俱乐部经营失败和假球黑哨不能及时惩治，无不源于中国足协只对上负责，从而缺乏即时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在足协最高层也被绳之以法的今天，更应该反思职业足球的整个管理体制，而不能头疼医头。在我看来，中国职业足球需要的是一次休克疗法，全面检讨职业足球的管理体制，而不能仅仅指望一场整风运动。

    (作者系北京学者)

    国家体育总局昨日召开新闻通气会，副局长崔大林正式宣布，原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担任足管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同时免去南勇与杨一民在中国足协的所有职务(1月22日新华网)。

    南勇等诚然是“大鱼”，但其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鱼或者说更多类似于南勇这样的大鱼呢？现在恐怕还很难轻易下结论，而从中国足球长期以来“没有最乱只有更乱”、每每出人意表的癫狂病相来看，即便是再牵出更大更多的鱼，实在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之事。而且，从整个国家的反腐状况来看，身为正厅级官员的南勇，在足球圈内固然是很大的鱼，但放在更广阔的官场，其实也并没有多大——— 如统计显示，去年一年全国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7人。

    从腐败根源上考察，中国足球所以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要害在于“大鱼”“小鱼”们所寄寓的中国足球这潭“水”，也即维系中国足球运转的体制早就出了问题。套用一句环保用语来表述就是，这潭中国足球体制之“水”，早已是“失去水体功能“不适合生存所需”的“劣五类”污水。

    这一“污水”之劣，劣就劣在其体制身份、秩序的混淆、错乱：所谓的“中国足协”事实上是个“官、民、商”等多重身份、秩序高度混杂不清的怪胎。它既是政府管理部门、公职机关的一部分，属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同时又具有形式上的“民间”性质，属于行业性社会自治团体；此外，在足球高度市场化、产业化的背景下，它事实上又深度涉足于商业利益之中，如它是中超公司的大股东、实际老板。如此“官民商”一体的足球体制、劣质生态，若想得到市场运营的有序、行业监管的公正、权利于权力的制衡，岂非咄咄怪事，而从中滋养出南勇这样的大鱼、小鱼，又何足为怪？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勇等“鱼”，其实既是危害者，同时未尝不是受害者。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