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和尤努斯——诺贝尔之痛

2006的诺贝尔已经尘埃落定，就如同往年一样，在各类媒体的百般滋味中尘埃落定。
我不是学者，不是专家，只是一个整天喜欢胡思乱想的学生，诺贝尔对于我，并不意味着世界人文科技的尖端理念，我的眼中只有一个个陌生名字背后的故事和陌生故事背后的问题。
早先年互联网不普及，关于诺贝尔的文字只能从零星的几本杂志上获得，那对于它没有过多的感慨，因为乏味的寥寥文字只不过在不断重复着几个这样的词汇：出生，家庭，贫困，艰苦，勤奋，专研，出国，华裔，坚持，成功……唯一不同的是故事的主人公和专研的领域。这些年来上网的人多了，所以事情发生了一点变化，我越发感觉媒体乃至国人对待诺贝尔的态度似乎有点：“舆论上藐视它，精神上重视它。”
我是学文的，尽管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但那些深奥的物理化学还是拒之我于门外，所以还是谈谈和平奖比较好，毕竟人家也是新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主题之一吗！今年的这个奖项给了孟加拉的一位经济学家，外号叫做“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博士，至于获奖原因我就不多说了，想必大家已经听说了，没听说的快去搜索一下，不要以为这是一位维吾尔族的华裔人士！
尽管他不是一位维吾尔族的经济学家，但我们却有一位汉族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他的贡献就形式而言与尤努斯如出一辙，唯一差的就是规模，而这一点遗憾罪不在茅老先生！
茅先生出生于1929年，今年已经77岁了，他的父亲小有名气，是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而他的伯父则大有名气，是桥梁专家茅以升。
茅先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火车司机，后来在46岁时开始学习经济学，最终成为全国闻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社科院美国所的10年是自己进步很大的10年，命运就是如此这般捉弄人。
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同年5月，茅于轼的夫人赵燕玲向“希望工程”捐款200元。3个月后，老俩口收到了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一个孩子的来信。经济学家从这封信的背后看到经济问题：当地农民在上学、治病、发展生产方面面临相当大的资金缺口。于是茅于轼决定以这个黄河畔的小山村为试点，开始向农民提供小额资金贷款，而这个创举与尤努斯的做为别无二样，差别只在于尤努斯的运作模式是正规的银行，而我们茅老先生“经营”的只能是一个扶贫基金，因为我们不允许私人开办银行。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扶贫基金，却被某些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非法集资，他们下达通知，要取消这个扶贫基金。
虽然遇到政策上的阻碍，但茅于轼说现在基金仍然存在，并且想把它扩大。"改革20多年，就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不合理的地方就要不断地突破它，没有这种精神，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茅于轼非常坚信这一点。
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的执行过程中，茅于轼意识到：仅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太差，不适于人类居住。根本的办法是让他们到城市来。而中国的家政服务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城里人不愿意做，所以比较适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填补空缺。因此茅老先生认为可以创办一个家政服务类的学校，通过培训让那些生活拮据的农民开创新的温饱路，原本校址都选好了，但当地主管部门不批。后来他们不得不把学校的地址选在了北京的郊区，茅于轼做为投资最多的股东，本来法人代表应由他来担任，可北京有关部门的规定是，法人必须有北京户口，年龄不超过70岁，虽然茅于轼有北京户口，但他年龄已超过70，于是茅于轼不能成为这所学校的法人。茅于轼认为这种规定极其不合理，它阻碍一个企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事。当年桑德斯上校在六十五岁时创办了肯德基，幸亏他老人家出生在美国，如果出生在中国，或许我们今天就看不见那个笑容可掬的老人头了，倒不是年龄问题，因为他没有华盛顿户口！
2005年4、5月间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活动，我当时去了一趟北京的中关村，的确看到所有的日货都下架了，不过只要我一问，卖主就会说：“你要什么日本货，我去库里拿，很快的！”后来茅于轼在一次演讲中说了一句“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而此语还入选了“2005年中国十大‘砖’家经典语录”，不过在论坛中，很多网友认为茅老先生的话很实际也很中肯，这其中包括我。
尤努斯博士的银行的贷还待率为99.02%，茅老先生的扶贫基金的偿还率也大抵如此，国内还有一个叫张维迎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自问自答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资本在支配劳动而不是劳动在支配资本？这是因为富人总比穷人讲信用。”其实有时，穷人也挺讲信用的，他们至少没给尤博士的银行和茅先生的基金带来大量的呆账，坏账。
2006-10-25 10:38:06　来源:光明网